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時到平時——踏上保衞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新徵程_風聞

從戰時到平時——踏上保衞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新徵程

摘自《李德生回憶錄》（2012年7月第1版），261~270頁。

……

1954年4月，十二軍奉命從朝鮮撤回國內，駐守在浙贛鐵路沿線的金華、江山、上饒地區，擔負東南沿海機動作戰的戰備任務。

從朝鮮戰場凱旋，標誌着十二軍的部隊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歷史任務，踏上了保衞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新的歷史裏程。

這個時期，我們的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軍隊進入了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國家和軍隊都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

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部隊從戰火紛飛的戰場上轉到相對和平的環境裏，這對十二軍來説，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事。這是一個新的考驗，在某種意義上來説，是比戰場上更為嚴峻複雜的考驗。我作為十二軍第四任軍長、軍黨委書記，如何保證部隊經受得起這種考驗，是擺在我面前的一個重大的新課題。

部隊打了二十多年仗，一下子轉入和平環境，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管理上，以及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上，都是一個大轉彎，都要適應相對和平時期部隊建設的需要。首要的是轉好部隊的思想彎子。當時部隊思想上最突出的變化，是由生與死的矛盾，轉為苦與樂、個人與集體的矛盾。部隊回國後，受到祖國人民熱烈歡迎，一片歡欣鼓舞，但在相當一部分人員中產生了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和享樂情緒以及鬥志鬆懈、作風鬆散的現象。

這令人十分擔憂。部隊思想上的問題，只能用思想工作的辦法來解決。為了及時堅決的制止和糾正這種現象的滋長蔓延，部隊一進入新的駐地，在部署各項工作展開的時候，首要的任務，是大張旗鼓的抓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軍隊在新的時期建軍方針和建設目標的宣傳教育，使全軍上下明確在相對和平時期我軍擔負的歷史使命，認清大局，服從大局，解決好“後半輩子繼續革命”的思想。緊接着於1954年8月召開了全軍英模大會，全面總結了三年抗美援朝的工作，大力表彰了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英雄模範人物，在全軍普遍開展了學英模、憶烈士、查鬥志的活動，激勵部隊繼承和發揚戰爭年代的優良傳統，為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創新業、建新功。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時，對全軍所有的基層黨支部，有計劃有步驟的、分期分批的普遍進行了整頓。整頓了思想、組織、制度和作風，在此基礎上對團以上黨委也逐個進行整頓，充分發揮了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依靠這“三個作用”保證了部隊比較順利的轉好由戰時到平時的思想彎子。後來在部隊建設和執行其他各項任務重，都始終抓了黨的這“三個作用”的發揮，把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基層，打牢基礎。

戰爭年代，一切為了打勝仗，各項工作都要服從作戰的需要，思想統一、步調一致。而在相對和平的條件下，全面建設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出現許多新的矛盾，對各級幹部的領導水平、組織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當時部隊擴編換裝、軍事訓練、政治教育（政治運動）、文化學習、營房建設、施工、生產，以及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等等，各項工作任務都提出來了，而且許多工作都是同時佈置，條條下達，齊頭並進，層層加碼，湧到基層。按照當時流行的説法，叫做“上面千條線，連隊一根針”，搞得基層忙亂不堪，叫苦不迭。不少領導也難以適應這種形勢，工作中往往為了爭主次、奪位置、搶時間，鬧出了這樣那樣的矛盾，有的還造成了黨委領導班子內部的不團結，甚至發展到個別師的黨委內部，也由於工作上的矛盾，發展到互相指責、互相告狀。

問題出在哪裏，應當怎麼解決？打仗的時候，指揮員要親自看地形、偵察敵情，現在看來應當到自己的部隊中作仔細的調查了。我們黨委討論後，大家分頭下去。我帶的工作組，到矛盾比較突出的那個師蹲點。我逐個與黨委成員談話，多方面聽取不同意見和看法，開始不作是非論斷。前前後後調查了一個來月，從大量的現象中，我感覺到，這不是簡單的作一個誰是誰非、誰對誰錯的結論所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平時部隊建設中，究竟以什麼為中心，究竟如何保持和提高部隊戰鬥力的問題。而且又是一個各級幹部的組織領導能力，如何跟上部隊建設形勢需要的問題。圍繞這這些問題，組織師的領導班子集體分析矛盾，尋找根源，探討出路。我先同領導幹部個別交談，然後又同大家一起討論，通過回顧我軍成長壯大的歷史，展望未來發展的趨勢，弄明白了“戰時我們主要是通過打仗提高部隊戰鬥力，平時主要應通過訓練來鞏固提高部隊戰鬥力”的根本道理，明確平時部隊建設，就是要以訓練為中心，其他的工作，不能爭中心，要圍繞中心各就其位，要樹立一盤棋的思想，學會“彈鋼琴”的方法，對各項任務統籌安排，突出重點，照顧一般，全面提高部隊戰鬥力。認識統一了，矛盾也就解決了，弄清了思想，團結了同志。通過處理這個師的不團結的問題，我們找到了解決這類矛盾的路子。軍黨委討論研究後，召開了全軍團以上三級黨委書記聯席會議，專門研究了在平時部隊建設中，如何加強黨委對部隊實施統一領導的問題。從此以後，在部隊建設中，以加強教育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為中心的思想比較明確，各項工作互相爭主次、鬧矛盾的現象大為減少。

