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裝上班的年輕人，偷偷上進_風聞

燃次元（ID:chaintruth）原創

作者 | 陶   淘

編輯 | 曹   楊

沒有工作、沒有男朋友，甚至連可約的好朋友都沒有，當然更不敢和家裏人傾訴……2023年2月21日，剛剛創業失敗的95後女生蛋撻坐在西安市某家飲品店裏喝奶茶，這是她假裝上班的第一天。

儘管已過了風寒料峭的時節，但她卻覺得這座城市依舊給人凜冽的感覺。此時，媽媽給她打了一通電話，蛋撻毫不猶豫地按了“拒絕接聽”，“這樣會讓媽媽覺得我是在忙工作。”

當媽媽改為用發信息的形式，問她正在做什麼、方不方便通電話時，蛋撻內心先是一陣侷促不安，猶豫再三後，還是擠出了“開會”二字。

蛋撻的父母家住距離西安市幾百公里之外的陝西省的一座小城裏。因為不能時常見面，通電話、打視頻，就成了她和父母日常交流、“見面”的方式。

儘管無需精確到“幾時從家出發，幾刻進家門”，但假裝還在上班的這出戏也並不好演，“最擔心的就是我媽通過一些蛛絲馬跡，比如微信步數、螞蟻森林能量等，發現我沒上班。因此，我每天至少要走6000步。”

如今，與蛋撻相似的、有過假裝上班經歷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在小紅書上搜索“假裝上班”，與之相關的超2萬篇筆記中，博主或是盤踞在咖啡館的犄角旮旯，或是在圖書館泡一整天，再或者是在自習室、飲品店消磨時光。

圖/“假裝上班”相關搜索信息

來源/小紅書   燃次元截圖

假裝上班的年輕人背後，首先是裁員潮刮向了大中廠；其次則是小微企業在前兩年的生存困境，讓包括蛋撻在內的不少年輕創業者受到了影響。

而生活環境在無形中帶來的壓力，也是年輕人假裝上班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被裁後，公司連N+1的賠償都沒有給我，原本心情就很沮喪，真的經不起父母進一步的‘語重心長’了。”在家待業的Sarah告訴燃次元，上一次“gap”時父母的訓斥還在耳畔迴響，這也是讓自己在此次被裁後萌生假裝上班想法的最直接原因。

與Sarah不能理解父母的這種“關心”不同，曾在創業與打工之間“gap”兩個月，並在此期間假裝上班的颯颯表示，“子女與父母之間的代際觀念差異很大，生在較為艱苦環境中的父母，對於生存有一種天然的危機感，因此，他們對職場的間隔期更容易沒有安全感，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事實上，假裝上班的年輕人之所以會“隱瞞”父母，一方面是確實不想在本就焦慮的情況下，給自己徒增煩惱。但另一方面，或許更多的還是不想讓父母為自己擔心。

而這些年輕人，在假裝上班的同時，也並未躺平，找工作、讀研究生、甚至在正式工作與打零工期間還考下了駕照……

日均兩場面試

蛋撻在創業失敗後，曾經歷了1個月時間的假裝上班。今年3月底，在入職了一家新媒體公司後，蛋撻長舒了一口氣，“那根揹負在身上很久的重擔，總算卸了下來。”

回首此前“裸辭-創業-創業失敗-假裝上班”的過程，蛋撻現在仍覺得心有餘悸。

2022年7月，生性自由的蛋撻，從朝九晚五的工作單位辭職後，和朋友創業開了一家攝影自拍館。蛋撻介紹，自拍館會負責提供服化道，消費者帶着手機去店裏取景拍攝就可以，計費方式則是計時消費。

彼時，蛋撻和朋友都已經工作了4年，兩個人的存款加起來有二十多萬元。作為啓動資金，這筆錢支撐了兩個人前兩個月的店面房租、公寓房租，以及一次性的裝修費用和設備購置費用等。

談到創業初期的時光，蛋撻回憶道，“大部分時間是快樂的。我和合夥人設計了自拍館的裝修風格，看到竣工時的樣子，很有成就感。”

然而，好景不長。自拍館營業不久，疫情就反覆侵襲西安，攝影館營業的時間也變得斷斷續續，並最終沒能撐過農曆新年。

創業失敗本就讓蛋撻頗受打擊，而媽媽態度的變化，更是讓她極其無奈。

“創業之初，我媽媽不斷鼓勵我，告訴我‘創業是一種歷練’。但當我告訴她，創業失敗，錢打了水漂之後，媽媽的態度就變了。”蛋撻表示，雖然自己很能理解媽媽的那份心急，但還是很難接受她那種表達方式，“那種揹負着重殼的感覺，很窒息。”

終於，在今年2月底，覺得喘不過氣的蛋撻，演起了“假裝上班”的戲碼。

2月21日，假裝上班第一天的蛋撻，一大早就給媽媽發了一條信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新媒體公司上班。”之後，蛋撻便和之前在媒體公司上班一樣，9點半出門，晚上7點以後再進家門。

