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人性研究展示了驚人事實但道路漫長 | 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5-07 09:59
眼下，新冠三年的嚴格管控留下的心理陰影仍在，而俄烏戰爭帶來的核武威脅更是令人心焦，這個世界不戰不鬥是否可以？不那麼惡狠狠地互撕是否可以？近代以來，學者、政客給出的主流回答是鬥爭常有理：生存鬥爭、適者生存，暗示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皆其樂無窮，鬥爭長才幹。可是，人性真的如此愛爭執、不願合作嗎？沒有抽象的、不變的人性，任何人也沒法嚴格證明人（或更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就這個德性。學界可能要長時期學習自然主義地看待問題，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實際出發；既不拔高人性，也不貶低人性。荷蘭年輕學者佈雷格曼（Rutger Bregman）的著作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出版後，立即引起學者多種討論。此書近年引入中國，是恰當還是不恰當？這依據個人的判斷。中譯本有兩個序言，一為陳嘉映教授撰寫，一為劉華傑教授撰寫，兩人的看法也不相同。本次先刊出劉華傑序，他贊成佈雷格曼的論點，同時也引用了張岱年先生很久以前關於中國古代人性觀的論文。
撰文 | 劉華傑
責編 | 方阿美、劉祥輝
佈雷格曼（Rutger Bregman）1988年4月26日出生，是一位非常年輕的荷蘭學者，比我小了20多歲。他憑藉清晰、獨立的學術判斷力，結合堅定的信念，對人性給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在我看來，其《人類的善意》（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的基本觀點是，人類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壞！
這樣的結論簡直太平凡了，但是它又非同尋常！此書屬於稀有種類，是我尋找了多年才找到的那類作品。十多年前我就相信一定會有人寫出這樣的書，沒想到的是，其作者竟然如此年輕！2021年湛廬公司送我佈雷格曼《人類的善意》一書的內部審讀本。我連夜讀完，給編輯發了微信：“正是我尋找的書！走在街上遇到一個人，他（她）是騙子的概率有多大，按性惡説是百分之百，按一般的理性主義分析是50%，而實際上我們都知道，那是小概率事件。”（2021年5月28日）
但是，長久以來學界並不這樣認為。
01
西方主流學者的人性論偏見
我們通常嚴重誇大人類做惡的動機，低估人類行善的願望。而這種判斷會被“文明”放大。對人性的悲觀看法是一種“反安慰劑”：我們相信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就會趨於成為什麼樣的人。於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文化的人，反而可能越自私，更容易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真的如此嗎？怎麼會這樣？
歷史上一大批著名學者對人性做出了想當然的錯誤判斷，傾向於看到人性惡的方面。修昔底德、奧古斯丁、馬基雅維利、霍布斯、路德、加爾文、伯克、邊沁、尼采、勒龐（Gustave Le Bon，1841-1931）、道金斯、亨利奇（Joseph Henrich）、德瓦爾（Frans de Waal，1948- ）等，都認定人天生自私，其學説的出發點是“人傾向於幹壞事”。看一看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中流行的理性人假定，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中的“自私的基因”學説和“總適合度” (inclusive fitness）理論，會進一步確認當代人文學術界和研究人類行為的自然科學界，都傾向於假定人類天性自私和好鬥，缺乏善意與合作精神。現實的人性呢？正如本書所展示的，已經實施的大量實際調查否定這類根深蒂固的偏見，人類在危機關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能夠保持我們自己都難以意識到的良好教養！當然，反倒也不少。
