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蔣、汪、日都對延安和八路軍恨之入骨？_風聞

躬行客被刪黨史文章，請移步同名公號“躬行客”查看81 人贊同了該回答抗日戰爭時期，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卻一直未能得到大家的注意。

在南京、廣州、武漢先後失陷，汪偽政府成立後，便立馬將八路軍和共產主義設立為首要打擊目標；

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共之間的摩擦越發激烈，不久就發生了皖南事變；

在抗日正面戰場的戰事相對平和後，小鬼子立馬組織了大量日偽軍，在敵後戰場進行了殘酷的反覆掃蕩，想徹底消滅在敵後戰場活動的八路軍。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個國難當頭，理應團結一致對外的時期。

結果不論是老蔣還是漢奸汪精衞，又或者是侵略者小鬼子，都不約而同的將打擊重點集中到了八路軍身上，集中到了共產主義身上。

權派、漢奸、侵略者，這三方關係複雜又相互鬥爭的勢力，卻都對延安和八路軍恨之入骨，都欲除之而後快，是不是感到很奇怪？

如果你搞懂了這裏面的邏輯，就連現在一些你看不懂的亂象，也會一目瞭然。

我們先從汪精衞是不是漢奸開始説起。

01

汪精衞是抗日時期的頭號漢奸，這一點沒有什麼爭議，如果説你不認為汪精衞是漢奸，那可得好好審視自己的立場和思想了。

汪精衞是漢奸，這不僅是國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他所作所為的評價，但是他自己卻從來不認。

汪精衞這夥人非但不承認自己是漢奸，反而宣稱自己是忍辱負重的勇士，是為了拯救國家才甘願赴湯蹈火，不惜捨棄自己的名聲，揹負罵名，只為救國救民與水火之中，是曲線救國。

就連一些學者也分析，汪精衞叛逃重慶這一出，是跟蔣介石唱得雙簧。

主要是馮玉祥在《我所認知的蔣介石》中説，當時重慶的交通都被戴笠控制着，普通人坐飛機都需要經過很複雜的審核登記程序，而高級高員乘坐飛機則必須有老蔣的個人批准。

沒有老蔣的同意，汪精衞不可能帶着曾仲鳴、林伯生等一幫人坐飛機到雲南昆明，當汪精衞到達昆明後，龍雲還給老蔣發了電報，這個時候老蔣依然有機會阻止汪精衞，但最後汪精衞這夥人依然成功飛到了越南河內。

所以馮玉祥就懷疑，汪精衞叛逃重慶可能是老蔣默認的行為，這兩個人在唱雙簧。但也有資料説當時汪精衞等人是打着去昆明做抗日演講的旗號。

不管藉口是真是假，就連當時的侵華日軍中的少壯派們，也認為汪精衞這一出，就是國民政府自己搞出來的雙簧戲：

“汪精衞與蔣介石是互相勾結在一起的。和平運動不過是緩兵之計，是一個企圖鬆懈要粉碎中國全面抗戰的帝國陸軍決心的詭計！”

還有人找出汪精衞離開重慶前，寫給老蔣的最後一封信，信中説：“今後兄為其易, 而弟為其難！”

學者就解讀，説此處的難與易，既指對日本和戰兩策，主戰比較容易，而主和比較難，汪精衞自己説：“戰易，和難。”，最後他自己選擇了難，自己跳火坑，把易留給了蔣介石。

把主動投敵，換成主動跳火坑，立馬就樹立起了忍辱負重的形象。

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陳公博也站出來説，當年離開重慶前，汪兆銘對自己説，要是在重慶發表議和的觀點，外面的人就以為這是重慶政府的觀點，會對政府不利。

要是離開重慶，再講這番話，那就是我汪兆銘個人的觀點了，對政府有好處。要是我在外面談出什麼好處來了，到時重慶政府就可以順坡下驢了。

話裏話外，我汪兆銘叛逃重慶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政府着想，不僅絲毫沒有為個人利益着想，反而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

