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什麼是幸福？——也談監護人制度_風聞

“外交官説事兒”公眾號最近刊出了外交子弟孟小五的系列回憶，其中一篇（點擊閲讀：《監護人制度》）提到我父親徐晃出國工作時，我家兄弟姐妹的監護人是新聞司司長龔澎阿姨，的確如此。但他沒提到的接替龔澎阿姨的是當年新聞司的年輕人馬毓真！我們親切地叫他小馬叔叔，一直到現在！

◇ 姐妹看望馬毓真夫婦

這話還得從頭説起。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無量大人衚衕6號，這個七進四合院原本是梅蘭芳大師的前故居，解放後成為外交部宿舍。我家鄰居有喬冠華和龔澎阿姨家、開國中將大使袁仲賢家、和平解放長沙的功臣周竹安大使家，以及黃華、章文晉等外交部幹部的家庭。

父親和龔澎阿姨既是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老戰友，又是新聞司正副司長搭檔，還是外交部兩處宿舍大院的鄰居。我三姐小時候長得特別漂亮可愛，被龔澎阿姨認作乾女兒。因此，父母出國工作，龔澎阿姨就義不容辭承擔起監護人的職責了！

◇ 在外交部西郊幼兒園的徐小五（左）和徐曉紅

我家的情況屬於孟文分類的第一、第二類的混搭：既有同事監護人，也有親戚照看。我母親朱曉林從四川老家請來我們的舅媽照看家務，龔澎阿姨則負責我們的各科學業和健康成長。龔澎阿姨經常向我大姐瞭解情況，問寒問暖並提出建議，真是關懷備至！

至於外交部總務司福利科撥款的事情，因為我那會兒太小，一點也不瞭解。但我知道，我們作為新中國最早的留守兒童，感到了組織上的關心，黨的温暖。我們不愁衣食住行，但都勤儉節約，能吃苦耐勞。

我們五個兄弟姐妹都在創建於抗戰時期延安的北京育才學校住校，週六中午回家，週日晚上返校。當年坐過一種人力三輪八座兒童車，也常坐6路無軌電車，還學雷鋒做好事，去該車總站幫忙擦過車。有的週日，我和曉紅姐選擇徒步，省下9分錢的車費，可以買份《北京晚報》，還能買點前門大街的名吃，比如江米碗。

作為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穿越東城區、崇文區再到宣武區，返回天壇附近的育才學校，需要一個多小時！累了，我們就坐在路邊歇一會兒。難怪曉紅姐在參軍後的野營拉練中，一天走100裏都不叫苦不叫累呢！在育才學校，我們也都自覺遵守紀律，專心致志，努力學習，做到了“德智體全面發展”！

後來，龔澎阿姨工作實在太忙了，就派新聞司年輕幹部馬毓真叔叔來當我們的監護人了。記得他當年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很會逗我們這些小孩開心快樂！他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車長期放在我家，讓我們幾個從小就都學會了騎自行車！

◇ 齊懷遠叔叔在東德使館工作時，回國休假給我們拍的照片。

有一年的冬天，和我父親同在一個使館工作的齊懷遠叔叔（後任副外長）回國休假時來看望我們。他特意給我們姐妹拍了幾張合影，背景選的是6號院上院龔澎阿姨她家住的小洋樓，照片印出兩套，一套送給我們，一套帶給我們的父母！感謝齊叔叔的高超攝影技術，60年代初期的我們笑容滿面啊！

多少年過去了，令我們特別感動的是，喬部長和龔澎阿姨的兒子、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宗淮大哥和小馬叔叔（後任中國駐英大使和駐港特派員）出訪海外時，都特地來看望在國際組織工作的我們，並暢談今昔，問長問短。宗淮大哥還和我們一起欣賞了一場芭蕾舞演出。他們對我們從幼年時期的關心一直延續着。

前些年，我們的母親仙逝，小馬叔叔、宗淮和松都兄妹倆都來參加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告別儀式。松都更是始終陪着安慰我們，直到我們姐妹流着淚取回母親的骨灰！這份濃厚的情意，不是姐妹勝似姐妹；而他們對革命老前輩的崇敬和愛戴更是感人肺腑！