那麼一個問題來了，為什麼如此多聰明的學者會有這般偏見？這是個大問題。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釋，我只給出一種解釋：對人類行為和人類本性的研究數千年來基本上被先驗論、目的論所壟斷，自然主義視角的研究通常不佔上風。前者並不必然導致性惡論，卻有助於性惡論的迭代、擴展。比如，墨索里尼、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都讀過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新聞和歷史著作也都傾向於傳播和描寫衝突、戰爭、犯罪、災難、不幸、暴政、壓迫，打開電視機或者用手機登錄新聞網站，不是這出事了就是那開火了，正常事件雖然天天發生，即使佔據了99.99%，也很難成為新聞，稀有事件總是搶先侵入人類視聽，造成天下不太平、危機頻發的假象。而這樣一種印象又會刺激政客、資本家、技術狂徒，令他們找到種種藉口對世界進行“合理”干預，干預的結果往往使局面進一步加劇。這就是現代世界運作的套路，你我可能不是主角，但作為配角一直參與其中，每收看一次就相當於點贊一次。
道金斯是一位關鍵人物，被説成是我們這個時代科學理性精神的代表（這個説法很可疑，他的“花言巧語”不但不能為科學增光反而可能令公眾遠離科學），可惜他因自己的不恰當表述，令讀者對人性產生了諸多誤解。原來我很認可其寫作，還就其“伊甸園之河”的美妙比喻撰寫過長篇文章（將他與法藏和尚進行了對比），直到2006年整理完《看得見的風景：博物學生存》第5章“重建共生範式”，我才弄清了其思想的矛盾之處，從而告別了其假達爾文主義。為何説他是假達爾文主義呢？他不是被譽為達爾文的鬥犬嗎？沒錯，也許正因為過於自信和好鬥，他迷失了方向，背離了達爾文的自然主義傳統，染上了目的論的偏見。後來有朋友再來請我推薦道金斯的書，我都謝絕了。
著名博物學家、昆蟲學家、社會生物學家E.O.威爾遜於2021年12月26日去世，我撰文紀念並順便評論了利他魔咒（altruistic spell）背後的哲學（見《生物多樣性》2022年第1期），在道金斯-威爾遜之爭中我支持後者。被“利他魔咒”迷倒的學者存在兩個未加反思的預設：（1）非對稱性預設，即“利己”（或“自私”）是基本的，是出發點，是説明項（explanans）之一；而“利他”是第二位的，是有待説明的被説明項（explanandum）。（2）個體主義預設，即個體優先，共同體次之。這個預設在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演化心理學中都廣泛存在。其基本意思是，一個系統中，個體的行為是第一位的，系統的行為要通過個體行為及其組合推導出來。但在馬克思看來，“個人是社會存在物”。這兩個假定都是可以質疑的。
其實，只要做細緻的自然主義式調查，就能確認“利他”是一個普通事實，並非稀有事件，沒必要為利他現象的存在感到奇怪。“利己”和“自私”有重大區別。把近似中性的“利己”都劃歸於“自私”，相當於無形中擴大了“自私”的指稱範圍。“以惡的眼光看世界，滿地都是惡棍；以善的眼光看，到處都有聖人。”世界本身多姿多彩，有善有惡，分形交織（be fractally woven），而且善惡並非一成不變。另外，“利已”與“利他”都是有條件的，是在系統層面表現出來的一種特徵，一個人對某些人在某些時候展示“利他”、有時展示“利己”，不會針對任何條件都給出單一不變的反應。
02
中國古代學者的人性觀念
非西方世界的人性觀念，好像並不為性惡説所壟斷，比如中國古代有著名的孟子性善説，長期以來為教育界所稱道。當然，中國古代也有荀子的性惡説。它們都不是完全建立在自然主義基礎上的哲學、科學，但與自然主義比較接近。
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認為，人性是一個具體的共相，而非抽象的共相。在先生看來，中國古代學人關於人性善惡有如下幾類想法（見《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1）性善論：孟子，後有宋明理學及王夫之、顏元、戴震。
（2）性無善無不善論：告子，後有王安石。
（3）性惡論：荀子。
（4）性有善有惡論：世碩，後有董仲舒、楊雄。
（5）性三品論：王充、韓愈。
（6）性二元論：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
其中，類型意義最為明顯的是孟子的“道性善”和荀子的“性惡論”。在孟子看來，“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有道德的萌芽，但需要培養擴充。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説得也比較有彈性，他只説人可以為善，而不是必定為善。荀子則把惡歸於性，把善歸於習。把人“欲為善”這種向善的追求説成是“人性惡”的一種證明。張岱年先生認為荀子的觀點不妥。若善有待於學習，惡也有待於學習；善固非性，惡也非性。荀子人性學説的貢獻在於反對“道德先驗論”，認為聖人之性與眾人之性一樣，堯舜與桀蹠其性一也。總結起來，張岱年先生説：“如果所謂性指生而具有無待學習的本能，那麼應該説性是無善無惡的，告子所謂‘性無善無不善’也是正確的。如果所謂性包含待學習而後實現的可能性，那麼應該承認性有善有惡，世碩‘性有善有惡’或戰國時期‘性可以為善，可以不為善’的觀點是正確的。”而孟子專講性善，陷於一偏；荀子專講性惡，有自相矛盾之處。