聽汪精衞和陳公博，還有一些學者這麼説，不知道內情的，還以為老蔣和汪精衞是親兄弟呢。

陳公博

汪精衞要是真這麼體恤老蔣，這麼體恤國民政府，當年還何必辛苦跑回國，拉開架勢跟老蔣打了這麼久的擂台。

漢奸們將漢奸行為改頭換面一説，頗有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很是糊弄人。

要是不看這夥人都幹了啥事，光聽口號和述説，還真容易被忽悠了。

02

什麼事只要牽扯到了蔣正中，必須整出一點彎彎腸子。

畢竟凡事都有點陰謀論才符合委員長的作風。

基於上面汪精衞叛逃重慶，實際上是和蔣介石是唱雙簧的觀點，有人拔高一步。

説汪精衞叛逃重慶，其實是中了老蔣的陰謀，被老蔣哄騙着假戲真做，最終在頭上扣上了一個通敵賣國大漢奸的屎盆子。

這個説法比雙簧的説法，更高一籌，高在哪？

高就高在高宗武和陶希聖這兩個人身上。

等汪精衞的和談大戲演到最精彩的時候，高宗武和陶希聖卻突然來了一波大反轉，將汪精衞這幫人氣得是七竅生煙。估計就連無間道的編劇都會忍不住鼓掌，直呼內行。

具體是怎麼回事，咱們慢慢説。

七七事變後，老蔣在廬山上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抗日演講。

“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誓言猶在耳邊，結果這邊剛義正辭嚴的發表完講話，另一邊老蔣就派人去問問日本方面有沒有和談的希望。

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奉命去打探“和平”的消息，想看看日本方面有沒有講和的可能，都是啥條件。

高宗武這個人在外交方面也確實有點天賦，尤其是對日外交方面，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曾説，以後有啥事外交部長張羣不用來了，專找高宗武談，還是這小子説話好聽，上道。

而高宗武更是口出狂言，搞外交是我的本職工作，但我其實一點都不感興趣，我的目標是要讓中日關係來一個180°的轉彎。

七七事變後，高宗武就跟老蔣進言，自己有辦法直接跟日本首相近衞文麿搭上線，有可能讓日本直接退兵。結果高宗武的這一次外交活動不僅失敗了，戰火還一度燒到了上海。

到了1937年11月，上海丟失後，眼瞅着日本就要向南京進攻了，德國大使陶德曼出來當好人，開始調停中日戰爭，高宗武也在其中游走，希望能快點讓日本方面停止進攻，但這個時候的侵華日軍氣勢正盛，哪有功夫搞和平談判。

陶德曼調停到最後，日本近衞內閣卻發表聲明：以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就是説，日本不想跟你國民政府談，也不需要談，打到你服為止，氣焰十分囂張。

近衞內閣這份對華聲明一出，就讓高宗武、周佛海這些希望能走和平談判道路的國民黨高官，陷入了絕望之中，頓感前途灰暗，沒有希望。

隨後高宗武、周佛海、陶希聖、羅君強這些人以汪精衞為核心，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政治團體——“低調俱樂部”，搬到重慶後，改名為藝文研究會。

這些人就是教員在《論持久戰》中提到的亡國論堅定支持者，成天聚在一起談論亡國論，要不就是日本軍事太強了，根本打不過了，要不就是再戰必亡。

延安那邊的文官武將們，都在想着如何才能打敗日本人，結果這邊這幫人拿着政府的經費，卻天天討論日本人需要多少好處才能停戰，還費盡心思的託關係送禮，打探日本上層的想法。

