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蔣、汪、日都對延安和八路軍恨之入骨?_風聞
西方朔-04-29 08:45
躬行客被刪黨史文章,請移步同名公號“躬行客”查看81 人贊同了該回答抗日戰爭時期,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卻一直未能得到大家的注意。
在南京、廣州、武漢先後失陷,汪偽政府成立後,便立馬將八路軍和共產主義設立為首要打擊目標;
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共之間的摩擦越發激烈,不久就發生了皖南事變;
在抗日正面戰場的戰事相對平和後,小鬼子立馬組織了大量日偽軍,在敵後戰場進行了殘酷的反覆掃蕩,想徹底消滅在敵後戰場活動的八路軍。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個國難當頭,理應團結一致對外的時期。
結果不論是老蔣還是漢奸汪精衞,又或者是侵略者小鬼子,都不約而同的將打擊重點集中到了八路軍身上,集中到了共產主義身上。
權派、漢奸、侵略者,這三方關係複雜又相互鬥爭的勢力,卻都對延安和八路軍恨之入骨,都欲除之而後快,是不是感到很奇怪?
如果你搞懂了這裏面的邏輯,就連現在一些你看不懂的亂象,也會一目瞭然。
我們先從汪精衞是不是漢奸開始説起。
01
汪精衞是抗日時期的頭號漢奸,這一點沒有什麼爭議,如果説你不認為汪精衞是漢奸,那可得好好審視自己的立場和思想了。
汪精衞是漢奸,這不僅是國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他所作所為的評價,但是他自己卻從來不認。
汪精衞這夥人非但不承認自己是漢奸,反而宣稱自己是忍辱負重的勇士,是為了拯救國家才甘願赴湯蹈火,不惜捨棄自己的名聲,揹負罵名,只為救國救民與水火之中,是曲線救國。
就連一些學者也分析,汪精衞叛逃重慶這一出,是跟蔣介石唱得雙簧。
主要是馮玉祥在《我所認知的蔣介石》中説,當時重慶的交通都被戴笠控制着,普通人坐飛機都需要經過很複雜的審核登記程序,而高級高員乘坐飛機則必須有老蔣的個人批准。
沒有老蔣的同意,汪精衞不可能帶着曾仲鳴、林伯生等一幫人坐飛機到雲南昆明,當汪精衞到達昆明後,龍雲還給老蔣發了電報,這個時候老蔣依然有機會阻止汪精衞,但最後汪精衞這夥人依然成功飛到了越南河內。
所以馮玉祥就懷疑,汪精衞叛逃重慶可能是老蔣默認的行為,這兩個人在唱雙簧。但也有資料説當時汪精衞等人是打着去昆明做抗日演講的旗號。
不管藉口是真是假,就連當時的侵華日軍中的少壯派們,也認為汪精衞這一出,就是國民政府自己搞出來的雙簧戲:
“汪精衞與蔣介石是互相勾結在一起的。和平運動不過是緩兵之計,是一個企圖鬆懈要粉碎中國全面抗戰的帝國陸軍決心的詭計!”
還有人找出汪精衞離開重慶前,寫給老蔣的最後一封信,信中説:“今後兄為其易, 而弟為其難!”
