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扒“新聞界奧斯卡”：為了真相，還是自嗨？_風聞

這些年，許多人逐漸有了一項共識：

想提高自信，就要從打破國際大獎的神話開始。

比如——楊紫瓊創紀錄地奪得奧斯卡最佳女演員，根本不值得慶祝，畢竟奧斯卡只是個過分強調政治正確的地區性自嗨獎；莫言之後再無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不必放在心上，畢竟文學獎早已淪為政治的附庸。

另一個與人文社科息息相關的世紀性獎項——普利策（The Pulitzer Prizes），就更不能逃過指摘了。

單從評獎報道的主題看，普利策還挺像回事：

美國在中東多地的空襲，給大量平民帶來了災難。這足以證明，官方的描述充斥了謊言——來自獲得國際報道獎的《隱匿的五角大樓記錄，揭示了致命空襲的失敗模式》

普通市民在被扣押期間離奇去世，美國警察卻被系統層層包庇——來自獲得國內報道獎的《為什麼許多警察交通站點變得致命》

數十人在公寓火災中喪生，慘案的根源是官員的輕慢：芝加哥官員早已知曉違建行為帶來的安全隱患，但卻從未做出約束——來自獲得地方報道獎的《火災前的失敗》

（注：以上主題節選自2022年獲獎報道）

新聞媒體界素有“扒糞建言”的説法——這起源於美國總統西奧多的一次演講，他指責揭黑報道的記者們，是“只顧埋頭打掃穢物，不抬頭仰望美好天空”的小丑。

可媒體們卻覺得宣傳美好是刷牆隊的活兒，記者就是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平民發聲的。普利策能嘉獎這些報道，看來的確配得上“最高獎”的美譽。

但普利策獎的罪責也條條有證。

人在美國“心在漢”的特朗普就曾炮轟這個獎項，認為它選出的報道看起來振聾發聵，實際上都是fake news（假新聞）。

某些媒體也多次抨擊，普利策是假借新聞自由來宣傳陣營對立。

一面滿載着專業人士的敬意，一面擔負着密不透風的指摘。AB面都疊滿buff的普利策新聞獎，到底是個什麼由來？

新聞界“自嗨獎”的扒糞前世

與諾貝爾、奧斯卡等各類大獎的緣起相似，普利策新聞獎的命名與設立同樣和一個“人”有關——美國現代報業的奠基人約瑟夫·普利策（József Pulitzer）。

不過，普利策設立這一新聞獎，並非是單純想彰顯個人榮譽，而是帶着一種內疚和自省。

他想以此警示後來的記者，真正行使媒體人們扒糞建言、激濁揚清的職責。

1847年，普利策出生在匈牙利的商人家庭，温飽與教育從來不愁。但隨着父親患病去世，家道中落，17歲時普利策就踏上了獨立之路。兩年裏，他輾轉多地，什麼都做，什麼都做不久。

某次，普利策經人介紹找到份高報酬的工作，一行人剛交完保證金，船就開走了。氣急之下，他記錄了這個騙局，投稿給當地媒體《西方郵報》。沒想到不但順利刊出，還由此找到了人生的新出路：做新聞。

在《郵報》，普利策工作出眾，因此被派遣到了傑斐遜市專門從事政治報道。

他最早是共和黨人，在工作積累中，卻被美國總統傑斐遜的“個性解放、限制權力、降低税收”等觀點動搖。自小在歐洲獨裁統治中長大的普利策意識到，民主不止是政治派別，亦是普通百姓的生存希望。

立場轉變的同時，他堅定了“揭黑”的從業思路。

1878年，普利策31歲，他在過去的十年裏以記者、律師、政客的身份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人脈與資金，時機已然來臨。普利策創辦了屬於自己的《聖路易斯快郵報》，他宣誓：不給黨派唱讚歌，只為普羅大眾説話。

《聖路易斯快郵報》

為了以行踐言，普利策多次撰寫文章針砭時弊、倡導改變。某次，在報道里，他詳細對比了富豪、商人與工人們繳税的數目：富人們賺得多的多，交得卻比窮人還少，毫無公平可講。

報紙一出，就引起了迴響，讀者情緒激動之餘，紛紛將信任交付給了《快郵報》。而《快郵報》也在眾望中躋身為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1983年，普利策買下了連年虧損的《紐約世界報》，想再做出一番成就。但這次，他卻用錯了力。