簡直比當年的清朝投降派還不如。

03

在此期間，高宗武奉蔣介石的命令，多次飛香港跟日本方面進行和平談判，説白了就是問日本需要啥好處，才能停戰。

經過多次探聽和交談，還真讓高宗武摸到了門道。

1938年7月，日本那邊的軍事參謀本部釋放出了想要和談的信息，秘密邀請高宗武去日本詳談。高宗武這次到日本，究竟是自己做主去的，還是老蔣讓去的，有很大爭議。

日本人同意和談，但高宗武最後拿回來的條件卻是：想和談必須讓蔣介石下野， 可以讓汪精衞作為和談領袖。

也不知道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日本人等不及漢奸上門了，都開始直接點名了。

高宗武回到重慶後，先把消息傳給了侍從室副主任周佛海，周是汪精衞的人，他看了後，先給汪精衞看了，隨後遞交給老蔣。

老蔣收到消息後，十分不爽。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倭國對我變更態度，強硬威嚇者，其果誤認為吾內部已動搖乎？其實，與高宗武之荒謬赴倭有關。今觀其報告，其誤事果不淺也。”

老蔣是不可能答應下野的，老蔣從頭到尾要的都是拖延時間，並視日本人的條件為挑釁。

但高宗武和周佛海這些人，好似看到了希望，就開始勸説汪精衞，不如就按日本人的要求辦，讓汪精衞出任這個和談領袖。

汪精衞不是幹大事的人，手段沒有老蔣陰狠不説，遇事時也沒有老蔣果決，要不然也不會被老蔣壓了一頭。

日本人點名讓汪精衞出任和談領袖的意思，其實就是找軟柿子捏。

但汪精衞一聽能當領袖，就半推半就讓梅思平和高宗武去上海，跟日本人繼續商談和談的細節。

這個梅思平是汪精衞的心腹，而高宗武一般被認為是老蔣的人。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老蔣的人，卻天天跟着汪精衞混，很難講高宗武是反了老蔣的水，還是刻意跟汪精衞接近，想要帶偏他。

最後談出了一個基本協議，也就是重光堂會談，重光堂原本就是一個不起眼的空房子，為了會談時不引人耳目找的。會談結束後，日本人才起了一個重光堂的名字，重振榮光的含義不言而喻。

有了這個重光堂會談後，跟日本人和談的事情基本定下了之後，汪精衞這幫人的漢奸這條路就定下了，不久就策劃了叛逃重慶事件，帶着一幫人跑路了。

04

如果説漢奸也有檔次，汪精衞這波人無疑是漢奸羣體中的精英。

在汪精衞正式成為漢奸前，小鬼子在中國還扶持了兩位大漢奸，一個叫王克敏，擔任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委員會委員長，是日本在華北地區設立的傀儡政權一把手。

還有一個叫梁鴻志，侵華日軍攻破南京後，在日本海軍部的主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梁鴻志擔任行政院長。

王克敏和梁鴻志的主要活動，就是冒充主人的橡皮圖章，小鬼子來要什麼就蓋一個章，雙方演一場戲，就將中國的各種資源出賣給小鬼子了。

而日本人很清楚這兩個人以及華北和南京這兩個傀儡政權裏的人，都是上班領工資的人，沒有啥本事，換句話説，都是重慶和延安丟棄不用的廢物。

當日本人攻佔了中國主要城市後，需要一個更大的傀儡政府，還需要這個傀儡政府來幫助日本人搞宣傳，弱化中國人的抗日意志，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將華北、偽滿洲國等地方徹底分割出去。

讓傀儡政府編制出一套有理論成體系的東西，去完成日本人的任務，王克敏這些人肯定是辦不到的，這才苦心積慮找了汪精衞這號漢奸精英。

汪精衞團隊不愧是漢奸精英團體，一邊賣國，一邊高喊救國，還能編撰理論，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汪精衞講：“在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説的，只有幾句話，大家要講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如果人人不説老實話，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哪一條路？”

汪精衞口中所謂的老實話是什麼呢？

説穿了，就是敵人很強，中國打不過，大談持久戰就是不負責任，是説不老實話，按這條道走是要亡國的！

那如何才能不亡國呢？

汪精衞自己説，目前救國的方式分兩種，要麼直接的戰爭救國，要麼就是曲線的忍辱救國。而哪一種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才是真正的救國方式呢？