學者就解讀,説此處的難與易,既指對日本和戰兩策,主戰比較容易,而主和比較難,汪精衞自己説:“戰易,和難。”,最後他自己選擇了難,自己跳火坑,把易留給了蔣介石。
把主動投敵,換成主動跳火坑,立馬就樹立起了忍辱負重的形象。
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陳公博也站出來説,當年離開重慶前,汪兆銘對自己説,要是在重慶發表議和的觀點,外面的人就以為這是重慶政府的觀點,會對政府不利。
要是離開重慶,再講這番話,那就是我汪兆銘個人的觀點了,對政府有好處。要是我在外面談出什麼好處來了,到時重慶政府就可以順坡下驢了。
話裏話外,我汪兆銘叛逃重慶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政府着想,不僅絲毫沒有為個人利益着想,反而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
聽汪精衞和陳公博,還有一些學者這麼説,不知道內情的,還以為老蔣和汪精衞是親兄弟呢。
陳公博
汪精衞要是真這麼體恤老蔣,這麼體恤國民政府,當年還何必辛苦跑回國,拉開架勢跟老蔣打了這麼久的擂台。
漢奸們將漢奸行為改頭換面一説,頗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很是糊弄人。
要是不看這夥人都幹了啥事,光聽口號和述説,還真容易被忽悠了。
02
什麼事只要牽扯到了蔣正中,必須整出一點彎彎腸子。
畢竟凡事都有點陰謀論才符合委員長的作風。
基於上面汪精衞叛逃重慶,實際上是和蔣介石是唱雙簧的觀點,有人拔高一步。
説汪精衞叛逃重慶,其實是中了老蔣的陰謀,被老蔣哄騙着假戲真做,最終在頭上扣上了一個通敵賣國大漢奸的屎盆子。
這個説法比雙簧的説法,更高一籌,高在哪?
高就高在高宗武和陶希聖這兩個人身上。
等汪精衞的和談大戲演到最精彩的時候,高宗武和陶希聖卻突然來了一波大反轉,將汪精衞這幫人氣得是七竅生煙。估計就連無間道的編劇都會忍不住鼓掌,直呼內行。
具體是怎麼回事,咱們慢慢説。
七七事變後,老蔣在廬山上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抗日演講。
“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誓言猶在耳邊,結果這邊剛義正辭嚴的發表完講話,另一邊老蔣就派人去問問日本方面有沒有和談的希望。
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奉命去打探“和平”的消息,想看看日本方面有沒有講和的可能,都是啥條件。
高宗武這個人在外交方面也確實有點天賦,尤其是對日外交方面,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曾説,以後有啥事外交部長張羣不用來了,專找高宗武談,還是這小子説話好聽,上道。
而高宗武更是口出狂言,搞外交是我的本職工作,但我其實一點都不感興趣,我的目標是要讓中日關係來一個180°的轉彎。
七七事變後,高宗武就跟老蔣進言,自己有辦法直接跟日本首相近衞文麿搭上線,有可能讓日本直接退兵。結果高宗武的這一次外交活動不僅失敗了,戰火還一度燒到了上海。
到了1937年11月,上海丟失後,眼瞅着日本就要向南京進攻了,德國大使陶德曼出來當好人,開始調停中日戰爭,高宗武也在其中游走,希望能快點讓日本方面停止進攻,但這個時候的侵華日軍氣勢正盛,哪有功夫搞和平談判。
陶德曼調停到最後,日本近衞內閣卻發表聲明:以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就是説,日本不想跟你國民政府談,也不需要談,打到你服為止,氣焰十分囂張。
近衞內閣這份對華聲明一出,就讓高宗武、周佛海這些希望能走和平談判道路的國民黨高官,陷入了絕望之中,頓感前途灰暗,沒有希望。
隨後高宗武、周佛海、陶希聖、羅君強這些人以汪精衞為核心,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政治團體——“低調俱樂部”,搬到重慶後,改名為藝文研究會。
這些人就是教員在《論持久戰》中提到的亡國論堅定支持者,成天聚在一起談論亡國論,要不就是日本軍事太強了,根本打不過了,要不就是再戰必亡。
延安那邊的文官武將們,都在想着如何才能打敗日本人,結果這邊這幫人拿着政府的經費,卻天天討論日本人需要多少好處才能停戰,還費盡心思的託關係送禮,打探日本上層的想法。
