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資本家打工，體制外青年還有未來嗎？_風聞

賽格特約作者  張豐

摘要

人們用“上岸”這樣的詞來形容考公成功，這説明其他工作都是“水深火熱”。

 

“國企”，在過去往往強調它“企”的一面，而在最近幾年，人們更看重它“國”的一面。

 

在國企工作有着自己的優勢，收入高，工作穩定，更重要的是有着極高的身份認同感，而最後一點或許是最關鍵的。

 

即便你在最優秀的民企上班，做很好的職位，你依然是“打工的”，依然是“在為資本家賣命”，在“受剝削”。

老家有一位朋友的孩子，已經大學畢業。朋友條件很好，即便孩子一生不去上班，按照當地生活水平，也會生活無憂。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應該可以毫無心理負擔地去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了，比如藝術，或者像我這樣讀書、寫作，而且完全不用寫那種自己不願意寫的文章，不再為五斗米折腰。

但是，朋友兒子的選擇，是全身心投入，去考公務員。

這樣的故事其實相當普遍。前段時間有幸和一些大學生朋友交流“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是否應該脱掉孔乙己式的長衫”的問題，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困惑，有一些正在找工作和準備考研，有的在送外賣，而我注意到沒有誰已經考上了公務員。

那些已經考中的孩子一定沒有任何困惑的地方，他們會是周圍人羨慕的對象。

這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甚至未看到任何像樣的機會。唯一和“漢語言文學”接近的工作，是青島監獄招聘“編輯”，我估計是為監獄辦黑板報。

我選擇留校考研，檔案不久後打回原籍。一個985高校的畢業生檔案回到河南周口，並不常見。我爸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有兩個單位聯繫他，都是“體制內”。我反問他：

“你覺得我會去嗎？”我爸説，知道你不去，就是告訴你一下。

這就是世紀初的風尚。儘管我學的專業是真正的就業難，周圍同學選擇去考公務員的少之又少。

現在談這些會被視為是一種顯擺。實際上，我們那時討生活並不容易。外賣行業出現後，有一次夏天在街上走路，看到幾個外賣小哥在太陽下聊天，我突然感到很羨慕：我高中的時候，如果有送外賣這樣的工作，就不用那麼吃苦準備高考了。

在當下，一個高中畢業的年輕人，要想在城市裏“活下來”並不難。他可以選擇外賣、快遞員，也可以到餐館打工。社會經濟已經豐富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一個人肯吃苦，就不會捱餓，而捱餓則是我那時最擔心也最容易遇到的窘況。

另一方面，中國大部分家庭的財富，都比二十前增長很多。如今，即便是一對農民工夫婦，在家留守讀書的孩子也不會吃不起飯，也可以穿不錯的衣服。從90後開始，即便是農村出來的少年，也不會有那種生物性的“生存危機”。

70後、80後中往往會有一種不擇手段的成功觀，“先活下來”，是其中最重要的“正義”，這種匱乏時代的體驗，會遺留很多社會問題，所以他們成為“中年油膩”的概率也更大。

到了90後、00後這裏，即便真的躺在那裏不動，父母也不會讓自己餓死。這是個人的幸運，也是社會的進步。他們有着更高的起點，也理所當然地有着更高的追求。

相對於上一代人，對當代年輕人來説更重要的一個維度，可能不是“掙錢”，而是一種價值或者認同問題：我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工作才是有價值、有尊嚴的？

那個“脱掉孔乙己長衫”的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媒體仍然要求年輕人像上一代人那樣，放下面子，從最苦最累的工作開始做起，他們不知道，對年輕人來説，最重要的就是“面子問題”：尊嚴和價值，開始成為生命的必需品。

但是，恰恰是在這個層面，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問題：最有尊嚴和價值的工作是什麼？你問一下山東或者河南人，80%以上的人可能會告訴你，是考公務員或者進入體制。人們用“上岸”這樣的詞來形容考公成功，這説明其它工作都是“水深火熱”。

90年代末，一位在體制內工作的叔叔告訴我，朋友家的孩子上海財大研究生畢業去深圳工作每個月收入2萬塊，我至今還記得叔叔臉上的表情，彷彿他的世界已經坍塌了，在體制內安穩工作，永遠掙不了那麼多。

這樣的場景，在今天已經反轉了。有朋友家的孩子清華畢業去了大廠，不得不把收入吹噓高几倍，才能應對大家的詰問：“清華畢業，到底是個什麼級別？”如果他是去當公務員，人們就不會再問他的收入。

所以，才會有這個相當普遍的困惑：為什麼同樣是程序員，在互聯網公司寫代碼，就是“為資本家打工”，而在央國企或者體制內寫代碼（很有可能只是維護系統或者修電腦），就是“為國爭光”，因為他就是“國家的人”。

“國企”，在過去往往強調它“企”的一面，它仍然是一種市場化力量，要遵照效益原則進行改革，而在最近幾年，人們更看重它“國”的一面。在國企內部，也開始重視行政級別。“國企”成為體制內的延伸，開始獲得相對於民企的“身份優勢”。

前段時間，中國電科成都公司員工因為加班怒懟領導的傳聞（後被證實為偽造聊天記錄的謠言），讓人們知道，原來在國企當程序員也需要加班。後來，警方調查證明，只是嫌疑人因為到中國電科應聘失敗懷恨在心，炮製虛假聊天記錄進行報復。

這個事情的反轉，其實證明了另一個讓人感到苦澀的真相：國企還真的是難進啊，以至於應聘失敗就懷恨在心——國企身份，本身就是讓人羨慕的。在國企工作有着自己的優勢，收入高，工作穩定，更重要的是有着極高的身份認同感，而最後一點或許是最關鍵的。

這種認同感的差異，值得我們深思。在民營企業工作，即便擁有股權或者收入頗高，現在似乎也不是讓人羨慕的事了。記得在2016年“全民創業”的時候，“股權”可真是一個閃閃發光的詞彙，彷彿所有的企業將來都能上市似的，這應該是“民營企業”認同感的最高峯。

從那之後，民營、國營兩種“身份認同”的發展曲線，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受到社會中不良輿論對民營企業的責難，一些年輕人開始把教科書中的簡單概念用在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用“資本家”來替代“企業家”，這樣，即便你在最優秀的民企上班，做很好的職位，你依然是“打工的”，依然是“在為資本家賣命”，在“受剝削”。

深層的變化是，“身份”（政治）的重要性，壓過了收入（經濟），這就是社會心理的變化。在年輕人最看重“身份認同”（尊嚴和價值）的時候，他們迎面撞上的，是一個“認同”日益窄化、價值觀也開始從“多元”收縮的社會，你不能説他們被誰矇蔽了雙眼，他們可供選擇的本來就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