他説：“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好不慘烈！”所以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負責任的做法是曲線救國，減少損失，保存實力，積蓄能量，才是上策，具體內容就是：“通過與日本人周旋講和，暫時吃點虧，贏得後發之救國力量，通過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為救國掃清障礙。”

在汪精衞眼裏，日本不是救國的障礙，反而救國的幫手，他説：“中日是兄弟之邦，亞洲是我們的家庭。”所以要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要獲得日本的幫助。為此可以出賣國家主權和獨立，因為都是自家人。

既然日本是汪精衞口中的幫手，那汪精衞是想從誰手裏救出國家呢？

他想從英美手裏，想從延安手裏救出國家。

故此，中日雙方應該“相互幫助，相互合作，來複興我們的家庭”，汪精衞不斷重申反對歐美殖民主義，要為大亞洲主義創造條件和根據。這是他的漢奸理論的的核心。

在歪曲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時，汪精衞寫到：“使共產主義不能流毒於中國，不能流毒於東亞，這是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漢奸林伯生也發表言論，以迎合汪精衞的漢奸理論，説：“反對侵略主義，排斥狹隘的國家主義。”這話的意思是，亞洲國家都是一家，歐美才是侵略者，排斥日本是狹隘的國家主義。

看完汪精衞的漢奸理論，是不是覺得很荒謬。

高級漢奸就是高級，賣國求榮還能扯出了這麼多虛情假意。

《亮劍》裏錢伯鈞要投敵當漢奸時，也跟楚雲飛解釋了很多，又是講人各有志，又説重慶政府不待見咱們，最後還拿吳三桂舉例子，説汪精衞的曲線救國策略才是對的，現在拿了小鬼子的裝備武器，一旦時機成熟就反了他孃的了。

説這話的時候，錢伯鈞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不知道的，還以為他要忍辱負重，冒着生命危險到敵軍裏搞潛伏工作呢。

錢伯鈞、汪精衞之流吹的天花亂墜，楚雲飛一句話就將他們的老底揭穿了：“你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

這等勾當，不就是漢奸！

05

汪精衞的水平，也只夠在漢奸羣體裏論個長短。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衞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衞第三次聲明，當消息傳回國內，舉國譁然。

1939年5月，汪精衞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

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

到了這一步，汪精衞算是坐實了漢奸身份，就算他再巧舌如簧，都掩蓋不了他出賣國家主權，分裂國家的罪行。

下一步汪精衞就要在南京舉行偽國民政府還都儀式，結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此前一直鞍前馬後的高宗武，以及被汪精衞視作心腹，時任偽國民黨宣傳部部長的陶希聖，突然反水。

1940年1月初，高宗武和陶希聖在杜月笙的幫助下，離開南京來到了香港，隨後約見大公報記者，將汪精衞簽署賣國條約的前台幕後，以及條約的具體內容，都講了出來。

第二天汪精衞賣國求榮簽署《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賣國條約的新聞就上了《大公報》頭版頭條。

汪精衞看到新聞後人都傻了，足足緩了兩天，才敢站出來底氣不足的回覆説，高宗武和陶希聖是在誣陷，都是胡説。

事後高宗武移民美國，不問世事，靠炒股為生，而陶希聖在外面待了兩年後，於1942年又回到了重慶，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刊物《中央日報》編輯，時隔一年後，又升任為總主筆。

高宗武和陶希聖這兩個人，一個是促成了汪精衞和日本和談的主力，另一個是替汪精衞寫文章搞輿論工作的高手，可以説是除了周佛海和陳公博之外，汪精衞最倚重的人之一。

結果當汪精衞跟日本簽署了賣國條約後，在偽國民政府成立前夕，這兩個人卻毫不猶豫提桶跑路了，還來了一個反揭露。最絕的是陶希聖繞了一圈，最後又回到了重慶，老蔣也沒有冷落他，還將其當做心腹幕僚看待。