簡直比當年的清朝投降派還不如。
03
在此期間,高宗武奉蔣介石的命令,多次飛香港跟日本方面進行和平談判,説白了就是問日本需要啥好處,才能停戰。
經過多次探聽和交談,還真讓高宗武摸到了門道。
1938年7月,日本那邊的軍事參謀本部釋放出了想要和談的信息,秘密邀請高宗武去日本詳談。高宗武這次到日本,究竟是自己做主去的,還是老蔣讓去的,有很大爭議。
日本人同意和談,但高宗武最後拿回來的條件卻是:想和談必須讓蔣介石下野, 可以讓汪精衞作為和談領袖。
也不知道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日本人等不及漢奸上門了,都開始直接點名了。
高宗武回到重慶後,先把消息傳給了侍從室副主任周佛海,周是汪精衞的人,他看了後,先給汪精衞看了,隨後遞交給老蔣。
老蔣收到消息後,十分不爽。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國對我變更態度,強硬威嚇者,其果誤認為吾內部已動搖乎?其實,與高宗武之荒謬赴倭有關。今觀其報告,其誤事果不淺也。”
老蔣是不可能答應下野的,老蔣從頭到尾要的都是拖延時間,並視日本人的條件為挑釁。
但高宗武和周佛海這些人,好似看到了希望,就開始勸説汪精衞,不如就按日本人的要求辦,讓汪精衞出任這個和談領袖。
汪精衞不是幹大事的人,手段沒有老蔣陰狠不説,遇事時也沒有老蔣果決,要不然也不會被老蔣壓了一頭。
日本人點名讓汪精衞出任和談領袖的意思,其實就是找軟柿子捏。
但汪精衞一聽能當領袖,就半推半就讓梅思平和高宗武去上海,跟日本人繼續商談和談的細節。
這個梅思平是汪精衞的心腹,而高宗武一般被認為是老蔣的人。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老蔣的人,卻天天跟着汪精衞混,很難講高宗武是反了老蔣的水,還是刻意跟汪精衞接近,想要帶偏他。
最後談出了一個基本協議,也就是重光堂會談,重光堂原本就是一個不起眼的空房子,為了會談時不引人耳目找的。會談結束後,日本人才起了一個重光堂的名字,重振榮光的含義不言而喻。
有了這個重光堂會談後,跟日本人和談的事情基本定下了之後,汪精衞這幫人的漢奸這條路就定下了,不久就策劃了叛逃重慶事件,帶着一幫人跑路了。
04
如果説漢奸也有檔次,汪精衞這波人無疑是漢奸羣體中的精英。
在汪精衞正式成為漢奸前,小鬼子在中國還扶持了兩位大漢奸,一個叫王克敏,擔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委員會委員長,是日本在華北地區設立的傀儡政權一把手。
還有一個叫梁鴻志,侵華日軍攻破南京後,在日本海軍部的主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梁鴻志擔任行政院長。
王克敏和梁鴻志的主要活動,就是冒充主人的橡皮圖章,小鬼子來要什麼就蓋一個章,雙方演一場戲,就將中國的各種資源出賣給小鬼子了。
而日本人很清楚這兩個人以及華北和南京這兩個傀儡政權裏的人,都是上班領工資的人,沒有啥本事,換句話説,都是重慶和延安丟棄不用的廢物。
當日本人攻佔了中國主要城市後,需要一個更大的傀儡政府,還需要這個傀儡政府來幫助日本人搞宣傳,弱化中國人的抗日意志,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將華北、偽滿洲國等地方徹底分割出去。
讓傀儡政府編制出一套有理論成體系的東西,去完成日本人的任務,王克敏這些人肯定是辦不到的,這才苦心積慮找了汪精衞這號漢奸精英。
汪精衞團隊不愧是漢奸精英團體,一邊賣國,一邊高喊救國,還能編撰理論,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汪精衞講:“在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説的,只有幾句話,大家要講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如果人人不説老實話,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哪一條路?”
汪精衞口中所謂的老實話是什麼呢?
説穿了,就是敵人很強,中國打不過,大談持久戰就是不負責任,是説不老實話,按這條道走是要亡國的!
那如何才能不亡國呢?
