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突破與失守之間 | 城市商業系列_風聞

導語：《城市商業》是礪石商業評論新推出的一個文章專欄，試圖從商業與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讀各個城市的最新發展，以歸納出中國城市變遷背後的底層規律。今天為讀者帶來的城市是江蘇南京。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2022年，經受住最嚴峻的疫情衝擊，全國GDP十強城市榜單出現了許多戲劇性的“反轉”，殺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黑馬”城市。

其中，上海以微弱優勢超過北京，成為中國經濟的第一大城市，算是意料之中。讓人沒想到的是重慶趕超廣州，躋身“四強”；強勢反彈的武漢居然擠掉杭州，奪回“老八”的位置。

南京雖然在前十中墊底充當了“守門員”，連續兩年將苦苦追趕的天津甩在身後。但相比那些早已跨入“2萬億”行列的城市，自身1.6萬億的經濟總量優勢並不明顯，地位甚至可以説是岌岌可危。

要知道，南京身後不僅藏着始終不甘心的天津（彼此GDP相差不到千億），還有覬覦榜單許久的寧波、青島、無錫等新生力量的追趕。

南京未來能否“保十”，同時衝擊“2萬億”，或許要看南京都市圈規劃實施後，能否讓南京成為“蘇大強”裏真正的老大。

畢竟，南京憋屈了許久。

1

從“王城”到“徽京”

東憑龍蟠鐘山，西倚石頭虎踞，北仰覆舟雞籠兩山，南繞迤邐秦淮，具有2500年曆史的南京素有“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的美譽。

在中國城市裏，南京是少有的六朝古都，可以説大半部的中國歷史都與南京有着不解之緣。

南京最有名的傳説，便是“王氣”。

從楚威王埋金鎮其王氣，再到秦始皇鑿斷其王氣，龍盤虎踞的南京迎來數個朝代政權更迭，也送走不少短命王朝。

南京歷史上第一座城池——越城，始建於戰國時期。越王勾踐滅吳復仇之後，命越國大夫范蠡在此修築而成。

三國時期，孫權遷都建業，首開南京建都史。

南京城內一條發源自長江的支流，見證了城市兩千多年的歷史變遷，這便是著名的“秦淮河”。

早期秦淮河的河道寬闊、舟楫往來，百姓聚居秦淮兩岸繁衍生息，四周商鋪林立，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和碼頭，也讓南京成為江南少有的富庶之地。

西晉永嘉之亂後，大批中原士人衣冠南渡來到南京，“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僅帶來了人口，也讓南京的煙火氣更為濃厚。

五代十國時期，南京作為南唐都城再次迎來中興，秦淮河畔歌舞昇平，商鋪、酒肆、客棧雲集，讓人樂不思蜀。

東吳、東晉與南朝，南京城頭變換多次大王旗，合稱六朝，從此奠定了南京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雖然做過多次王朝都城，名字也改過多次，但南京真正成為中國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在明朝。

明朝建立，朱元璋定都南京，從江淮地區帶來了將近20萬人口，昔日吳語逐漸從交雜的江淮話演變為今天的南京話。

那時候南京已是人口超百萬的特大型城市，十里秦淮見證了六朝的鶯歌燕舞，槳聲燈影間也承載了南京的興衰榮辱。

明朝初期，設直屬京師南京的地區為直隸，直隸地區下轄應天府（今南京）、蘇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廬州府（今合肥）、安慶府、徽州府等多個城市，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區域。

朱棣遷都北平後，改京師為南京，改直隸為南直隸。

到了清朝，先是改南直隸為江南省，設布政使司，省府設於江寧府（今南京），轄區包括今天江蘇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同時還將統轄江南省和江西省軍民政務的兩江總督都署設於江寧府。

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改江南右布政使為江蘇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為安徽布政使司。

江蘇取江寧、蘇州二府首字建省；安徽取安慶、徽州二府首字建省，這便是今日江蘇與安徽兩省的來歷。自身纏綿許久的兩省雖分道揚鑣，卻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上一直藕斷絲連。