陶希聖

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高宗武和陶希聖這兩人可能是老蔣故意安插在汪精衞身邊的棋子，一邊監視汪精衞，一邊給汪精衞出損招，讓他在漢奸這條路上越陷越深。

但不管陶希聖和高宗武的真實身份如何，也不管這裏面究竟有多少曲折，有多少彎彎腸子，都改變了汪精衞是漢奸的事實。

外因還得經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如果汪精衞是個鐵骨錚錚的漢子，誰也沒法讓他成為漢奸，如果汪精衞真是被人陷害，而自己是無辜的，在其出賣國家主權和利益時，就應該及時醒悟。

簽下賣國條約的人是汪精衞，成立偽國民政府的是汪精衞，打擊殘害抗日英雄的是汪精衞，組織偽軍對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清鄉的是汪精衞，欺騙大眾美化日本侵略行為的是汪精衞，為日本人賣命的還是汪精衞，出賣國家主權的依舊是汪精衞。

一個國民政府的二號政治人物，要是連自己的行為究竟意味着什麼都不清楚，那才是真正的搞笑。

06

侵華日軍上層，還是有能人的，對自己的優劣勢看得很清楚。

拉攏汪精衞，跟老蔣搞曖昧，雙方默契的對付八路軍。

這些手段，實際上就是侵華日軍打破論持久戰的方式。

侵華日軍很清楚，當他們對中國的攻勢，由軍事轉為政治為主之後，最重要的就是打擊中國的抗日派，只要中國的抗日意志弱化了，其他事就能在談判桌上解決。

彼時的中國，要説哪一個羣體的抗日決心最頑強，無疑是延安。

這是由延安的立場所決定的。

立場這東西，可不是説你想站什麼立場就站什麼立場的，立場是人們觀察認識事物的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從根本上來講是人們的政治社會利益和地位決定的。

延安代表的是無產階級，代表的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利益，所持的立場跟日本這樣的侵略者絕無緩和的餘地。

而老蔣這些人，代表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利益，各自還都有列強後台，抗日決心根本不能貫徹到底，很容易就動搖。

陶德曼調停，高宗武刺探和平消息，汪精衞接觸日本方面，何應欽張羣跟日方曖昧，無一不證明國民政府並沒有抗日到底的決心。

當侵華日軍釋放出可以和談的意思後，老蔣和汪精衞其實都想跟小日本和談，只是各自的底線不一樣。

老蔣採取的是以戰促談，邊打邊談，想恢復七七事變前的時局；汪精衞則是無限度的容忍日本，只要日本能停戰，什麼都好説，只要不打，整個國家送給你都行，美其名曰曲線救國。

重慶、南京、日本這三方勢力，都想做生意，都想談，只是籌碼不一樣，但是回過頭一看，卻有一個攪局的。

延安不是來談生意的，而是來砸場子的。

所以這夥人，不管內部怎麼鬥，只要一有機會，就跟八路軍搞摩擦，欲除之而後快。

抗日進入相持階段後，老蔣在黨內開會，將排除異己當做國民黨的重要任務，説穿了就是反共；

而汪精衞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後，也將反共作為自己的重要工作內容；小鬼子更不用説了，岡村寧次沒有上任前，就頻繁對抗日根據地發起圍剿，上任後更是三天一次小清剿，五天一次大掃蕩。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八路軍都快這三方勢力逼的上房頂了，就這還有人説八路軍在敵後戰場打醬油。

敵後戰場的日子要是這麼好過，國軍早就來享福了，還能輪到八路軍？

07

面對這樣複雜的情況，教員充分展現了一位成熟政治家應有的智慧和剋制。

1940年2月，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教員痛罵汪精衞：

“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衞，看了這種情形，嚇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

對於日本人的手段，以及汪精衞的目的，教員看得也很清楚，指出：“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們知道共產黨抗日最徹底，國共合作則力量更大，他們就用全力分裂國共合作，使兩黨各自孤立，最好是兩黨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