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困在“總部外遷”的傳言裏_風聞
佘宗明-央视特约评论员、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05-05 21:11

▲左邊為阿里巴巴西溪園區,右邊為拼多多總部大樓。
文 | 佘宗明
在全球互聯網發展史上,2000年註定是個特殊年份:這一年,硅谷互聯網巨頭和中國互聯網企業們首次感受到,什麼叫“泡沫破裂”“凜冬已至”。
納斯達克指數從5000點狂瀉至1100點,讓後來的“致敬者”A股都獻上了膝蓋。
但2000年1月喜提軟銀2000萬美元融資的傑克馬,當時雄心萬丈。
他將僅成立了1年的阿里巴巴總部從杭州搬到美國加州的硅谷,把國內總部搬到上海,還在香港、韓國、歐洲等地設立辦事處。
阿里由此成了CNN説的“第一個邁向西方的中國互聯網公司”。
高大上歸高大上,馬雲很快為此交上了不菲的學費:那時候,阿里每月光花銷就高達200萬美元,收入卻微乎其微,賬面上的錢都不夠燒了。
到了2001年,馬雲和關明生(原本是通用公司高管,受馬雲邀請於2001年1月來到阿里擔任首席運營官)等人,召開了一次阿里版「遵義會議」。
在會上,關明生提出了三大戰略:Back to China(迴歸中國)、Back to Coach(迴歸沿海)、Back to Center(迴歸中心)。
在此之後,關明生開啓了一場大刀闊斧的變革:一天之內,他把美國團隊從40人裁到僅剩3人,此後還相繼關閉在香港、北京、上海辦事處。三個月後,阿里每月開銷從200萬美元減到了50萬,度過了危險期。
自那以後,阿里總部就再也沒離開過大本營杭州。
直到2022年11月,阿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搬了總部”——有傳言稱,阿里正在新加坡籌建全球總部。
到了今年1月,該消息謬種流傳且越傳越盛,逼得阿里方面不得不出來澄清:“阿里巴巴出生在杭州,生長在杭州,發展在杭州,阿里全球總部始終在杭州,是自然也是必然。”
4個月後,類似傳言又纏上了拼多多。消息稱,拼多多總部將從中國遷至愛爾蘭。
理由是,拼多多提交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20-F文件顯示,該公司的“主要行政辦公室”在愛爾蘭都柏林,而2月份的文件上所列地址是上海。
拼多多爾後的回應跟阿里如出一轍:拼多多出生在上海,成長在中國,拼多多總部始終在中國上海,不會改變。

▲上海網絡闢謠官方平台發佈了拼多多方面的回應。
平心而論,企業總部設在哪,本是企業自己的事,搬不搬都很正常。
但在當前語境中,跟國內互聯網企業總部搬遷相關的傳言,總帶着些許不正常的意味。
01
大廠再大,都沒有免於流言纏身的豁免金牌,這已是當下互聯網大廠面臨的真實輿論生態。
對大廠而言,絕大多數流言都不值得回應,多看它一樣就算是企業輸。
那為什麼阿里拼多多要對離譜的“總部外遷”傳言這麼敏感?
究其原因就在於,這口沒來由的“鍋”,它們有些背不動。
這年頭,跨國企業搬遷總部,並非什麼罕見情形。
2018年,戴森在業績報告中就宣佈,將總公司功能從英國馬爾姆斯伯移至新加坡。
2020年,甲骨文考慮到綜合成本因素,將總部從加州硅谷搬到德州。此後跟隨其步伐的,還有特斯拉、惠普。只不過,今年2月,特斯拉工程總部又搬回了加州。
但整體而言,總部搬遷的企業仍是少數——新古典區位論、波特菱形理論和GEM模型已經就“為什麼”給出了答案。
建了10年的杭州西溪園區全球總部將於2023年底全面建成的阿里,已成上海灘互聯網企業頭牌的拼多多,都沒發出過要搬遷總部的信號。
將阿里旗下東南亞電商平台Lazada的新加坡辦公室大樓説成阿里全球總部,將拼多多旗下的電商全球化業務temu的歐洲據點説成拼多多全球總部,顯然是混淆。
這類混淆誤認缺乏基本常識,可阿里和拼多多還是不得不出來回應——它們必須跟“潤”字切割。
在供應鏈“外溢”的背景下,作為兩家頭部中國互聯網企業,它們得謹慎地防止被“別讓××跑了”之類的句式碰瓷。
一旦碰上了,企業的形象修復成本就會被反資本情緒助推下的“疑者恆疑”心態拉昇,沒準莫名其妙地就得揹負“做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的罵名。
02
可以預見的是,阿里拼多多遭遇的“總部外遷”誤解,以後還會被更多企業遇上。
近些年來,隨着國內用户規模觸頂,“卷則思變”的中國頭部互聯網企業們都將“拓增量”的方向瞄準了海外。
21世紀頭個十年是Copy to China(抄到中國),第二個十年是China to Global(走向全球),如今是Born Globals(生而全球化)……這是中國互聯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進階趨勢。
前不久,《華爾街日報》就報道,3月份,美國下載量前5的應用程序中,有4個來自中國,其中Temu、CapCut(剪映海外版)、TikTok、Shein(跨境快時尚零售商)分列前四,第五名是Facebook。
中國企業出海的App能霸榜App發源地美國的應用下載榜,直接印證了其攻勢之猛。

