中國電影走出去，從這裏開始_風聞

《“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在2035年建設電影強國的目標，而電影強國的內涵，除了國內電影與市場的不斷繁榮之外，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也是重要維度之一。

《規劃》中明確提到，要提升國際影響力，需要從“用電影講好中國故事”、“拓展國際發行網絡”、“深化國際交流合作”三個方面入手。而這三點，也正是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強國產業論壇的主要話題，來自中外的資深從業者共聚一堂，分析了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現狀，也為未來的發展道路出謀劃策。

一個案例與三步機制

如今談及中國電影“走出去”，《流浪地球2》勢必是繞不開的重要案例。影片實現了全球同步上映，據貓眼專業版顯示，目前《流浪地球2》在北美票房突破500萬美元，全球除內地市場外總票房達1400萬美元。

全球同步上映的方式在許多外片登陸國內市場時很常見，但對於國產片在海外市場來説，目前仍是相對罕見的宣發策略，談及原因，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傅若清表示，“像功夫片、科幻片是對於未來遐想的故事核，所以它在海外產生共鳴的先決條件會比一般的影片強一些。它不像喜劇片，沒有和本土文化有太緊密的關聯。”

聽上去輕鬆，但在上映時國際航班都還沒有開通幾條的情況下，用20幾天的時間完成拷貝的傳輸、宣發人員的投入等工作，壓力是比以往的全球同步上映還要更大的。所幸投入換來了應有的回報，傅若清提到，影片第一週在北美、澳新、英國等相對比較排斥華語片的成熟市場，拿下了超出預期的表現。

究其原因，傅若清認為，海外發行團隊的專業度是關鍵，“這次發行沒有按照以往請一些海外華人、同胞們，或者他們的宣傳公司，我們這次都是選擇的海外專業發行公司。專業的發行公司無論在宣傳、排片、佈局上都比較張弛有度，所以在一個月以後都還有相應的場次能夠看到《流浪地球2》。”

《流浪地球2》的成功固然值得欣喜，但單靠一部影片的成功難談中國電影整體的對外輸出，何況《流浪地球2》本身在各方面都是一個難以對標的頭部項目。要讓更多中國電影走向國際市場，需要建立起全面而有效的市場機制。

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創始人兼總經理於冬提出了“三步走”的建議。

第一步是培養國際買家，讓全球電影買家到中國的電影節展來挑選國產片。於冬舉例道，“參考韓國電影的崛起之路，韓國曾經在釜山電影節把全球買家請來，甚至便宜到一萬美金十部片拿走。等到買家回去賺錢之後，變成一個有意思的生意，他又來了，然後再逐漸漲價。”第二步是推動國際合拍，通過共同出資、共同拿出自己的市場發行能力，來捆綁利益。第三步則是要打造成熟的國際檔期，這是真正融入世界市場最重要的部分。於冬認為，目前春節檔已經具備了全球同步的能力，就像好萊塢打造的聖誕檔、暑期檔一樣，每年到這個時候都有全球競爭的電影，“因為2月份這時候實際上是全球相對比較弱的檔期，但是對於海外七千萬華人來講是全球同步看到中國大片的機會。”

“三步走”的規劃，實際上是對好萊塢等成熟電影市場的學習經驗。導演陸川就曾與迪士尼合作過一部動物題材的紀錄片《我們誕生在中國》，該片以國內野生動物的視角，講述了幾段擬人化的故事。陸川提到，在合作過程中深切感受到好萊塢電影製作的工業流程與國內的差異，“籤合同之前，他們就已經把發行日期定了。合同裏面會寫明要求，比如前採6個月，拍攝18個月，後期10個月。我當時覺得挺恐怖的，當你籤這麼一份合同的時候三年半就沒了。”

最終，《我們誕生在中國》就在合同上約定好的時間如期上映了，並且迪士尼的線下店、屏幕都在滾動播放，在休斯頓的墨西哥、西班牙裔社區，陸川看到學校校車帶着孩子一車一車地進電影院，家長也跟着一塊看。

這是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和發行體系帶來的優勢，讓製片週期、發行檔期、版權收益等所有流程都有統一規劃。據陸川透露，該片最終在全球市場的票房達到了3300萬美元。儘管目前中國電影距離成熟的工業體系還有很遙遠的距離，但至少可以通過借鑑海外市場過去的發展道路，以分步走的方式逐步靠攏。

