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困在“總部外遷”的傳言裏_風聞

▲左邊為阿里巴巴西溪園區，右邊為拼多多總部大樓。

文 | 佘宗明

在全球互聯網發展史上，2000年註定是個特殊年份：這一年，硅谷互聯網巨頭和中國互聯網企業們首次感受到，什麼叫“泡沫破裂”“凜冬已至”。

納斯達克指數從5000點狂瀉至1100點，讓後來的“致敬者”A股都獻上了膝蓋。

但2000年1月喜提軟銀2000萬美元融資的傑克馬，當時雄心萬丈。

他將僅成立了1年的阿里巴巴總部從杭州搬到美國加州的硅谷，把國內總部搬到上海，還在香港、韓國、歐洲等地設立辦事處。

阿里由此成了CNN説的“第一個邁向西方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高大上歸高大上，馬雲很快為此交上了不菲的學費：那時候，阿里每月光花銷就高達200萬美元，收入卻微乎其微，賬面上的錢都不夠燒了。

到了2001年，馬雲和關明生（原本是通用公司高管，受馬雲邀請於2001年1月來到阿里擔任首席運營官）等人，召開了一次阿里版「遵義會議」。

在會上，關明生提出了三大戰略：Back to China（迴歸中國）、Back to Coach（迴歸沿海）、Back to Center（迴歸中心）。

在此之後，關明生開啓了一場大刀闊斧的變革：一天之內，他把美國團隊從40人裁到僅剩3人，此後還相繼關閉在香港、北京、上海辦事處。三個月後，阿里每月開銷從200萬美元減到了50萬，度過了危險期。

自那以後，阿里總部就再也沒離開過大本營杭州。

直到2022年11月，阿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搬了總部”——有傳言稱，阿里正在新加坡籌建全球總部。

到了今年1月，該消息謬種流傳且越傳越盛，逼得阿里方面不得不出來澄清：“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生長在杭州，發展在杭州，阿里全球總部始終在杭州，是自然也是必然。”

4個月後，類似傳言又纏上了拼多多。消息稱，拼多多總部將從中國遷至愛爾蘭。

理由是，拼多多提交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20-F文件顯示，該公司的“主要行政辦公室”在愛爾蘭都柏林，而2月份的文件上所列地址是上海。

拼多多爾後的回應跟阿里如出一轍：拼多多出生在上海，成長在中國，拼多多總部始終在中國上海，不會改變。

▲上海網絡闢謠官方平台發佈了拼多多方面的回應。

平心而論，企業總部設在哪，本是企業自己的事，搬不搬都很正常。

但在當前語境中，跟國內互聯網企業總部搬遷相關的傳言，總帶着些許不正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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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廠再大，都沒有免於流言纏身的豁免金牌，這已是當下互聯網大廠面臨的真實輿論生態。

對大廠而言，絕大多數流言都不值得回應，多看它一樣就算是企業輸。

那為什麼阿里拼多多要對離譜的“總部外遷”傳言這麼敏感？

究其原因就在於，這口沒來由的“鍋”，它們有些背不動。

這年頭，跨國企業搬遷總部，並非什麼罕見情形。

2018年，戴森在業績報告中就宣佈，將總公司功能從英國馬爾姆斯伯移至新加坡。

2020年，甲骨文考慮到綜合成本因素，將總部從加州硅谷搬到德州。此後跟隨其步伐的，還有特斯拉、惠普。只不過，今年2月，特斯拉工程總部又搬回了加州。

但整體而言，總部搬遷的企業仍是少數——新古典區位論、波特菱形理論和GEM模型已經就“為什麼”給出了答案。

建了10年的杭州西溪園區全球總部將於2023年底全面建成的阿里，已成上海灘互聯網企業頭牌的拼多多，都沒發出過要搬遷總部的信號。

將阿里旗下東南亞電商平台Lazada的新加坡辦公室大樓説成阿里全球總部，將拼多多旗下的電商全球化業務temu的歐洲據點説成拼多多全球總部，顯然是混淆。

這類混淆誤認缺乏基本常識，可阿里和拼多多還是不得不出來回應——它們必須跟“潤”字切割。

在供應鏈“外溢”的背景下，作為兩家頭部中國互聯網企業，它們得謹慎地防止被“別讓××跑了”之類的句式碰瓷。

一旦碰上了，企業的形象修復成本就會被反資本情緒助推下的“疑者恆疑”心態拉昇，沒準莫名其妙地就得揹負“做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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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預見的是，阿里拼多多遭遇的“總部外遷”誤解，以後還會被更多企業遇上。

近些年來，隨着國內用户規模觸頂，“卷則思變”的中國頭部互聯網企業們都將“拓增量”的方向瞄準了海外。

21世紀頭個十年是Copy to China（抄到中國），第二個十年是China to Global（走向全球），如今是Born Globals（生而全球化）……這是中國互聯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進階趨勢。