不過，假裝上班的蛋撻，並沒有閒着。

第一天，蛋撻就給自己約了兩場媒體公司的面試，上、下午各一場。兩場面試之間，蛋撻在飲品店喝奶茶、嚼麪包的同時，還在招聘網站上瘋狂搜索新的面試機會，並給接下來的兩日排滿了面試，“不是在面試，就是在面試的路上，為的就是不讓自己那麼焦慮。”

在接下來的幾周裏，為了不讓自己假裝上班的行為穿幫。每天出門在外，蛋撻除了關心自己的步數，還得隨時注意上班生物鐘，“我媽問我吃飯沒，或者下班沒時，我都要先看錶確認一下時間。此外，當媽媽打電話問我最近工作是否順利時，我一般都會用 ‘還在適應階段’搪塞過去。”

圖/“假裝上班”的網友彼此交流

來源/小紅書   燃次元截圖

每晚“下班”回到家後，蛋撻還會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假裝上班”日記。當情緒接近崩潰，和親朋好友溝通失敗時，蛋撻覺得陌生人之間的交流，沒有“被期望”和“被比較”的壓力，反而會讓她覺得更加輕鬆。

在社交平台，蛋撻還會安慰比自己狀態更糟的女孩子，“安慰的過程，在治癒對方的同時，感覺也治癒了自己。”

就這樣，在“上班、下班”“適應”“面試”與“更新日記”的日子裏，過了大半個月的蛋撻，終於等到了一家心儀新媒體公司的offer。

當3月底入職，蛋撻以飽滿的狀態從容地邁進公司時，她知道這次假裝上班的選擇，是對的。

“畢竟是個善意的謊言，並無大礙。被家人強行往前推，和自己積極地向前走，這兩種動力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覺得，對於部分人來説，在過渡期假裝上班時可以根據自己的節奏，更快調整自我，並讓自己以更好的狀態進入新的工作。”蛋撻表示。

不過，蛋撻也直言，儘管媽媽説的有些話，確實“很難聽”，但卻也是真正的“逆耳忠言”。

“她説我社交能力差、毫無主動社交意識這一點，確實沒錯。所以，除了同學，我的確沒什麼新朋友，也不容易找到對象。” 蛋撻表示，為了挑戰自己，最近，除了逐步適應工作，也在嘗試和新舍友一起做飯、出遊，跨出主動社交的第一步，努力去尋求社交新突破。

兼職、面試，還考了駕照

和蛋撻因創業失敗被迫假裝上班不同，2021年上半年，剛剛從一段疲憊的創業經歷中脱身的90後女生颯颯，主動選擇用假裝上班的方式，“gap”兩個月，“我就是想讓神經發條擰得松一點，工作銜接得不要這麼緊。”

2019年年中，在新媒體公司工作了幾年的颯颯，選擇“下海”當起了自媒體創始人，“當時每天早上醒來，我滿腦子就是‘自己需要養活近十個人’，想到自己運營的媒體號雖然獲得了融資，但仍有着非常大的經營壓力，我的臉上就開始爆痘，內分泌也明顯失調。”

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一年半的時間，颯颯覺得自己實在是力不從心，便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工商變更，徹底退出了公司。

“我爸其實是知道我不打算繼續創業的想法的，但他並不清楚我退出的時間點。因此，在2021年1月和2月，我已經從公司抽身時，並沒有告訴他們，只是説我還在處理公司的一些收尾工作。到了3月，找到新工作後，才和他們説已經換了工作單位。”

儘管自我調整的2個月，颯颯並沒有被父母看出破綻，但因為和父母同住在上海，假裝上班，對她而言則成了一件極其需要謹小慎微的事，“每週一至週五，我都會抽兩天去咖啡館，呆上大半天再回家，就是為了讓退休在家的爸爸，覺得我在處理公務。”

“因為媒體大多是不坐班的，所以我去咖啡館也不必朝九晚五，這麼一來，也就沒有‘演’得太辛苦。”颯颯幽默地表示。

只不過，雖然是計劃放鬆2個月，但“gap”期間，颯颯還是把事情安排得滿滿當當，“前兩個星期，我主要是在咖啡館看書，給自己充充電。大約半個月後，我就開始每日投簡歷、做兼職。兼職工作內容主要是與網紅藝人的經紀業務相關，這也是我本人比較感興趣的。”

除此之外，在這難得的“不上班”的時間裏，颯颯還考了駕照，“兩個月時間，我會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去駕校上兩個半天的課，科目一到科目四都是一次通過的。拿到駕照我父母自然是知道的，在他們眼中，只要我沒有脱離工作狀態就可以。”

來源/視覺中國

“之所以沒把兩份工作之間的過渡期告訴父母，主要是因為如果告訴了他們，自己的情緒就會在他們的焦慮情緒中陷入內耗，這反而不利於我放鬆自己。”颯颯直言。

但與此同時，颯颯也表示，“我比較能理解父母對於待業狀態的焦慮心理，這與他們從小生長的環境，息息相關。”