汪精衞自己説,目前救國的方式分兩種,要麼直接的戰爭救國,要麼就是曲線的忍辱救國。而哪一種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才是真正的救國方式呢?
他説:“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好不慘烈!”所以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負責任的做法是曲線救國,減少損失,保存實力,積蓄能量,才是上策,具體內容就是:“通過與日本人周旋講和,暫時吃點虧,贏得後發之救國力量,通過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為救國掃清障礙。”
在汪精衞眼裏,日本不是救國的障礙,反而救國的幫手,他説:“中日是兄弟之邦,亞洲是我們的家庭。”所以要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要獲得日本的幫助。為此可以出賣國家主權和獨立,因為都是自家人。
既然日本是汪精衞口中的幫手,那汪精衞是想從誰手裏救出國家呢?
他想從英美手裏,想從延安手裏救出國家。
故此,中日雙方應該“相互幫助,相互合作,來複興我們的家庭”,汪精衞不斷重申反對歐美殖民主義,要為大亞洲主義創造條件和根據。這是他的漢奸理論的的核心。
在歪曲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時,汪精衞寫到:“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漢奸林伯生也發表言論,以迎合汪精衞的漢奸理論,説:“反對侵略主義,排斥狹隘的國家主義。”這話的意思是,亞洲國家都是一家,歐美才是侵略者,排斥日本是狹隘的國家主義。
看完汪精衞的漢奸理論,是不是覺得很荒謬。
高級漢奸就是高級,賣國求榮還能扯出了這麼多虛情假意。
《亮劍》裏錢伯鈞要投敵當漢奸時,也跟楚雲飛解釋了很多,又是講人各有志,又説重慶政府不待見咱們,最後還拿吳三桂舉例子,説汪精衞的曲線救國策略才是對的,現在拿了小鬼子的裝備武器,一旦時機成熟就反了他孃的了。
説這話的時候,錢伯鈞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不知道的,還以為他要忍辱負重,冒着生命危險到敵軍裏搞潛伏工作呢。
錢伯鈞、汪精衞之流吹的天花亂墜,楚雲飛一句話就將他們的老底揭穿了:“你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
這等勾當,不就是漢奸!
05
汪精衞的水平,也只夠在漢奸羣體裏論個長短。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衞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衞第三次聲明,當消息傳回國內,舉國譁然。
1939年5月,汪精衞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
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到了這一步,汪精衞算是坐實了漢奸身份,就算他再巧舌如簧,都掩蓋不了他出賣國家主權,分裂國家的罪行。
下一步汪精衞就要在南京舉行偽國民政府還都儀式,結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此前一直鞍前馬後的高宗武,以及被汪精衞視作心腹,時任偽國民黨宣傳部部長的陶希聖,突然反水。
1940年1月初,高宗武和陶希聖在杜月笙的幫助下,離開南京來到了香港,隨後約見大公報記者,將汪精衞簽署賣國條約的前台幕後,以及條約的具體內容,都講了出來。
第二天汪精衞賣國求榮簽署《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賣國條約的新聞就上了《大公報》頭版頭條。
汪精衞看到新聞後人都傻了,足足緩了兩天,才敢站出來底氣不足的回覆説,高宗武和陶希聖是在誣陷,都是胡説。
事後高宗武移民美國,不問世事,靠炒股為生,而陶希聖在外面待了兩年後,於1942年又回到了重慶,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中央日報》編輯,時隔一年後,又升任為總主筆。
高宗武和陶希聖這兩個人,一個是促成了汪精衞和日本和談的主力,另一個是替汪精衞寫文章搞輿論工作的高手,可以説是除了周佛海和陳公博之外,汪精衞最倚重的人之一。