部隊在搞好訓練的同時，展開了大規模的營房建設，自己動手，邊學邊幹，自燒磚瓦，自採砂石，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施工，全軍住進了自己新建的營房。1961年，部隊移防蘇北，在國防施工、營房建設、戰備訓練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堅持從部隊全面建設出發，統籌安排各項工作。在三年困難時期和蘇北條件相當艱苦的日子裏，大辦農場，大力發展農副業生產，從1962年到1967年，全軍生產糧食近5700萬斤，在保證部隊吃飽的基礎上，還向國家上繳了1700萬斤糧食，減輕了人民負擔，保持和發揚了我軍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

在搞好部隊本身建設的同時，全軍各部隊重視在和平環境裏，建立新型的軍政軍民關係。特別是部隊移防蘇北後，根據當地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以及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我們要求所有連隊和機關都與當地建立了掛鈎聯繫制度，幫助農村實現“三變”：由缺糧隊變餘糧隊，由窮隊變富隊，由後進隊變先進隊。經過軍民幾年的共同努力，部隊駐區不僅生產形勢，而且社會風氣和精神面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大密切了軍政軍民關係，湧現了大批擁政愛民先進典型。比如103團農場炊事員章樟元，1962年9月在台風襲擊駐地時，奮不顧身搶救了4名落水婦女，自己光榮犧牲，被授予“愛民模範”稱號。羅瑞卿總參謀長還專門撰文表彰章樟元的模範事蹟，號召全軍學習。

和平時期部隊工作抓什麼、怎麼抓的問題初步解決了，我仍然覺得，許多工作抓起來比較吃力，成績也不是很理想。問題又在哪裏呢？我接連用一兩年時間，到基層去，到訓練場上去，同各級幹部和戰士交談，逐漸形成了一個看法：部隊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中遇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我軍的廣大幹部戰士，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大多是工農出身，科學文化水平不能適應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正好那時總政治部對全軍政治工作要求中，提出了一項文化教育的任務。我們軍黨委討論後，認為這是一件大事，要求各級領導把提高幹部戰士的科學文化水平，作為部隊現代化建設的千秋基業，作為戰略性的任務來抓。這反映了全軍上下的共同願望，代表了廣大指戰員的切身利益。任務一提出，立即受到了部隊的熱烈響應。軍、師、團各級黨委掛帥，分工一名黨委常委主管此事，逐級成立文教辦公室，組織了一支強有力的專職和兼職文教隊伍。軍的教導隊改為文化速成學校，各師建立了文化輪訓隊，應連普遍成立了文化夜校。全軍從各級領導機關到基層單位的幹部，除參加上級有計劃的輪訓外，普遍堅持在職自學，能者為師，互教互學；士兵以掃盲為主，編班上課，互幫互學。全軍幹部戰士在以“學文為武”的思想指導下，掀起了向科學文化進軍的熱潮，許多幹部戰士擠出一切時間學，“挑燈夜戰”學，可謂是“熱火朝天”。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帶頭學習作出樣子。我的業餘時間，基本上都用於學習科學文化，還請了好幾位同志為我輔導，越學興趣越大。當時，幹部戰士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到了攀登科學文化知識上面，部隊的精神面貌和風氣，幹部戰士想問題和辦事情的思維方式，各級指揮員組織軍政教學和管教能力，都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儘管也出了某些操之過急、趕時間、搶速度的現象，但成績始終是主流。由於十二軍部隊的科學文化教育抓得深入、紮實、有效，受到了軍區和總政治部的表彰。