“我父母是在六十年代比較貧困的農村地區長大的，小時候常常會面臨食不果腹的窘境。他們那一代人，會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即便我們家當下生活小康，在城市中有房有車，我爸也拿着穩定的退休金，但他的那種不鬆弛感，或許是骨子裏的。當這種危機感投射在我身上時，或許就是不希望我失業。”颯颯表示。

“但我內心非常清楚，短期休整對我而言，是一件磨刀不誤砍柴工的事。”颯颯告訴燃次元，自己有一定的存款，在休整期間也在做兼職，“而休整期也是很重要的思考期，會讓自己想清楚下一階段做什麼。”

而在經過了2個月的調整、幾家公司的面試後，颯颯最終選擇了上海一所高校的行政崗，“畢業後的5年時間，我把自己逼得太緊了。這份工作，節奏相對舒緩，可以用於過渡。”

在高校工作期間，颯颯又考了基金從業資格證。近日，離開高校的颯颯重回媒體成為了金融編輯兼主筆。

“當代年輕人與父母之間的價值觀差異可能比較大，或是因為生長環境，或是因為教育背景，求同存異，我們知道自身的目標與追求就好。”颯颯如是説道。

邊兼職邊讀研

“去年12月底，我們公司大裁員。很多部門被‘血洗’，我們部門算是幸運的，一半員工被裁，只是我比較不幸，成為了被裁人員之一。”

90後女生Sarah告訴燃次元，被裁之前，自己在一家互聯網中廠做企業公關，“被裁之後，我和老公第一反應就是要不要告訴父母。因為我倆在北京租房，怕父母知道我被裁，擔心經濟壓力太大，最終選擇了隱瞞。”

Sarah透露，選擇不告訴爸媽的另一個原因，則是“有心理陰影”。“6年前，我從彼時的公司離職。但當時，我已經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而且還有另一家公司的面試結果在等待中，我就想對比看看哪家更好。可即便如此，還是被父母‘嫌棄’了。”

Sarah回憶，因為當時沒有確定是否接受第一家公司的offer，所以自己有大半個月的時間用來休息，便回了趟老家。“在這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裏，我本想通過看書、追劇來放鬆，沒想到伴隨的是媽媽的訓斥，‘年輕人，每天怎麼能如此懶懶散散’。”

不僅如此，媽媽還覺得Sarah在職場心思太過活絡，“‘不足一年就跳槽，不求穩，不踏實’都是彼時媽媽的口頭禪。”Sarah直言，儘管自己一再告訴媽媽，離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那家公司，領導對下屬的態度很惡劣，半年時間同部門就有3、4位同事先後離職。但她媽媽完全無法接受她的説法，並表示，為什麼不能在單位“再忍一忍”。

“也是那段經歷，讓我知道，自己和長輩看待工作的想法大相徑庭。他們的初心肯定是關心，只是這種關心讓我不太舒服。”Sarah表示，之後，自己便不再和媽媽詳細地溝通工作情況，或者説只報喜不報憂。

因此，去年被裁後的Sarah，為了避開父母的苦口婆心，開始假裝上班。“我和爸媽通電話的頻率並不高，大概一週一次，所以假裝上班對我來説並不難。繼續做當下的工作就可以，他們也不會對工作問得太詳細。”

不過，當媽媽問起Sarah每日的作息細節時，她還是謹慎地編造了每天的通勤情況，“我還是每天騎着小電動去上班，晚上7點40多到家。通電話的話，8點以後比較方便。”

和颯颯、蛋撻一樣，Sarah的待業期也很忙，甚至是更忙。

首先是去年4月，Sarah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在職研究生，“9月開學後，我每週末都需要上課。不過因為當時正趕上疫情的尾巴，不需要參加線下教學，週末過得相對輕鬆。”

來源/視覺中國

但到了本學期，大學校園都已經恢復開放，Sarah每週末也必須去學校上課，“7點多起牀，朝九晚五的課表，包括了專業課、英語課、科研規範課等。除了上課，還有課後作業要完成。”Sarah直言，“新學期的課後作業也比第一學期多，每週大約都需要整整兩天的時間來完成作業。我經常想，如果不是被裁，或許我也會主動選擇離職。”

而除了忙碌的課業安排，Sarah還在給原單位做兼職。“説是給原單位做，但又不完全一樣。因為我曾經的工作已經交給了外包公司。原單位省了一大筆定薪，但對原來的員工肯定不太友好，不過對於我而言，倒並非壞事。畢竟沒有了KPI，也不需要坐班、打卡。”

如今，Sarah雖然拿不到曾經15000元的月薪，但6000-7000元、按件計費的兼職收入，也已經令她頗為滿意了。

*題圖及部分內文配圖來源於視覺中國。

*文中颯颯、Sarah、蛋撻為化名。

*免責聲明：在任何情況下，本文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見，均不構成對任何人的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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