民國時期，南京依然是首府城市，可等“百萬雄師”跨過長江，攻入總統府後，南京的“王氣”之説蕩然無存。

斗轉星移，昔日龍盤虎踞的南京，不僅變得低調，也有些尷尬，被人調侃為“徽京”。

2

尷尬的“老大”

由於南京經濟實力很長一段時間遠不如省內的幾個“小兄弟”，一直被人質疑其與省會地位不符。

從地理位置上看，南京與安徽一些城市確實很近，離蘇北等省內城市相對較遠，而且南京很多經濟項目與安徽部分城市合作遠比省內城市緊密。

因此網上一直有人戲言，南京應該是安徽的省會。

確實，如果在地圖上從北到南，逆時針畫半個圈，幾乎大半個南京都在安徽的“包圍”之中。南京的外來人口，也幾乎都是安徽人，距離最近的安徽馬鞍山和滁州，口音也與南京話更像“一家人”。

自然，這不但讓安徽對南京有着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也讓江蘇其他城市有些“吃醋”。

説起來，南京也一肚子“苦水”。俗話説“遠親不如近鄰”，怪只怪南京作為省會城市，面積實在太小了。

拿南京和杭州比較，南京城區面積是六千多平方公里，杭州則是一萬六千多平方公里，南京只是杭州的一個零頭。

再與隔壁的合肥比較，合肥現在面積是11400平方公里，南京只有合肥的一半。甚至在全國省會面積排名中，南京名列倒數第二，僅比海南省的海口稍大點。

在號稱“蘇大強”的江蘇省內，南京在江蘇的13個地級市中，城區面積排名第9，比同省的蘇州、揚州、徐州都小。

面積不如人，南京早些年在經濟上也有些“拿不出手”。

2011年之前，南京經濟一直排名省內蘇州和無錫之後，屈居“老三”。雖説後來總算反超了無錫，卻依舊被蘇州死死壓制，差距也越來越大。因此，雖説南京是省會城市，但省會首位度在全國排倒數第二，僅高於濟南。

面對幾個逐漸富裕起來的省內“小弟”挑釁，民間“換省會”的呼聲此起彼伏，南京心裏實在憋屈。

沒辦法，江蘇省不僅是經濟強悍的“蘇大強”省，更是有名的“散裝江蘇”。“小弟”們現在都有錢了，都有顆“躁動的心”，難免就有些不服管。

城區面積不比人家省城，經濟也不如某些“小弟”，南京就只好“誇耀”自己的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僅落後廣州和杭州。

不過，南京更值得誇耀的是自身的高校數量。

南京以34所本科高校的數量名列全國第六，其中雙一流高校達13所，僅排名北京、上海之後。

因此，不甘心不服氣也好，充滿雄心壯志也罷，南京只能竭力吸納人才，想辦法建設超大城市。

2021年，南京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成為常住人口突破千萬、經濟總量突破2萬億元的超大城市。

城市等級決定公共資源配置能力，大型城市不僅在產業規模上更具優勢，同時也決定了未來發展潛力。

2016年，公佈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羣發展規劃》中，上海被定義為“超大城市”，南京是唯一的“特大城市”，而杭州則與合肥、蘇州一道列為“Ⅰ型大城市”。

按照定義，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被定義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城市則為超大城市。

目前整個長三角，真正超大城市僅上海一座，南京、合肥、蘇州以及杭州還只是特大城市。而在超大城市爭奪上，南京又與杭州“較勁”許久。

3

南京同樣面臨留不住人的困境

南京人口其實與杭州人口相差無幾，根據住建部2019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杭州城區常住人口682.21萬，南京則為671.35萬，杭州超過南京10萬有餘，但兩城離1000萬的水平均有一定距離。

杭州人口比南京多，卻沒有定為“超大城市”，是由於城市規模設置吃了虧。南京與蘇州一樣，下轄的全是市轄區；杭州是因為下轄的縣市區中，有4個縣市的常住人口按規定並不計算在內。