1957年末，我奉調到北京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注：北京高等軍事學院以原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高級速成係為基礎組成，以培養兵團和方面軍級高級指揮員為目的。）接到入學通知，我激動不已。我從少年時代，就渴望上學，家境貧窮，無法上學讀書，到了部隊後，成年行軍打仗，又沒有上下的機會，就連隨營學校和軍政大學都沒有上過。部隊要提高科學文化水平，我更需要提高啊！現在有機會到北京最高軍事學府學習，怎麼能不興奮呢？

入學後，我所接觸到的劉伯承元帥培養出來的優良的校風，濃厚的學習空氣，更加激發了我刻苦鑽研、努力攀登的熱忱。教學課程首先是學文化，打基礎。所學內容，有《語文》《混合數學》《理化常識》《立體幾何》等多門。説心裏話，以為語文知識自學了不少，看、讀、寫不成大問題，這數理化還從來沒接觸過，剛開始真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

我想起了過去長征、打仗，也想起了劉帥苦學俄語的情景，那不是更難嗎？古人説，勤能補拙，笨鳥先飛。我基礎差，只要多看、多學、多練，一定會有所收穫。劉帥説過：“別人吃飯你不飽，學習提高靠自己。”我為了擠出較多的時間學習，電影不看，撲克不打，節假日不外出，晚上加班加點，有點如醉如痴的樣子。有時候走在路上也背法則，記公式，體會老師講的內容，以至有幾次回家，走過了家門還渾然不曉，別人和我打招呼也聽不見，連自己都感到好笑。當時按規定，住學可以帶家屬，我在住學期間，除了參加一些學校統一組織的活動外，自己從沒有陪同愛人和孩子游覽過北京的名勝古蹟。俗話説，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段追趕，我的成績逐步上升，由頭一二次測驗及格，而達到了良好以上。

三年學習，收穫最大、印象最深是系統學習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所學內容，除了毛澤東軍事著作，大量的是毛主席關於指揮戰役戰鬥的往來電文。由於許多戰役都是親身經歷的，回過頭去學毛主席的電文，看毛主席怎樣綜觀戰爭全局，深刻分析戰場形勢，透視敵我態勢，正確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正確調動和運用敵我矛盾和有利因素，贏得一次又一次戰役戰鬥的勝利，感到特別親切，記憶也特別牢固，使我的軍事理論水平得到了提高和昇華。記得劉伯承元帥一再説過：“經驗好比一堆零散的錢，理論好比是一根錢串子，把各個經驗總結起來上升到理論，就好比一根錢串子把零散的錢串起來，這時你才能説有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本錢。”經過系統的理論學習，進一步掌握毛主席創立的人民戰爭和人民軍隊的思想，學習在中國革命戰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戰略戰術理論，十大軍事原則，譬如，“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鬥應力求有準備”等等著名論斷，聯繫二十多年戰鬥經歷，使得許許多多零碎的印象、體會，得到系統化、理論化的提高，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為以後學習“保衞祖國戰略方針”、“戰役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深造三年，是我進一步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三年。我完成學業後，仍回十二軍任軍長。

我回到十二軍後，和入學前一樣，每年都要以一半時間，有時甚至以七八個月的時間，深入部隊，蹲點跑面，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我們還把工作中的各種重大問題排列出來，納入黨委工作全年計劃，分工負責，逐個深入調查研究解決。當時，除留個別軍的領導同志在機關主持工作外，我和政委史景班、副軍長譚友夫、官峻亭、副政委王翀、張春森、宋佩璋以及機關部門的負責同志，都深入到部隊，有時黨委會或辦公會也搬到下面去開。我們還要求師、團領導和機關，每年都要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到基層去，在實踐中解決部隊問題。

為了搞好蘇北的戰場建設，為了使固守蘇北海防的作戰方案更加符合實際，我幾乎跑遍了鹽城淮陰地區的所有公社，對防區內的地形、道路、水情、氣候等情況，作了全面的戰場勘察和兵要地誌調查。從蘇北戰場的實際出發，對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構築、地形改造、運輸補給、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等等問題，都作了詳細的分析研究和部署。針對蘇北戰區海防線長的特點，按照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普遍與地方建立了聯防組織和制度，廣泛開展了“聯心、聯建、聯訓、聯文、聯防”的“五聯”活動。104團2連和106團1連創造的“五明一快”（明確任務、明確作戰指導思想、明確指揮關係、明確通信聯絡信號、明確打法，發現敵情報告快）的聯防經驗，提高了聯防能力，被南京軍區評為軍民聯防先進單位，並在《解放軍報》上作了介紹。曾經有一股敵特從海上登陸，當時立即出動了近十萬民兵，佈下了天羅地網，一舉全殲。

……

抄寫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