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藥企毅然“斷腕” ，高投入換高回報的時代結束了_風聞

只要盯住巨頭在做什麼、追趕什麼，就能描繪製藥行業風起雲湧、潮漲潮落的晴雨表。

過去一年，2022年製藥業務收入全球排名前10的大藥企砍掉的管線超過50項。今年一季度，砍管線潮還在繼續。

Biotech砍管線、裁員，是為了活下去，而這些不差錢的跨國大藥企，動起手來，更是一點兒不含糊。

或因為技術不成熟、難成藥，或由於競爭格局變化、戰略失誤，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因為，環境發生了變化，宏觀經濟壓力、政策調整……

由於佔據資金、商業化各項優勢，大藥企往往採取廣撒網式管線佈局，而當它們集體砍管線、終止合作、裁員，或許意味着它們篤定，過去那個高投入換高回報，大開大合的時代結束了。

 

/ 01 / 洶湧的砍管線潮

跨國大藥企們都在精簡管線，收縮戰線。

隨着2022年報的公佈，大藥企在與投資者的電話會議上披露了其產品線的變化。過去一年，2022年製藥業務收入全球排名前10的大藥企砍掉的管線超過50項。

整體來看，被砍掉的管線大多處於早期臨牀階段，但也有處於三期臨牀的管線被拋棄，比如，賽諾菲暫停BTK抑制劑託萊布替尼治療多發性硬化症和重症肌無力的三期臨牀，艾伯維、強生、羅氏也終止了多個後期項目，其中，羅氏、賽諾菲因此損失頗大。

比如羅氏。根據財報，2022年其資產減值超31億美元，涉及12款主要產品，其中最大的一筆是抗癌藥物Gavreto減值7.26億美元，

去年四季度，羅氏對其後期項目進行了一次“大掃除”，正式取消了ipatasertib和阿比特龍聯合治療方案，該方案曾處於用於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一線治療的3期試驗；三個PD-L1抑制劑Tecentrig組合、失敗的阿爾茨海默病候選藥物gantenerumab和特發性肺纖維化藥物。

洶湧的砍管線潮，還在繼續。

在最新公佈的2023年一季報中，諾華、渤健、武田、輝瑞、羅氏、輝瑞和阿斯利康等藥企的主題仍是降本增效。

在2023年一季度對研發項目進行全面審查之後，諾華決定“去偽存真”，終止繼續開發管線中10%的非核心項目。

賽諾菲也報告了管線調整，包括結束BTK抑制劑atuzabrutinib 的開發，停止Dupixent的過敏性真菌性鼻炎和無鼻息肉的慢性鼻竇炎兩個項目，抗TNFa/IL-6納米抗體正在根據效益/風險評估而被削減。

渤健則對研發管線進行較大範圍調整，暫停多項卒中相關研究、重新集中於基因治療以推進基礎技術研究。其在一季報中表示，為了節約研發費用將終止BIIB093（注射用格列本脲）用於治療大腦半球大面積腦梗死的三期研究，以及用於治療外傷性腦損傷的二期研究。

艾伯維終止了囊性纖維化和TNFα ADC藥物ABBV-154的開發，前者2期臨牀失敗，後者則是由於臨牀收益與風險不匹配。

除了上述管線，前幾年腫瘤免疫的熱鬧光景不再，如今成了“重災區”。2022年四季度至今，包括BMS、羅氏、吉利德、艾伯維在內的大藥企砍掉了40項免疫腫瘤管線。

在腫瘤領域佔據優勢的BMS，砍掉的項目最多，包括兩個CTLA-4項目、STING激動劑以及一項CAR-T療法I期試驗。收益緩慢，是BMS進行削減的最核心原因。

羅氏則砍掉了三個PD-L1抑制劑Tecentriq3期試驗，分別是用於一線轉移性尿路上皮癌（Tecentrig + chemo）、二線非小細胞肺癌（Tecentriq +Cabometyx）和二線her2陽性、PD-L1陽性轉移性乳腺癌（Tecentriq +Kadcyla)。