按自然主義的思路，人性如何或者人在特定環境下的行為表現如何，不是靠推理能夠得出的，需要實際調查。作為哲學假定，比較有説服力的想法是：人性有善有惡，但可以變化；同一個人也可以時善時惡。
03
《人類的善意》在當下的意義
電視台、網絡媒體希望不斷出現驚人的事件，簡直迫不及待，就像二流相聲演員恨不得下台用手指捅觀眾的腋下以博取笑聲一般。讀者、觀眾也需要新聞，特別的新聞，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於消費新聞，就像習慣於吃飯、睡覺、作愛一樣。如何能夠持續不斷地滿足這些要求呢？即便沒有什麼事情，也要造出事情，挖出事情。“高級政客”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也容易陷入其中，並將整個國家、民族置於爭鬥的惡性循環。和平、可持續發展，應當成為“人類世”中人這個物種的宏觀發展戰略，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可惜，軍事集團慫恿衝突升級、發言人打口水仗，每天都在發生，令人覺得現實世界一團糟，沒有了希望。
這正是現代性的悲劇之一。然而當我們這樣敍述時，又落入了或者説確證了人性悲觀的信念！
此書不限於討論對人性的判定，還廣泛涉及到如何對複雜系統進行研究，比如米爾格拉姆電擊實驗存在的問題。“控制實驗”方法對於無機的力學、物理、化學系統甚至一小部分生命系統具有極好的效果，是培根所倡導的“博物探究與實驗探究”中新興起的一部分（後者），它成為當今自然科學四大傳統（博物、數理、控制實驗和數值模擬）中最核心最高效的方法。但是，它的確不能簡單地應用於人類行為的研究。刻意設置的某些實驗條件（即控制），可能是不允許的，由此而得來的數據即使可重複，也可能不反映系統的本來面目，就像對嫌疑人用酷刑而導致冤情一般。這樣的科學研究，實際上不夠科學，屬於不合格探究。但它以科學的名義在操作，搶奪了話語權。
在平凡、模式化的世界中，人類行為越來越缺乏內在驅動力。有“進取心”的社會管理者、老闆要改變這種狀態。基於糟糕的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研究設計的管理措施，相當成問題。經濟管理中普遍採用的激勵機制會走樣，人們為目標、獎金和懲罰的預期所累，“道德指南針”弱化。這相當於人類自己奴役自己，人被當作某種機器對待。調查顯示，只有13%的員工在工作中感受到了“投入”，即真心喜歡自己的工作。心理學家德西（Edward L. Deci, 1942- ）的結論是，不應當過多考慮激勵別人，而應當多考慮如何塑造一種好的社區、社會，使人們在其中能夠自我激勵，即調動個體的主觀能動性。
這部書還談到學生成長過程中缺少户外遊戲、監獄和學校高發的霸凌現象、“團結才是我們的天性”、美國的犯罪率最高、“破窗理論”和“飾面理論”與一般人性的矛盾、“更多的接觸有助於緩解和消除仇恨”等，相信許多人關心這類事情。
自2020年初以來，人類進入了一個“新（冠）時代”，大家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方便、猜忌、鬱悶，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人與人表現出空前的不信任、諉過，悲觀主義和陰謀論籠罩全球。而悲觀主義又容易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人類社會在諸多方面的確在進步，不管我們如何糾結於“進步”的定義。但同時由於多方面的因素人們變得焦慮，不夠樂觀，彼此缺乏信任，無法耐心相處。也許讀了此書，這樣的負面情緒能夠多少得到部分緩解。
人性比我們想像的要好，是《人類的善意》反覆提醒我們的。如何簡單地證明這一點呢？我突然想到一個例子，講出來也許會捱罵，但還是願意説出來：在當代，成功詐騙的案例並沒有減少，而且受騙與受教育程度關係不大。這世上有誰沒有被欺騙過？人為什麼會被拙劣的騙局欺騙？騙局有千萬種，多數人被騙不是因為傻，而是因為心地善良。如果你很少被騙，未必説明你真牛，很可能驗證了你夠壞。
指出這一點，並不是希望更多人受騙或者認定受騙活該，而是提醒所有主體善待人性中善良的部分。還能怎樣呢？“接受你偶爾會被欺騙這個事實。這只是用來換取對他人的信任的一個小小的代價。”
作者佈雷格曼在全書中一再提及的“現實主義者”，我認為，更準確的表述應當是“自然主義者”。“我們實際上生活在A星球上，這裏的人們都天生傾向於善待彼此。”什麼是A星球？請讀第1章。注意，此書不是在傳教，也不是在忽悠他人行善，只是希望人們對實際情況有恰當的估計，使我們忠實於自己的天性，光明正大地做事。
（2022年2月11日於肖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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