▲今年3月上旬,美國App下載排行榜上前三都是中國企業出海的App。
企業出海,遵循的公式是:Local+Global=Glocal。光有全球化思考,沒有本地化運營,很難走遠。
所以許多跨國公司都會在母國設全球總部,在東道國設海外子公司、分公司或附屬企業,有的還會設置地區總部。
很多企業地區總部的選址,會看重涵括基礎性資源(地理位置、基礎設施、市場規模、商業環境等)和創造性資源(完善的法制生態、高效的金融體制等)在內的地緣條件。落户在哪,本質上也是對那裏宜商環境的“用腳投票”。
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年底,上海累計設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891家,外資研發中心531家,是中國內地城市中“地區總部”最多的。
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同樣免不了要在海外設地區總部或研發中心等。
這裏面,那些“借勢全球化”的企業,往往會將全球總部放在國內:如自我定位全球化企業的聯想,就將北京定為全球總部,在美國設立了全球行政中心+運營中心;Temu總部在廣州番禺,跟Shein比鄰,但美國總部設在波士頓。
有些“生而全球化”的企業,可能會將全球總部放在海外:如跟抖音進行了“切割”的TikTok,就將全球總部放在了新加坡,當然了,這無礙於字節跳動的全球總部在北京。
這兩年,數據安全成了出海互聯網企業頭上被收緊的緊箍咒。3月下旬的TikTok聽證會,就是個標誌性事件。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企業在註冊地或地區總部選擇上,會揉入更多“合規性”方面的考量。
TikTok全球總部在新加坡,Lazada集團總部也在新加坡,就不乏對這層因素的考量。
Temu將都柏林作為海外業務法律註冊地,大概率也跟這有關——就在4月初,美國國會下屬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發佈的分析師報告中,還提到了中國跨境電商平台的“數據安全、採購違規、侵犯知識產權、利用貿易漏洞”等風險,並點到了Temu和Shein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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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很多中國互聯網企業面臨的是兩難處境:形勢逼着它們不得不“走出去”,出海之後,不在海外設地區總部,不搞本土化運營,很容易遭遇水土不適,還可能面臨合規難題;設了海外辦公地點,又容易被誤解成“總部外遷”。
雖説誤解者終歸是少數人,可以訛傳訛過程中的聲量擴散經常是滾雪球式的,企業也可能因此被放在輿論烤架上炙烤。
考慮到當下有些互聯網企業已如驚弓之鳥,經不起無謂質疑的鐵錘敲打,包括網民在內的社會多方,當盡力避免這樣的誤解。
毋庸置疑,讓中國互聯網企業將全球總部留在中國,是很多國人的共同期許。
畢竟,“總部經濟”又可拆解為税收貢獻效應、勞動就業效應、消費帶動效應、社會資本效應。現實也表明,一個城市的跨國公司總部越多,外資利用率、產業集聚度就越高,發展程度也就越高。
2008年,曾有數據就顯示,福布斯2008年排行榜上排名前2000的企業中,僅有34.3%的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地區總部。
到了2018年,亞洲五大跨國公司總部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和東京)中,中國城市已居三席。
近兩年,通用汽車的國際運營總部、汽車芯片大廠安森美的全球配送中心從上海遷往新加坡的消息,引發了很多人對“總部外遷”問題的關注。
在此形勢下,渲染阿里拼多多“總部外遷”,似乎也契合不少人對於“大變局”的想象。
但想象力再怎麼發散,都得讓事實先行。
出海發展跟總部外遷,興許也有關聯,可遵循的通常是兩套商業邏輯。
在“提振信心穩發展”成經濟復甦主線任務的當下,要相信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覺悟”——它們在眼下這節點上以總部外遷方式“逆行”的可能性為零。
馬雲、劉強東都回來了,就説明了很多事。
就在今天,頂層會議上提到,要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把外商投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千方百計穩住外資,防止產業鏈轉移”。
防止產業鏈轉移,自然也需要把更多總部留在中國,尤其是中國自己的互聯網企業的。
這指向的,不是要阻止企業出海,而是要着力營造更值得企業留下來待下去的宜商環境。
當此之時,輿論也別再渲染什麼互聯網大廠“總部外遷”了——動輒用“別讓××跑了”的句式迂迴地扣“做空自己祖國”的帽子,才是用行動趕跑它們。
要相信互聯網企業們,同時也要讓互聯網企業們相信“人間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