當時，新聞學還不被業界認可，沒有教科書可以參考。普利策想復刻《快郵報》的成功，不假思索地採取了相同的方式：抨擊黑暗，發揚民主。本意很好，但在營收壓力之下，《世界報》不再單純以事實為核心，而是延伸了一種新型的風格——黃色新聞。

在業界，這不代表着色情信息，而是指措辭激烈、煽情，甚至捏造信息，培植讀者們對某一羣體的對立情緒。

暫時的銷量，損害的是媒體永遠的公信力。據傳，對家某次曾炮製了一條消息，《世界報》未經核查就刊登了上去，結果可想而知。

晚年的普利策多次懊悔，不止因為把鍾愛的報業搞砸了，還為信賴他的讀者感到愧疚。

但他意識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風氣使然：人們只把新聞當作一門技藝，而非學術。業界並沒有形成嚴格的標準。普利策明白，想讓媒體更好服務於公眾，不但要培養出好的記者，還要讓新聞真正成為一種學術性、專業性的事業。

1911年，普利策去世，哥倫比亞大學根據遺囑要求設立了新聞學院，還在1917年設立了普利策新聞獎。直到去年，已經舉辦了106屆。

有人會質疑，報道不過是把石頭扔進水裏，一陣水花過後，就再無影響，至於連續舉辦一百年嗎？

普利策獎的案例卻證明，報道的意義遠比想像中的多。

燈塔的意義：識別與迴響

提問，一個事件，可以做出多少篇報道，你會給出什麼答案？

2003年普利策獎的得主《波士頓環球報》會告訴你：至少600篇。

2002年，《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接到消息，當地有十分嚴重的教父性侵兒童現象。選題組一拍即合，決定做起這個專題。

要知道，做未成年性侵案的報道，是難度係數極高的。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律師、學者等人透露過消息，可這裏有着稠密的人際關係與封閉的社交環境，誰都不想做出頭鳥，或者説，也做不了出頭鳥。在混沌氛圍的培植下，連曾經被性侵的人，當了教父也性侵起兒童，惡性往復。

調查、採訪、取證，每個環節都難如登天。

《波士頓報》記者們面對的還遠不止於此，他們要挑戰的，是教父的庇護傘，也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精神信仰——宗教。

別説是站出來指證神父的過錯，單純在內心的層面去承認、直面這些問題，也是不敢想的。這代表着要推翻過去幾十年累積起的人生信條。

由《波士頓環球報》對教父性侵案改編成的《聚焦》獲得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

《波士頓報》的記者們明白，想動搖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就不能從一開始連根拔起，而是從細微處慢慢撼動。

為此，自2002年開始，《波士頓報》接連刊登了600餘篇新聞報道，持續追蹤案例。

這些報道一點點讓冰山融解。一些當事人看到報道，紛紛站出來指認；工作人員讀過那些帶着淚的案例，也從犬儒的狀態中掙脱。

甚至有一位美國教父還為此接受了《時代》採訪，他懺悔，自己小時候被侵犯過，長大了卻侵犯起別人，那是一種羣體作惡下的無意識本能。是這些報道讓他意識到了自己犯下多重的過錯。

不僅如此，浪潮還從美國蔓延到了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等天主教氛圍濃郁的地區，也接連引起了迴響。這已經不單是地域性或宗教性的問題，而是有關於“人”的權益。

2010年，天主教會的中央管理機構對自身展開清查與溯源；2019年，梵蒂岡城舉行會議，確保權力的透明化，來防止再次出現神職人員性侵害問題。

除了宗教問題，普利策評獎報道的主題還涉及政治賄賂、人種仇視、性少數權益，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權力機制對弱勢羣體的碾壓。

記者們沒有選擇仰望天空，而是將普利策時代的扒糞精神貫穿到底，始終把實現凝聚在光線最微弱的角落，並且持續挖掘、放大他們的聲音。

因為只有噹噹那些陌生的概念和生命通過鮮活的人和事來抵達到認知深處，集體共鳴才由此凝聚，改變也才會發生。

Fake news搖籃？

對於普利策獎的意義，也有許多人提出異議。其中不乏分量極重的，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他對普利策的怨恨可是由來已久。

2018年，《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因報道特朗普在大選期間與俄羅斯官員勾結而獲得普利策大獎，特朗普卻受到了來自民間與官方的持續追責。

氣急的特朗普多次放狠話，説要讓這些媒體消失，助紂為虐的普利策也必須撤回給fake news的評獎。

但這顯然是痴人説夢，不但媒體們活得好好的，普利策也又給他來了一擊重棒。

普利策駁回特朗普的要求

2019年，獲獎報道《特朗普的封口費》指出，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為了避免性醜聞流出，向兩位女性付了大筆費用。

