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冀：《長沙夜生活》是一朵路邊的野花_風聞

做城市電影，就要敢把名字打上去

五一檔的“片海”類型供給十分豐富，愛情、懸疑、動作、喜劇、主旋律、動畫，似乎包含了市面上所有賣座的類型。但身處其中的《長沙夜生活》，卻是一部很難用某一類型去定義的電影。

影片彙集了不少大眾熟悉的演員，但在預告片中卻將“領銜主演”的位置讓給了長沙。在看完整部電影之前，除了知道這是一部講長沙的電影之外，人們很難猜測到這具體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但或許恰恰是因為這一份不同尋常，讓《長沙夜生活》拿到了目前同檔期最高的豆瓣評分7.6，超出第二名0.6分。

這是《中國合夥人》《親愛的》《奪冠》的編劇張冀首執導筒的作品，在他看來，挑戰難題是貫穿他職業生涯始終的。迴歸傳統敍事方式，不僅讓他自身難以感到樂趣，要求越來越高的觀眾們也未必買賬。這部影片對他來説，既是一朵路邊的野花，也是必須堅持的信念。

以下是經毒眸（ID:Domoredumou）整理後張冀的自述。

講一座城市，從空間和時間開始

從2020年開始，我和我的團隊陸陸續續做一些調研。有的人去大排檔、有的人去脱口秀、有的人去街頭做各種採訪。最近幾年有很多的紀錄片，對這種大排檔的呈現非常細緻入微，這些都給我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最開始寫劇本的時候，就是確定了一個方向——講夜生活。首先是確定時間，應該就在一晚上發生，不要拖太長。但如果是那種傳統的“三一律”的敍事，對我來講太陳舊了，所以我想着怎麼突破一下。

突破的角度其實就是從空間上找。傳統的“三一律”講究聚焦，人物不能太多，基本上是一兩個主角發生的故事，空間也是單一的。《長沙夜生活》用了四組人物，在城市的四個不同地方進行着他們的故事，最終匯聚到一起，會發現他們其實還是“一家人”。

我一直很喜歡中國電影裏面描繪家庭這一派的，因為家與國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現代電影在我看來的一大重要特徵就是空間上的置換感，所以我會希望這是一家人從各個地方最終回到宵夜餐桌上的故事，而不是從早餐的餐桌上出發。就像理查德·柯蒂斯的《真愛至上》，它是不同的人物匯聚在“愛”這一主題下，我寫的是不同的人物匯聚在“家”這一主題下。

我本身就很喜歡寫羣戲，雖然我也知道單寫一兩個人物會讓觀眾感覺更聚焦，但我不太想做這麼“安全”的事情。我在前沿創作已經十年了，所以我覺得要做一些有挑戰的事情。沒想到的是，有觀眾看完之後會覺得人物不具體，但我其實已經儘可能地把每個人物塑造得“低到塵埃裏”了。

在英雄故事中，人物往往是大於環境的，但在這個片子裏，我是儘可能讓人物小於環境的。舉個例子，比如在大排檔的休息室裏——這間休息室是大於麗姐的，麗姐的疲憊是完全在這個環境裏顯現的。從廚房回到休息室，有一些非常細膩的輾轉騰挪，在我看來，這些細節也是戲劇的重要部分。

這是電影傳統中偏向生活的一卦，大家看慣了的好萊塢可能是另外一卦：關於怎麼尋求刺激、怎麼拯救世界的故事，可能大家把這種情況才理解為“強戲劇衝突”。但在我的審美里面，説難聽點，我可能已經被展現生活這一類的電影給“PUA”了，我真的就覺得這個好看。而且普通人的生活其實就是這樣，沒有太多大起大落，更多時候只是靜水流深。

而長沙人的生活裏，儘管充斥着很多能展現當地特色的本土化元素，比如打麻將、洗腳、嚼檳榔。但我沒有選擇去呈現這些，因為這些內容在短視頻裏面已經比比皆是了，不需要我再去展現。

更關鍵的原因是，我希望它雖然是一部講長沙的電影，但對於其他城市的觀眾來説，也可以產生與平凡生活之間的連接。比如，誰家沒有一個離自己比較近的深夜大排檔呢？誰沒有和戀人在深夜壓過馬路呢？但麻將、洗腳、嚼檳榔這些事，還真不是每個城市的人都有同感的活動。

這也體現在影片中角色使用的語言上，我特意沒有讓角色太多地使用長沙話，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其他地區的觀眾也能有代入感。所以，影片中的角色設置，很多都是外地人講普通話，偶爾冒出一句長沙話。當然，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像長沙、武漢、成都這樣的省會城市，真的也不是像當年一樣滿大街都講方言了，有太多的外地人、年輕人來到這些地方紮根，像以前的北上廣一樣。這是當下的現實，我覺得尊重真實比起去追求某種純粹的目標要更加重要。

所以總結來説，要做一部城市電影，最需要在意的就是一座城市的空間和時間。

比如長沙的空間，它是有點亂的，拿北京作對比的話，北京就更規整嚴謹、涇渭分明。在長沙，哪怕在五一廣場、解放西這種最熱鬧的商業街，隨便拐一個彎進到個小巷子裏，都能看到有人在潑洗腳水，它的空間是混搭在一起的，像洞庭湖的湖水一樣。