擺在南京面前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較嚴重的老齡化水平也抑制了人口的增長速度。

2018年全國人口普查中，江蘇全省65歲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為1129.51萬人，佔比達16.03%；而根據南京市衞健委統計的數據，同期南京65歲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為99.65萬人，佔比也達到14.30%。

這意味着無論是省級層面，還是南京市，按照聯合國有關“深度老齡化社會”標準：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4%，都有着不小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壓力。

更嚴重的是，2015年至2019年5年間，南京常住人口僅增加了28.94萬，新生人口數量也不樂觀。

南京市統計局最新數據，截至2021年底，南京市新生人口52786人，僅比2009年的49327多了3459人，比2020年的67957人少了15171人，為近12年最低。

因此，南京想要擺脱老齡化以及各類人口不足等問題，現有的高校資源是最有效的“破局”之路。

畢竟在城市外延與內涵提升背景下，城市能級已不只是人口數量級的增長，更主要是看“質”的轉變。

號稱全國“高教第三城”的南京家底並不弱，擁有在校大學生80餘萬人，每萬人中大學生數量超過1100人；50餘家部屬科研院所落户於此，國家重點實驗室十餘家……

但是，南京卻因高校眾多，卻始終留不住人才被人屢屢質疑。

人才和外來人口不斷增多，是推動城市向超大城市邁進的關鍵。可面對那時廣州、蘇州、杭州等諸多城市都出台了類似於提供創業鼓勵資金、落户積分等各種政策，吸引人才留下來，南京的人才落户政策卻依然是“温吞水”，別説吸引不了人來，連人都留不住。

2017年，一篇題為《醒醒吧，南京！你為什麼留不住優秀的年輕人？》文章在南京廣泛傳播。內容提到南京一大批“985、211高校的應屆畢業生”不斷外流，文章甚至不客氣地説“南京，你對不起你所擁有的高校”。

南京留不住的不僅是大學生，很多年輕人也相繼被上海、蘇州等工資更高，就業機會也更多的城市吸引走。

時任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承認“與深圳、廣州、杭州等城市相比，南京的科教、區位、文化等優勢沒有充分挖掘和發揮”。

自古“栽下梧桐樹”，才能“引得鳳凰來”。現代城市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人才，也更考驗城市綜合實力對人才的吸引力。

4

南京做對了什麼？

2020年，南京政府拿出10億為研究生提供十萬個見習崗位，用作見習補貼、就業留用獎勵等。

但僅僅通過政策鼓勵留住人才，顯然不夠，能真正讓年輕人願意留在南京創業、工作，才是城市發展的重要目的。

對南京來説，靠優質的產業吸引，提供大量適合的工作崗位，才是留住人，同時也是一座城市持續發展的根本。

事實上，南京一度是長三角地區重工業城市的代表。1978年，南京輕重工業之比為31:69。到了2002年，進一步上升到14:86。

重化工業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南京支柱產業集中在石化、汽車、電子、鋼鐵等產業。全國企業百強中，重化工業企業領域的南京鋼鐵、金陵石化、揚子石化等大型產業始終是南京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隨着時代變遷，重工業本身存在的產能過剩、能耗突出等問題也成為制約南京整體產業發展的突出問題，產業轉型勢在必行。

從“十二五”時期開始，南京產業逐步轉型升級，開啓向高新產業轉型的新徵途。逐步形成了以軟件和信息服務、生命健康、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智能電網等特色的新興支柱產業體系。

2015年，南京江北新區的設立，更是南京經濟騰飛的關鍵一步。

正如浦東新區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南京的江北新區作為江蘇首個國家級新區，可謂是以一己之力將南京經濟發展抬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江北新區不僅是南京自主創新先導區、新型城鎮化示範區以及長三角地區現代產業集聚區，同時還是長江經濟帶對外開放合作重要平台。