這則報道引起了檢察方的注意，特朗普也由此淪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面臨刑事指控的總統。也難怪他絞盡腦汁甚至想以“fake news”為理由起訴這些媒體了。

不過，就算這些報道有失實之處，特朗普就能勝訴嗎？如果他了解美國的沙利文案，就會知道，未必。

1960年，《紐約時報》在宣傳欄裏為馬丁·路德·金籌集辯護資金，但部分信息卻涉嫌失實。為此，警方將其狀告到法院，索賠50萬美金。可最終，法院卻判決《紐約時報》勝訴。

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對於公共事實報道的錯誤，控告者必須明白無誤且令人信服地證明是媒體明知故犯主觀惡意，否則不能算作誹謗。

對於這一點，當時的法官做出解釋：錯誤的陳述也有呼吸的機會，如果僅是事實錯誤，不能以此為由來限制言論空間。

而這句話，也被視為司法層面對新聞自由的保障。

有人會問，這不就意味着，假新聞可以橫行了？法院還有另一則啓示：只有傳播出來，才有試錯的機會，才有機會發現真相。

媒體平台都是競爭關係，公信就是它們的生存核心。

在一個言論相對不受限的空間裏，各家媒體甚至個人可以互相攀比着獲取最權威也最接近事實的信息，在對比印證中，謠言不攻自破，真相也昭然若揭。

一味以“防止信息有誤”為由進行堵嘴，實際上耽誤的是信息的迭代流通，更不容易揭露真相。

普利策獎其實就發生過一件震撼業界的“假新聞”醜聞。

1980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撰寫的《吉米的世界》引起反響，報道指出，在毒品氾濫的黑人社區，一名8歲的小男孩吉米也被迫早早成了毒蟲。這篇報道後來獲得了普利策獎。但很快，就被人覺察出不對勁了。

志願者與工作人員急切地想聯繫這位小男孩施加援救，卻發現怎麼也找不到；記者們想進行後續報道，也難以繼續。

當他們向編輯詢問時，對方卻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透露任何信息。直到質疑聲越來越多，編輯們對作者進行了聯合訪談，才得知，這的確是捏造出的假消息。

《吉米的世界》的記者Janet Cooke

但這件事也有一些正向意義：**讓人們瞭解到了記者提到的那個社區，故事細節是假的，但社區存在的問題卻是真的。**此外，還給新聞界打了個響雷，對於信息的採用、處理、核查如何更加仔細。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有個重要理論：報刊的有機運動。

囿於現實難題，媒體不可能在最初就還原出報道的全部側面，只能儘可能呈現出一個方面，來填滿大眾的知情權。而在後續的報道以及其他媒體的跟進中，事件的真相方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還原。

損傷新聞真實性的，是對信息的封鎖和對跟進的阻礙，而不是信息的流通。

但現在與之相反的局面，也就導致瞭如今的種種邏輯怪圈。

有人緬懷二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險揭露地溝油、假奶粉的記者，以此拉踩當下的媒體不稱職，卻難以意識到，記者不過是平民職業的一類，要求他們在高風險、低迴報的現狀中以命相搏，無外乎是拿着“英雄”的空頭支票去道德綁架。

何況，如今在網路平台上，許多人吐槽兩句牢騷都要換着花樣來避開敏感詞，又怎麼會聯想不到記者們面臨的採訪與發言鐐銬？

還有人在信息如此缺乏的當下，看到報道中的某處細節失實，就直接連帶着把記者定性為吃人血饅頭，呼籲“謠媒”遲早倒閉。

事實上，連備受矚目的同傳，精準率也不過在60%——70%之間：由於語言的不同，想在極快的時間裏傳達出主要意思，就要對細枝末節進行取捨。取捨有時也會出錯，“遺漏”或“誤譯”的情況亦在所難免。

記者往往要做大量的資料收集與採訪調查，再進行文字轉寫，要求他們做到百分百正確，顯然不切實際。

當然，在“調查記者已死”的惋惜聲中，這些“謠媒”如今倒閉得也差不多了。

但或許也不該太苛責讀者。

在最該負責的主體不允許任何批評的當下，將矛頭對準記者，已經成了宣泄憤怒的唯一合法途徑，除了無能為力，也只是無能為力。

而曾經有過黃金年代，激昂了無數有志之士的深度報道與它們凝結的新聞理想，也註定被釘在十字架上，永遠地被緬懷，永遠地不能重現。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