內在價值是電影精神

《我們誕生在中國》以野生動物為主角講故事，自然削減了文化隔閡所帶來的接受門檻，而到了屬於人類形象的故事片領域，中外電影的交流實際上經歷了漫長的變遷。

比如，屢次在好萊塢大片中有過出演的經歷的李冰冰就提到一個問題——很多西方電影在過去一些時間裏，對亞洲人的形象是模糊的、分不清楚的，“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他們覺得都是一個樣子。”

不止是人物形象層面，文化層面的共性也讓西方觀眾難以分明，東京國際電影節主席，前資深外交官安藤裕康指出，中日韓文化雖各有不同，但東亞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其實都受到儒教、佛教非常深的文化傳承影響。這種影響賦予了東亞獨特的文化意識和美學意識，這和歐美或者伊斯蘭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也造就了東亞電影獨特的價值感。

所幸隨着中國電影佳作不斷湧現，東亞各國之間的差異性也愈發明晰。德國導演、編劇弗洛裏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爾克表示，“從我評選了很多外語片獎項的經歷來看，我認為現在中國電影已經在國際聲譽上處在一個制高點了。事實上，中國已經能夠堅持去建立自己的電影架構，讓人們遵循自己的質量標準。”

某種程度上，多納斯馬爾克甚至對中國導演的創作狀態表達了羨慕。陸川半開玩笑地提到，他希望有機會能拍《加勒比海盜》，但在多納斯馬爾克看來，如果有一天陸川真的拍了《加勒比海盜》，“可能你的享受度會低於現在你所做的事情的享受度。”原因在於，像中國電影集團這樣由政府大筆投入以支持電影的公司，在世界範圍內是相當少見的，且國內拍攝電影的預算也是非常高的。

在於冬看來，這恰恰也是目前中國電影需要改變的部分，“其實我們更多的畫面跟鏡頭不能是拿錢砸出來的，我們應該更關注的是人文表達，這是寫中國人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的前提，藝術手法、技術手段都應該輔助於人物塑造和故事講述方式。”

這也是安樂影片有限公司總裁江志強的核心主張，過去曾將《卧虎藏龍》帶到世界電影市場觀眾面前的他認為，不論是給任何國家任何市場的觀眾欣賞，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把劇本寫好，“我拍電影從來都是相信劇本的，當我們把劇本弄好了，我覺得好電影的一半已經出來了。這個時代好的一點在於，現在所有電影劇本都能在網上找到，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很好的製片人。”

對故事本身的投入，自然是電影創作矢志不渝的方向，但面對跨文化交流的語境，仍然有許多細節值得創作者親身躬行。

比如作為演員對於另一門語言的掌握，很大程度上也是塑造角色的必需品。“電影想讓你説什麼語言的時候，你就得有能力配合説出這個語言。比如2009年拍的《風聲》，黃曉明老師在裏面演的角色就要説日語，他也很重視，背了很久很久，因為這個演員只允許他説日語。”李冰冰提到。

只有演員下功夫還不夠，跨文化觀眾欣賞時勢必面臨翻譯的問題，在陸川看來，如果沒有細緻做好翻譯工作的話，基本50%以上的演員表演和劇情表達就全部損失掉了，“我覺得這塊真的需要建立標準。在做《南京南京》的時候，我本來自認為英語還行，結果請了一個純粹的英國製片人，第一版翻譯被他批駁的一塌糊塗，後來花了兩個半月做英文字幕翻譯，學到了很多。”

但翻譯與表演終歸是“術”的層面，陸川認為“道”的層面或許是更加值得重視的，“其實電影傳播有一種更重要的東西，是它的精神。這種精神實際上是一直在鼓勵着各個國家的電影人，讓電影成為電影，讓電影成為獨立的文化。我覺得當我們要把中國故事講出去的時候，其實我們可能也是在自己的電影中要更多地保有這樣一種電影精神。”

正是這樣的一種電影精神，為中國電影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真正的辨識度，也是打動所有潛在海外受眾的真正依靠。“走出去”的道路上既需要建立完善的機制，也需要回歸創作的本質，讓全人類共通的價值與情感得以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