成立初期，被寄予厚望的江北新區陸續被塞入了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高端裝備和現代物流、科技服務等產業規劃。

但俗話説“一口吃不成個胖子”，過多的產業規劃不僅讓江北新區缺乏發展重點，更難以讓優勢產業脱穎而出。

2017年，經過進一步整合和研討，江北新區迅速將定位調整為“兩城一中心”：即芯片之城、基因之城、新金融中心。

南京原本就是全國著名的集成電路產業研發基地，因此不僅吸引來台積電等龍頭企業，更迎來了新思科技、展訊、華為鯤鵬、龍芯中科等芯片半導體TOP10企業，帶動了產業生態圈的出現。

目前，江北新區集成電路產業集聚600餘家產業鏈相關企業，涵蓋芯片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終端製造等產業鏈上下游全部環節，集聚集成電路產業高端人才1萬餘人，是名副其實的“芯片之城”。

同時，南京還依託原有的生物健康資源，聯合高校、企業以及科研機構，集聚了以健友生化、基蛋生物、威爾藥業、藥石科技為代表的上市企業，並從中培育出眾多“專精特新”企業和生物基因企業。

芯片之城、基因之城，不僅成為江北新區的“代名詞”，還打造出兩個“千億級”的產業集羣。2021年，江北新區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營收750億元，同比增長55%；生命健康產業全產業鏈收入超1300億元，同比增長30%。

江北新區幾乎是“白手起家”，是靠自身產業特色+政策配套，一步步闖出來，但產業的提升，也離不開自身會“搞錢”的本事。

5

江北新區帶動南京都市圈的擴容

江北新區內的集成電路、生命健康兩大產業，都是資本、知識密集型產業，既高度依賴研發與創新，也離不開大量的資金投入。

為了幫助解決初創企業資金不足問題，南京政府靠“外援”，先後成立了多個產業投資基金。

基金公司是以利潤為導向，高科技企業具有較高的回報優勢，但同時存在資金投入大，回報週期長等不確定性。

為此，南京政府主動變身“風投”，通過成立“江北產投”，以政府公信力為背書，以江北新區的國家級新區、自貿區“雙區”疊加身份為資源，引入多家基金公司，為園區企業保駕護航。

目前，江北新區引進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超400家，基金認繳規模將近5000億元。其中，江北新區各國資平台直接參與出資基金60餘隻，總認繳規模超1000億元，集聚了一大批國內知名基金投資機構。

建設目標明確，又有政府政策和資金支持，效果自然不差。

僅2021年，江北新區就有58家企業獲資本市場融資，其中35家融資過億，融資事件70餘起，融資總額超過100億元。

短短數年間，“江北產投”造就了一百多家高新企業崛起，其中36家入選南京2021年城市“獨角獸”與“瞪羚企業”，多家還入選中國潛在“獨角獸”榜單，數量超過天津、無錫、寧波等城市。

投資公司不乏紅杉、高瓴、中金、思佰益集團（前身日本軟銀）等知名投資機構，都是在江北新區的政府產業基金引導與示範之下，前來南京尋找投資機會。

政府主導的產業基金的進入，不僅盤活了江北新區整個產業，更通過財政資金釋放的槓桿效應，將南京帶往高新產業競爭主賽道上，加速了南京都市圈的總體規劃。

早在2000年的江蘇城市工作會議，就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概念。先是南京、鎮江、揚州和安徽的蕪湖、馬鞍山、滁州六城商討南京都市圈建立，隨後江蘇淮安和安徽宣城加入，南京都市圈正式擴容到8個城市。

因此，南京都市圈也普遍被視為全國第一個規劃建設的跨省都市圈。

前瞻性是有了，但相比長三角區域的其他城市，南京跟進動作有些慢，甚至曾被點名“省會城市功能作用發揮不夠”。

2016年，國家發佈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羣發展規劃》提出，推動南京、杭州、合肥、蘇錫常和寧波五大都市圈的同城化發展。在江蘇省支持下，南京隨即以建設超大城市為目標，推行強省會策略，繼續吸納新城市“入圈”。