收縮管線的同時，大藥企也上演了一波“退貨潮”。

比如，強生終止與IPSC領域先驅Fate公司的合作；禮來將信迪利單抗的權益退還給信達生物；賽諾菲將SHP-2抑制劑RMC-4630的全球權利歸還給Revolution；BMS在支付6.5億美元后，將IL-12融合蛋白DF6002的所有權利歸還給Dragonfly。

不難看出，這些不差錢的跨國大藥企，動起手來，一點兒不含糊，大錢要省，小錢也要省。

 

/ 02 / 環境發生了變化

手握龐大管線，優化管線對於大藥企來説是常規操作，原因也不盡相同。

有的是因為安全性或療效不佳被動放棄，有的則是對項目前景評估後主動進行的優勝劣汰，但這一次，多家藥企在業績會上都提到了愈加嚴苛的宏觀經濟壓力。

宏觀壓力之外，政策和監管問題也是懸在藥企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藥企面臨着一系列政策和監管問題，這些都會影響藥品進入市場的速度、供應鏈以及藥物定價政策。

這一次，大藥企密集砍管線的行動背後，就與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造成的定價壓力有關。此前，吉利德、強生、諾華、艾伯維等藥企高管，均對此表達了擔憂。

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創新藥的“天堂”。但美國創新藥定價，也存在着陰暗的另一面，即藥物價格過高，患者可及性差。

2022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通脹削減法案》，意在對抗通貨膨脹，並降低美國家庭的成本，其中醫藥改革措施更是重中之重。

法案落地後，美國醫保控費來勢洶洶。繼此前胰島素降價打響美國版醫保控費第一槍之後，美國醫保控費緊接着開出了第二槍，對部分漲價超通貨膨脹的藥物進行罰款。

儘管法案目前瞄準的還是老藥，特別是上市9年後的小分子藥品和上市13年後的生物藥，對於創新藥，美國的政策仍然是保護。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藥企可以完全高枕無憂，畢竟連政府不能與藥企談判的鐵律都打破了，後續會發生什麼誰又清楚呢？

去年11月，BMS首席執行官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曾表示：“受IRA影響，公司正在考慮停止開發一些項目，預計腫瘤項目受到的影響最大。”這一説法，在其管線大調整中也得到了印證。

輝瑞CEO也直言，不會低估法案的影響。事實上，3月13日，輝瑞花費430億美元收購Seagen，目的不僅是為了充實管線，還是為了應對法案帶來的不利影響。

因為，Seagen目前上市的藥物除了Tukysa外都是生物製劑，這意味着面對未來的藥價談判，Seagen的生物藥比小分子藥物具有更長的排他性。

歸根結底，環境發生了變化。而這場變局，誰都無法置身事外。

 

/ 03 /重新思考藥企生產力

藥企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變革之中。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使得藥企面臨着一系列挑戰和不確定性，它們對於未來的看法，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所有人都越來越關注創新回報是否充足。德勤2019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儘管生物製藥公司在過去10年中為創新進行了大量研發投資，但同期回報率大幅下降，從10.1%降至1.8%。這意味着平均每年下降0.83%。

為了提高投資回報率，藥企正在從不具優勢的領域抽身，讓自己更加聚焦。這也是身處變革時代，藥企必須的動作，但需要指出的是，砍管線不一定能帶來真正的效率提升。

與其他行業不同，藥企通過管線收縮、裁員等舉措，捨棄了一些機會，能夠達到降本的目的，但能否換來真正的效率提升，還是一個未知數。

核心還是在於，新藥研發本身極高的不確定性。要扭轉回報率下滑的趨勢，需要研發生產力的轉型變革。

新藥開發像賭博不假，但下注也應該是有選擇性和戰略性的。

為了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藥企需要抓住每一個機會，重新思考製藥生產力，並將其納入藥企所做的每一次變革努力中。這也是正處在變革中的國內藥企需要考慮的問題。

錯綜複雜的外部形勢，低迷看衰的資本環境，愈加嚴苛的監管審批，創新藥企需要更多勇氣與思考，繼續創新、前行。

文／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