結果當汪精衞跟日本簽署了賣國條約後,在偽國民政府成立前夕,這兩個人卻毫不猶豫提桶跑路了,還來了一個反揭露。最絕的是陶希聖繞了一圈,最後又回到了重慶,老蔣也沒有冷落他,還將其當做心腹幕僚看待。
陶希聖
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高宗武和陶希聖這兩人可能是老蔣故意安插在汪精衞身邊的棋子,一邊監視汪精衞,一邊給汪精衞出損招,讓他在漢奸這條路上越陷越深。
但不管陶希聖和高宗武的真實身份如何,也不管這裏面究竟有多少曲折,有多少彎彎腸子,都改變了汪精衞是漢奸的事實。
外因還得經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如果汪精衞是個鐵骨錚錚的漢子,誰也沒法讓他成為漢奸,如果汪精衞真是被人陷害,而自己是無辜的,在其出賣國家主權和利益時,就應該及時醒悟。
簽下賣國條約的人是汪精衞,成立偽國民政府的是汪精衞,打擊殘害抗日英雄的是汪精衞,組織偽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清鄉的是汪精衞,欺騙大眾美化日本侵略行為的是汪精衞,為日本人賣命的還是汪精衞,出賣國家主權的依舊是汪精衞。
一個國民政府的二號政治人物,要是連自己的行為究竟意味着什麼都不清楚,那才是真正的搞笑。
06
侵華日軍上層,還是有能人的,對自己的優劣勢看得很清楚。
拉攏汪精衞,跟老蔣搞曖昧,雙方默契的對付八路軍。
這些手段,實際上就是侵華日軍打破論持久戰的方式。
侵華日軍很清楚,當他們對中國的攻勢,由軍事轉為政治為主之後,最重要的就是打擊中國的抗日派,只要中國的抗日意志弱化了,其他事就能在談判桌上解決。
彼時的中國,要説哪一個羣體的抗日決心最頑強,無疑是延安。
這是由延安的立場所決定的。
立場這東西,可不是説你想站什麼立場就站什麼立場的,立場是人們觀察認識事物的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從根本上來講是人們的政治社會利益和地位決定的。
延安代表的是無產階級,代表的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利益,所持的立場跟日本這樣的侵略者絕無緩和的餘地。
而老蔣這些人,代表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利益,各自還都有列強後台,抗日決心根本不能貫徹到底,很容易就動搖。
陶德曼調停,高宗武刺探和平消息,汪精衞接觸日本方面,何應欽張羣跟日方曖昧,無一不證明國民政府並沒有抗日到底的決心。
當侵華日軍釋放出可以和談的意思後,老蔣和汪精衞其實都想跟小日本和談,只是各自的底線不一樣。
老蔣採取的是以戰促談,邊打邊談,想恢復七七事變前的時局;汪精衞則是無限度的容忍日本,只要日本能停戰,什麼都好説,只要不打,整個國家送給你都行,美其名曰曲線救國。
重慶、南京、日本這三方勢力,都想做生意,都想談,只是籌碼不一樣,但是回過頭一看,卻有一個攪局的。
延安不是來談生意的,而是來砸場子的。
所以這夥人,不管內部怎麼鬥,只要一有機會,就跟八路軍搞摩擦,欲除之而後快。
抗日進入相持階段後,老蔣在黨內開會,將排除異己當做國民黨的重要任務,説穿了就是反共;
而汪精衞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後,也將反共作為自己的重要工作內容;小鬼子更不用説了,岡村寧次沒有上任前,就頻繁對抗日根據地發起圍剿,上任後更是三天一次小清剿,五天一次大掃蕩。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八路軍都快這三方勢力逼的上房頂了,就這還有人説八路軍在敵後戰場打醬油。
敵後戰場的日子要是這麼好過,國軍早就來享福了,還能輪到八路軍?
07
面對這樣複雜的情況,教員充分展現了一位成熟政治家應有的智慧和剋制。
1940年2月,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教員痛罵汪精衞:
“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衞,看了這種情形,嚇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
對於日本人的手段,以及汪精衞的目的,教員看得也很清楚,指出:“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們知道共產黨抗日最徹底,國共合作則力量更大,他們就用全力分裂國共合作,使兩黨各自孤立,最好是兩黨打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