孟文提到早期外交部“這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制度，大人感到滿意，孩子覺得温暖。不僅過年過節分發食品，而且舉辦新春聯歡會。特別是60年代以後，每年的春節聯歡會不再單獨由外交部舉辦了，而是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務院系統的聯歡會。”這也勾起我的很多温馨的回憶。

記得有一年過“六一兒童節”，出國人員子女獲邀觀看由中國兒童劇團演出的話劇《小雁齊飛》。到了六國飯店劇場，發給我們每個小朋友一個紙口袋，裏面是紅薯乾和水果糖，我們覺得好吃極了！演出前，陳毅伯伯用我們熟悉的四川鄉音在台上發表了語重心長的講話，讓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據我雅雅大姐和曉紅姐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的一次春節慰問活動，是在外交部老部（外交部街）禮堂看電影，是給每個小朋友發一包蒸紅薯，大姐很快就吃完了，曉紅姐捨不得吃，拿回學校放在課桌裏，第二天就不見了，她也沒吱聲。

再後來，我們家每年春節都能收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春節聯歡會”的請柬。小朋友們參加套圈、撿豆子、猜謎等各種文娛活動，獲獎禮品琳琅滿目。我們還可以到處竄，在大會堂看歌舞，在三樓小禮堂看京劇，在宴會廳看周總理等領導人和民眾一起翩翩起舞。有一年我還和兄姐失散了，急得直哭，被人送到一個專門的辦公室。叔叔阿姨們特別照顧我，給我玩具和好吃的，並在散場時廣播找人。

其實，我們最愛看小朋友們自編自演的節目，積極參加在外交部老部（外交部街）大食堂舞台舉行的出國人員家屬暑期文藝匯演！記得有一年我們演的是《解放南方》，曉紅姐和我等幾個小朋友戴着斗笠，身穿對襟衫和剪了半截的褲子，唱起了抗美援越歌曲。那時，家屬小孩可以隨便出入外交部大院，只要跟門口站崗的解放軍叔叔打個招呼就行。我們也經常拿着小飯鍋去大食堂打菜買主食，還去那裏的澡堂洗澡。

而我們最最開心的是，暑假期間全院小朋友打棗分棗！平時就上房爬樹的小夥伴大顯身手的時候到了！噼裏啪啦，甜棗掉了一地，撿起來集中在一起，每家拿一個臉盆來，再統一分配，大家吃得肚歪歪！

後來，袁大使遺孀徐桂梅阿姨和她家六個子女搬到大甜水井衚衕獨門四合院住了，還有幾家也搬走了，陸陸續續又搬進來部裏其他一些幹部家庭和供應處的職工家庭。大家依舊和睦相處，相互關心。

我家對面南房住的是供應處的木匠宋師傅一家，他的大女兒小芝很會做飯，我們讚歎之餘也切磋做飯手藝，因此我們學會了蒸饅頭、蒸包子，真正做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舅媽沒有北京户口也沒有糧票，和我們五個孩子一起均攤，主食很少。她在院子假山的山洞裏做四川燻腸，松針燃燒後煙霧繚繞，至今令我們回味無窮。現在想來，雖然有時父母不在身邊，但我們學會了平等待人、相互謙讓、克勤克儉，以勞動為美。

◇ 留守兒童

如前所述，我們大院的孩子們除了參加出國人員家屬暑期匯演外，還三天兩頭組織文藝晚會。似乎人人都能歌善舞、吹拉彈唱。我的大姐、哥哥和三姐都會拉手風琴；大姐是合唱指揮，還會敲揚琴和彈鋼琴；二姐很會跳各民族舞蹈，甚至考上了西藏軍區文工團（後來因體檢要求高，沒去成）。大姐作為藝術院校高材生，是晚會的當然藝術總監。

我們也學會了相互合作，讓人人有機會，無論大小，重在參與。所以，我們一直都很適應集體生活。無論後來是上山下鄉當知青、當工人與工農相結合，還是摸爬滾打成為隱秘而偉大的解放軍戰士，我們不怕逆境，不怕困難，善於團結人，熱心公益，始終保持快樂的生活狀態，根本不知道還有“社恐症”一説。

當年組織上分發的一包小吃所帶來的幸福感、那已經消失了的大院美景、愛護和關心我們的叔叔阿姨們，以及一起健康快樂成長的小夥伴們，一直並將永遠是我們珍藏的幸福記憶。

-End-

文字 | 徐小五

圖片 | 徐曉紅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