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江 | 以概念為媒_風聞

一

據靈長類專家的研究，人與大猩猩的不同在於大猩猩只生活在單一的羣體裏，而人則可以和不同羣體交流並建立關係。在不同羣體的交往中，理解彼此的語言無疑是重要的，建諸語言的關聯也即所屬語境間的關聯。回顧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研究，繼風行一時的“沒有真正的歷史”的觀念史（historyofidea）之後，語言——**關鍵詞、話語、概念乃至意識形態等成為論者關注的對象，賦予語言以“歷史”漸為思想史研究的主導趨勢，**緣此，裔出德國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history of concept or conceptual history）所張揚的旨趣格外引人注目。

中國學者涉足概念史研究不過二十餘年。2008年，筆者為《新史學》第2卷主編《概念·文本·方法》（中華書局）文集，在該書出版之際，筆者亦在《中華讀書報》撰文為概念史鼓與呼。在有限的篇幅裏，筆者試圖梳理概念史與觀念史、思想史、詞語史的關係。時至今日，詳細介紹概念史的文字已經很多了，但把概念史與觀念史、（以往的）思想史、詞語史混為一談的研究並不少見，而學者圍繞概念史來歷的理解歧義更是值得咀嚼。

2018年，方維規在《讀書》刊文批評李宏圖“臆造”了“劍橋學派的概念史”。原來，在《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1期刊登的概念史筆談中，李宏圖認為存在以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為代表的英國“劍橋學派”的概念史和以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為代表的德國的概念史。猶記，《中國社會科學報》曾組織了一組關於概念史的筆談，筆者也在受邀之列，當筆者看到將概念史分為德國的和英國的字樣後很是吃驚，撤下了已經排版的樣稿。饒有興味的是，方維規在其新近出版的《什麼是概念史》一書中，不僅納入“劍橋學派”，還旁及英國的“關鍵詞”、法國的“話語”研究等，**這種雜糅德英法不同學術的敍述已然不只在回答何謂概念史，而是關乎如何書寫概念史的問題了。**李、方二人對概念史觀點歧義而書寫模式相似，均將“劍橋學派”視為自明之物，在筆者看來背後有一個揮之不去的身影——梅爾文·裏希特（Melvin Richter）。

二

德國概念史進入英語學術圈與對科塞雷克著述的譯介密不可分。1985年《未來的過去》（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的出版，使英語圈讀者得以瞭解概念史的方法和內涵，2002年《概念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的出版拓寬了讀者的視野，閲讀後者收錄的論文可知，1980年代以後，科塞雷克留意到德國以外的研究動向並予以呼應。為本書作序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認為，這本涉及範圍廣泛的論文集證明科塞雷克是“過去半個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和歷史學理論家之一”。確實，僅就科塞雷克關於歷史時間的見解而言，這可謂實至名歸。

裏希特是積極向英語圈推介概念史的學者。裏希特擅長在歷史語境中研究政治思想，與劍橋大學思想史研究的翹楚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納相熟，代表作有研究19世紀英國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良心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裏希特與概念史的邂逅是在1980年代初訪問德國期間，在那兒他閲讀了剛剛出版的第1卷《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in Deutschland），為這部鴻篇鉅製所震撼，感到劍橋學人的“語言”“話語”研究和概念史有互通之處。稍後，他應邀在科塞雷克任教的比勒菲爾德大學（Bielefeld University）演講，從此和概念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比勒菲爾德大學

1986年，裏希特在《政治理論》雜誌上刊文介紹概念史。在裏希特發表的關於評論概念史的論文中，很重要的一篇是1990年刊登在《歷史與理論》雜誌上的《重建政治語言的歷史——波考克、斯金納與歷史的基礎概念》。在這篇論文中，裏希特首先概述了波考克和斯金納的代表作所涉及的語言和語境之間的關係，進而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相似，試圖撮合英德兩種不同思想史研究者之間的對話。

三

對話的時機很快到來。1991年，荷蘭赫伊津哈（Huizinga）研究所召開了由該國概念史學者發起、主題為文化史主要趨勢的研討會。在會上，裏希特發表了關於概念史的論文；科塞雷克委婉地回應了對其將“語言”轉為“概念”的批評，沒有參加關於歷史研究中語言的作用的討論。斯金納展示了他關於霍布斯的研究，僅在發言中有一句話涉及概念史：修辭學為文化史研究打開了一扇新大門。從裏希特的角度看，這是一次各説各話的會議。斯金納對概念史漠視的背後有着根深蒂固的理由，即他認為沒有概念史，只有概念爭論的歷史，概念史研究是一種“詞語崇拜”（fetishism of words）。

1992年12月，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德國曆史研究所舉辦了一次慶賀《歷史性基礎概念：德國政治-社會語言歷史辭典》最後兩卷（第7卷、第8卷）出版的學術會議。從會後由所長萊曼（HartmutLehmann）和裏希特主編的論文集——《歷史術語與概念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收錄的六篇文章看，會議討論的主題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及其主編的歷史大辭典，以裏希特的論文為媒介，受邀與會的波考克與科塞雷克在觀點上有一定的互動。