從時間上來説，長沙的夜晚比白天更熱鬧。我們因為是全夜戲，所以拍攝的時候連續熬了32個大夜。越是往後熬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自己產生了幻覺，好像長沙的白天像夜晚，夜晚像白天。我覺得這種感覺好像只有在長沙有，如果拍的是武漢，那可能就是從“過早”開始拍，每個城市的氣質都不一樣。

被電影藝術呈現得最多的城市紐約和巴黎，是很典型的兩股氣質。有人説《長沙夜生活》這個名字會不會讓“非長沙人”對電影不感興趣——為什麼沒人會説《午夜巴黎》這個名字有問題呢？我覺得中國要做城市電影，就要敢於把名字打上去，總得有人去做。

一開始的劇本還有一個片名，叫《羣星閃耀的夜晚》，這個名字其實是表達了我對普通人生活的讚頌。我覺得長沙夜晚的“羣星”，不是那些藝人和網紅，而是每一個認真生活的普通人。但也有人説，這個名字太文藝了，可能也會勸退一些觀眾。

所以要不要羣戲、要不要展現本地特色、要不要在宣傳中強化城市的概念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我搞了十年電影，只知道一旦做出選擇，它就是一把雙刃劍，沒有真正完美的方案。

要相信自己的創作

我其實是不想自己拍的。

從2020年開始到2021年，寫劇本的同時也一直都在找導演，但一直都沒找到特別合適的，這個項目一度都險些擱置了。陳可辛從我劇本寫完開始就在勸我。“要不你就拍了吧。”但我真的不想當導演。到了2022年，已經決定五六月份要拍了，還是沒找到更好的人選，於是我決定還是把它做了吧。

編劇是我更擅長的事情，對導演反而沒那麼大興趣。不過，當導演也有它的魅力——現場感強。和劇組各個工種的人員合作的時候，其實總還是會有一些觀念上的衝突，怎麼去看待這個衝突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拓寬自己視野的。而編劇的創作，大部分時候只是面對電腦的，只有做導演的過程才能讓你對電影有深刻、更本質的認知。

但我在被展現生活的電影給“PUA”了之後，其實很大程度上對生活的愛可能比對電影的愛要更多一點。當然，電影還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只有熬32個大夜把電影拍完之後，我才會意識到長沙白天和夜晚之間的微妙關係，如果只是過生活的話，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雖然是第一次做導演，但是中國電影發展到今天，其實能給新人導演提供的支持是很多的，尤其是我這次也是和一起合作了很多年的團隊再度合作，所以最難的事情其實也還是劇本。對一個導演來説，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這個故事你到底要講什麼？你相不相信它？你對它有沒有懷疑？

至少我在開拍之前，我是真的已經徹底相信這個故事了，但達到這個結果之前的過程，其實還是很艱難的。

我在當影迷的時候就很喜歡這種，兩個人走在街上什麼也不幹，就聊聊天夜晚就過去了的電影。對我來説，這部電影恰好幫我曲線實現了當影迷時的美好——它就像我走在路上一般都是看着樹，我自己也種樹了，可是怎麼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來看到了路邊的一朵野花，於是我把它採摘下來，拿在手上繼續往前走。

但它真的很難，想寫好這樣的戲真的很難。包括何岸的那段脱口秀，讓一個職業編劇去寫脱口秀，其實也是很難的。

只不過，挑戰難題其實貫穿我職業生涯始終，退回到一些傳統的、模式化的劇本里去，真的沒意思，觀眾也不答應。

我用傳統的方法去寫也不是不行，比如同樣是講長沙夜晚的故事：幾個笨賊要去省博物館偷東西，被好心人發現了，於是發動街道鄰居一起去捉笨賊，最終成了一場啼笑皆非的鬧劇。這“戲劇性”肯定是強的，也熱鬧，但觀眾會買賬嗎？觀眾會給它打5.5分起。

所以在現在的電影市場，你不能再按慣常的思維打牌，因為觀眾手上都抓着好牌呢，你怎麼打？只能不按常理出牌。

説實話，今年上半年是我對電影最迷茫的一段時間。面對短視頻和ChatGPT的挑戰，創作者能用什麼好辦法再給觀眾一個充足的理由要回到電影院，我真的很難想象。

我過年回家看到很多周圍的普通朋友在刷短視頻，短視頻生產得又快、數量又多，所有人類想看的類型、領域，它都能覆蓋。我的妻子最近在玩pia戲（一種廣播劇配音遊戲），這相當於一定程度上在體驗電影了，那還去電影院幹嘛。

我沒有確定的答案，只是還在思考，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必須拍我所相信的電影。既相信電影，也相信生活，相信普通人對生活的熱愛以及我對此的呈現，我相信它至少是真誠的。

如果我的方向是對的，那起碼去看這個電影還維持了一種體驗，而電影是需要體驗的。長沙的這個夜晚，是中國的夜晚，也是時代的夜晚。

文｜劉南豆

編輯｜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