前不久，《華爾街日報》就報道，3月份，美國下載量前5的應用程序中，有4個來自中國，其中Temu、CapCut（剪映海外版）、TikTok、Shein（跨境快時尚零售商）分列前四，第五名是Facebook。

中國企業出海的App能霸榜App發源地美國的應用下載榜，直接印證了其攻勢之猛。

▲今年3月上旬，美國App下載排行榜上前三都是中國企業出海的App。

企業出海，遵循的公式是：Local+Global=Glocal。光有全球化思考，沒有本地化運營，很難走遠。

所以許多跨國公司都會在母國設全球總部，在東道國設海外子公司、分公司或附屬企業，有的還會設置地區總部。

很多企業地區總部的選址，會看重涵括基礎性資源（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市場規模、商業環境等）和創造性資源（完善的法制生態、高效的金融體制等）在內的地緣條件。落户在哪，本質上也是對那裏宜商環境的“用腳投票”。

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上海累計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891家，外資研發中心531家，是中國內地城市中“地區總部”最多的。

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同樣免不了要在海外設地區總部或研發中心等。

這裏面，那些“借勢全球化”的企業，往往會將全球總部放在國內：如自我定位全球化企業的聯想，就將北京定為全球總部，在美國設立了全球行政中心+運營中心；Temu總部在廣州番禺，跟Shein比鄰，但美國總部設在波士頓。

有些“生而全球化”的企業，可能會將全球總部放在海外：如跟抖音進行了“切割”的TikTok，就將全球總部放在了新加坡，當然了，這無礙於字節跳動的全球總部在北京。

這兩年，數據安全成了出海互聯網企業頭上被收緊的緊箍咒。3月下旬的TikTok聽證會，就是個標誌性事件。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企業在註冊地或地區總部選擇上，會揉入更多“合規性”方面的考量。

TikTok全球總部在新加坡，Lazada集團總部也在新加坡，就不乏對這層因素的考量。

Temu將都柏林作為海外業務法律註冊地，大概率也跟這有關——就在4月初，美國國會下屬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發佈的分析師報告中，還提到了中國跨境電商平台的“數據安全、採購違規、侵犯知識產權、利用貿易漏洞”等風險，並點到了Temu和Shein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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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很多中國互聯網企業面臨的是兩難處境：形勢逼着它們不得不“走出去”，出海之後，不在海外設地區總部，不搞本土化運營，很容易遭遇水土不適，還可能面臨合規難題；設了海外辦公地點，又容易被誤解成“總部外遷”。

雖説誤解者終歸是少數人，可以訛傳訛過程中的聲量擴散經常是滾雪球式的，企業也可能因此被放在輿論烤架上炙烤。

考慮到當下有些互聯網企業已如驚弓之鳥，經不起無謂質疑的鐵錘敲打，包括網民在內的社會多方，當盡力避免這樣的誤解。

毋庸置疑，讓中國互聯網企業將全球總部留在中國，是很多國人的共同期許。

畢竟，“總部經濟”又可拆解為税收貢獻效應、勞動就業效應、消費帶動效應、社會資本效應。現實也表明，一個城市的跨國公司總部越多，外資利用率、產業集聚度就越高，發展程度也就越高。

2008年，曾有數據就顯示，福布斯2008年排行榜上排名前2000的企業中，僅有34.3%的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地區總部。

到了2018年，亞洲五大跨國公司總部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和東京）中，中國城市已居三席。

近兩年，通用汽車的國際運營總部、汽車芯片大廠安森美的全球配送中心從上海遷往新加坡的消息，引發了很多人對“總部外遷”問題的關注。

在此形勢下，渲染阿里拼多多“總部外遷”，似乎也契合不少人對於“大變局”的想象。

但想象力再怎麼發散，都得讓事實先行。

出海發展跟總部外遷，興許也有關聯，可遵循的通常是兩套商業邏輯。

在“提振信心穩發展”成經濟復甦主線任務的當下，要相信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覺悟”——它們在眼下這節點上以總部外遷方式“逆行”的可能性為零。

馬雲、劉強東都回來了，就説明了很多事。

就在今天，頂層會議上提到，要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把外商投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千方百計穩住外資，防止產業鏈轉移”。

防止產業鏈轉移，自然也需要把更多總部留在中國，尤其是中國自己的互聯網企業的。

這指向的，不是要阻止企業出海，而是要着力營造更值得企業留下來待下去的宜商環境。

當此之時，輿論也別再渲染什麼互聯網大廠“總部外遷”了——動輒用“別讓××跑了”的句式迂迴地扣“做空自己祖國”的帽子，才是用行動趕跑它們。

要相信互聯網企業們，同時也要讓互聯網企業們相信“人間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