2018年，常州和常州代管的溧陽加入南京都市圈聯席會議；2020年，常州下轄的溧陽市、金壇區也相繼加入。

通過不斷“招兵買馬”，南京都市圈的範圍已經成功擴容到“8+2”的格局，區域GDP總量達到4萬億元左右，幾乎是整個湖南省經濟體量。

南京這一系列舉措，都是為更遠期的目標服務。

2021年公佈的《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明確提出：把南京都市圈建設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現代化都市圈，助力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羣發展，為服務全國現代化建設大局作出更大貢獻。

事實上，南京已經為這個目標開始提速。

6

南京成為超大型城市，並無懸念

2019年，寧淮城際鐵路舉行開工儀式時，江蘇省委書記、省長悉數到場，可見其重視程度。

為何這條新建鐵路獲得如此高規格的重視？

因為隨着徐宿淮鹽高鐵、連淮揚鎮鐵路全線建成通車，蘇北各市早已跨入“高鐵時代”，但省會南京卻與蘇北長期沒能實現高鐵貫通，寧淮城際鐵路正是補上這塊“短板”的重要樞紐。

寧淮城際鐵路建設通車後，南京與省內各設區市“1.5小時交通圈”正式實現閉環。時空距離縮短同時，將進一步推動南京資源向蘇北輻射，提升城市首位度。

2021年2月，南京剛剛闖入全國GDP十強城市，又收到一份“大禮包”：發改委發函正式批覆同意了《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

這是自2019年國家提出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戰略後，發改委批覆的首個都市圈，意義毋庸多言。

不僅如此，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交通運輸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規劃》中，南京成為上海之外，被提及最多的城市。

因此，跨省擴圈過程中，南京都市圈對周邊的安徽城市格外有着吸引力，已“入圈”的就包括4個安徽城市，連一直觀望的蚌埠都趕緊遞交了“申請書”。

因此有人調侃，南京都市圈規劃獲批，江蘇省會南京的“徽京”地位進一步坐實。

其實在整個長三角都市圈，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這恰恰是長三角城市經濟圈的特殊之處，彼此城市梯度結構合理，融合成本較低，更容易產生同城化效益。

畢竟協同創新才是城市融合關鍵，大城市需要更多人口資源好發展腹地，小城市也需要“抱大腿”，才能最大化分享政策利好。

隨着長三角城市羣從26個城市擴圍到41個城市，南京的地理位置從長三角北翼中心一躍成為整個長三角的“地理中心”，這意味着，南京都市圈不僅要向東對接上海，還要向南、向西分別與杭州、合肥“抱團”，輻射帶動長江中上游城市乃至整個長江經濟帶的發展。

眼下，南京都市區規劃才算剛剛起步，有政策優勢，有高新產業，更有與之配套的創新機制，南京GDP未來衝擊“兩萬億”應該不是難事。

但躋身十強之後，充當“守門員”的南京有沒有可能乘勢而上，帶球突破中場？

從榜單不難看出，上海和北京GDP 4萬億體量，可謂一騎絕塵；深圳GDP在突破3萬億後，逐漸與後續城市拉開了明顯差距。

先不説南京面前還有重慶、廣州、蘇州、成都等GDP超2萬億的城市，彼此近1萬億的差距已是巨大鴻溝。就拿第九名杭州與南京比較，2022年，兩地GDP差距為1828億元。這幾年，杭州經濟增速雖然有所放緩，但新興產業潛力巨大，始終會是南京的“勁敵”。

何況南京背後還有始終不服氣的天津，以及躍躍欲試的寧波、青島、無錫、合肥等“新貴”覬覦，能保住“十強守門員”位置，對南京來説已屬不易。

不過，變革與突破，是現代城市發展的核心主題，南京從“守門員”改踢“中場”或許有待觀察，但發展中的南京未來成為長三角地區的超大城市，已毫無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