波考克直率地表達了對概念史的三點疑慮：**第一，概念史與話語史、語言史、意識形態史的區別。**和斯金納一樣，波考克認為語言或話語是一個複雜的結構，有詞彙、語法、理論以及用法、假設和暗示等，在時間上共同存在，可由一個羣體為政治目的而使用之，涉及世界觀或意識形態。雖然語言並不是封閉和自足的世界，但人們很難在沒有爭議或沒有矛盾的前提下從語言中析出概念。話語史學者對語言的用法、假設、細微差別的變化十分警覺，他們也沒有致力於從所研究的語言中分解出“概念”。波考克認為，對語言進行歷時性的考察，有可能把語言視為左右實踐的資源，從而忽視了其表演性。**第二，根本無法寫出一部概念史。**這是斯金納的説法，波考克對此表示贊同。波考克認為，斯金納想表達的是，書寫的歷史是語言現象的歷史，是詞語及其年代的歷史，以及它們承載的概念的自由度；概念不能從語言的歷史中剝離出來並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的歷史。如果執着於概念，有可能出現一種糟糕的情況，即一方面歷史學家被困擾在基礎概念不合時宜的主張中，另一方面歷史上的行動者並沒有使用這些概念。波考克聲稱自己習慣把話語和辯論的歷史置於概念化的歷史之前，並在其中發現比概念史要複雜和確定得多的敍述。**第三，關於“鞍型期”（Sattelzeit）及衡量基礎概念的四個標準（時間化、民主化、可意識形態化、政治化）。**波考克對“鞍型期”概念一度很感興趣，但不懂德語的波考克在閲讀了裏希特的描述後發現，他和科塞雷克對“鞍型期”的理解大不相同。科塞雷克寫的是德國的歷史，自己寫的是英國的歷史，如果自己有理由使用“鞍型期”——也許沒有——那是因為它可以被有效地用於英國曆史，並被用來表達有關英國而不是德國的歷史。在結語部分，波考克表示：概念史和劍橋學人的思想史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歷史上、文化上和民族上各有其特殊性；不能建議將其中任何一種方法推及歐洲其他歷史文化中，否則必會發現這是徒勞的；正如裏希特所建議的，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過去及其理解方式，不同的思想模式可以對抗、比較和結合，但不能同質化。

在會議的最後，科塞雷克回應了各位學者的意見。他首先引用歷史大辭典的主編者之一、中世紀法制史大家布魯內爾（Otto Brunner）的觀點：過去時代實際使用的詞彙比現代解釋者的理論偏好更有意義。對於斯金納和波考克的質疑，他指出，嚴格的歷史主義認為所有概念都是在無法複製的背景下的言語行為，1981年他就提出了同樣的論點：**概念會變得過時，因為構成它們的背景會不復存在。**概念的原初語境發生了變化，概念所承載的原初的或後續意義也會相應發生變化，但是，概念的歷史可以通過研究最初的使用和後人的使用進行重構。

可見，波考克和斯金納着力於對單一言語行為及其情景進行微觀研究，而科塞雷克則主張研究語言的概念化及循環過程。揚·伊夫弗森（Jan Ifversen）認為，對於波考克的批評，科塞雷克本可以用結構語義學——支撐他的語言理論的概念、詞語和對象——來回應其寬泛的理解，但他選擇把回應的重點放在概念史的主要假設即基本概念的作用上。實際上，因為有基礎概念的理論，科塞雷克是能夠將對語言的使用或概念化的語言（概念成為政治和社會詞彙的基本要素）、語言理論（概念是話語的樞紐）和結構性觀點（儲存在語言中的可重複的結構）結合起來，波考克的有限的語境主義與概念史的社會歷史相去甚遠。這次對話説明，波考克、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和概念史不在一個頻道上，前者專注於重建特定語言使用者的話語背景，後者則從特定時期或社會階層中提取基礎概念。海登·懷特在給《概念史的實踐》英文版的序言中寫道：之所以在英語圈的人看來科塞雷克的工作有令人生畏的“黑格爾式”的感覺，是因為他的研究根植於特定的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傳統——從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爾（Friedrich Hegel）到馬克思（Karl Marx）、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直到韋伯（Max Weber）、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但是，科塞雷克非常瞭解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歷史哲學，他把上自古希臘下到現代歐洲的歷史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

海登·懷特：《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譯林出版社，2013年

四

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認為，對話（dialogue）是以一方駁倒另一方為前提展開的。這場無果的“對話”看似裏希特調和之舉的失敗，其實亦在常理之中。劍橋思想史和德國概念史猶如兩條平行的軌道，前者正如斯金納引用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話——語言即工具，而後者認為語言在注入社會政治的內涵後可以變為概念，歷史性基礎概念凝聚了歷史本身，因此二者即使發生聯繫，亦如揚·伊夫弗森所説，要麼在“語言學的轉向”下出現在同一編者的書中，要麼面對共同的敵人——傳統的思想史和政治哲學。

1992年後對話雙方各自拓展屬於自己的研究空間。在思想史研究上，一枝獨秀的劍橋學人佳作迭出，影響深遠。而科塞雷克的學生輩斯坦因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開啓了對中產階級概念的跨國比較研究；一羣有志於概念史的歐洲學者建立了一個學術團體——HCG（History of Concept Group），裏希特是該團體的“主要推手”（master builder）。今天概念史研究不再限於歐洲，已經擴展到包括南美洲在內的伊比利亞文化圈，韓國、日本和中國等非歐美的亞洲地區，這不僅因為概念史確立的基本原則——如歷史性基礎概念既是歷史轉折的“標誌”（Indikator），也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Faktor）——業已得到廣泛認同，更因為概念史研究者感到，跨語言、跨文化的概念翻譯是從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現象。而在當下，概念史研究興盛得到了兩個新生力量——全球史和數字人文研究的助力，在某種意義上跨語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就是全球史，概念史研究的深化離不開龐大的語料庫。與波考克的預期相反，具有“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性格的概念史正在不同文化中展開。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世界，歧義乃至對立也在加劇，進行跨語言、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無疑有助於增進不同語言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

1992年無果的學術對話五年後，裏希特將其有關概念史的論文編輯成冊，命名為《政治和社會概念的歷史》出版。這本書被翻譯為漢語後，對學人瞭解概念史很有幫助，但也引發了本文開頭所説的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