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燒烤熱的本質是文化朝拜：朝拜源於黃淮平原的義理文化_風聞

壹

有朋友要我也説一説淄博燒烤，其實這個事和前兩年的山東拉麪哥走紅一樣，真正紅的不是食物，而附着在食物之上的誠意文化、義理文化。

拉麪哥的拉麪不見得多麼鮮美，淄博燒烤在中國也絕非頂級。真正吸引大家的，是拉麪哥15年不漲價，15年如一日地往返農村大集，默默服務鄉鄰的誠實、踏實精神，淄博燒烤則將這種誠信文化擴展至整個城市。

拉麪哥和淄博市，都有一種超越當今資本喧囂和逐利流俗的文化定力，按照一種傳統而恆久方式，來經營生意和城市。這對在資本和經濟紅塵中摸爬滾打的世人而言，無異於沙漠中的盎然綠洲，鬧市中的清淨寺廟。

其實更早成名的山東大衣哥，身上也有這種淳樸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定力。即便在一線城市，如今的大衣哥也已進入富人行列，但是，財富和名氣卻沒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跡，他的生活方式，除了外出打工被外出商演替代外，和成名前並無二致。

值得問的問題是，為何這種帶有共同文化內核的超級網紅現象，都出現在山東的中西部，這難道是巧合？或者説，支撐這些網紅現象的深層文化內核來自哪裏？

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把中國文化搞透，把中國的縱向和橫向的文化格局搞透。縱向是歷史空間，橫向是地理空間，不僅包括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空間，還要包括西方的。

貳

中國文化的內核在義理，就是老百姓説的講理、憑良心。在義理的基礎上，形成一個文化主軸，就是義利之辨。基於義利之辨，形成一個“利者，義之和”（《周易》）的獨特利益觀。

“義之和”，就是必須和義相合，必須包含着義。背離義，不包含義的利，就是惡。這意味着在中國文化中，不存在獨立的、孤立的“利”，也不存在獨立的、孤立的經濟。

用現代西方的話語來説，中國文化實際上是為“利”和“經濟”進行了立憲式的限制，讓其關進了“義”、“義理”的籠子。唯利是圖地追求不義之利，為中國人所不恥，中國人講的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中國的這種義利之辨式的利益觀，很好地保障了社會整體的公平性，同時也保障人本身的獨立性，即保障了人民的獨立性。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毫無疑問是偉大的，絕無僅有的偉大。

但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出現，卻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的挑戰，因為它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化學習的基礎之上，但卻只學了一半，只學其利，而不學其義。使得現代西方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的唯一一個真正的唯利是圖的文明。

在大規模學習中國而進行現代化轉型之前，西方文明是一個宗教文明，即所謂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也被現代西方人稱之為“黑暗時代”。是中國文明給西方送去了“光明”，西方社會出現了“棄暗投明”式的巨大變革，從文藝復興開始，經宗教改革、啓蒙運動和工業化，最終導致現代科學知識體系和民主制度系統的形成，即現代文明的形成。

中世界的西方之所以“黑暗”，根源在於它是徹底否定人類對知識的學習能力的，甚至徹底否定現實、現世生活的，認為知識先驗性地存在於上帝之中，人類獲取知識的手段不是基於現實經驗的學習，而是對上帝的信仰和冥思。同時還認為現實、現世生活毫無意義，只有死後將會進入的上帝世界才有意義。

但是，黑暗的基督教並非一無是處，而是通過極端否定人類學習能力的方式，為社會提供道德性和正義性，即所謂的“因信稱義”。這是中西道德觀、正義觀的根本不同所在。西方人認為道德、正義只有遠離人世的上帝才有，只有通過信仰才能獲得，而中國人則認為，道德和正義乃人之本性，通過基於現實現世經驗的學習，就可認知和發育。

也正是因為古代西方對人的學習能力根本否定，以及對現實和現世生活的根本否定，必然會導致技術和經濟的嚴重落後。對現實和現世生活的否定，自然就包括對利益的否定，基督教和佛教一樣，都以禁慾為美，以一無所有和四處乞討為高。

而從古代向現代的轉型，則又讓西方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由因信仰宗教而徹底否定利，而走向因去宗教化而徹底肯定利，從而變得唯利是圖，將利看成一個獨立的，甚至神聖的東西。

其根源就在於，西方缺失世俗的合理的義理概念和義理文化，從而缺失義利之辨的思維，對中國的世俗文化，只能理解其利的部分，而無法認知其義的部分。所以，只學中國之利，而不學中國之義。

這導致現代西方在經濟發展上，完全沒有道德和義理約束，不擇手段，甚至無惡不作，不僅以暴力對非西方進行侵略和殖民，在其內部也弱肉強食。這種不考慮義理的低義理，甚至無義理的文化屬性，反而成為其經濟發展上的優勢，使其暫時獲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則暫時相對落後，並遭受西方的侵略和壓迫。

現在流行的謬論是，現代西方文明是內生於西方的，是其內部進化的結果，中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引入是純進口。實際上，現代西方文明恰恰是西方學習西方不徹底的結果，只學了利，而沒學義，成為一個有利而無義的半拉子工程。

因此，現代西方文明對中國而言，並非全新的，並非純進口，還有出口轉內銷的成分。世俗化發展經濟，在中國一直存在，真正對中國是新的，則是有利無義式的發展經濟。

相對於缺失義理的唯利是圖，中國的義理文化反而成為經濟高速發展的障礙。所以，為在經濟上追趕西方，中國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抑制義理甚至拋棄義理，消除“義利之辨”的義，而學會不講義理的，唯利是圖地去發展經濟。

用更通俗的話説，就是要學會臉皮厚，甚至不要臉，而學會以錢為重，甚至只要錢，這是中國改革和核心。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改革的過程中，誰的臉皮厚，誰最佔優勢，也最先發財。從地域上看，哪裏的文化義理屬性含量較低，利益屬性含量較高，就具備“低義理優勢”，在經濟發展上就佔優勢。

在中國的文化格局中，哪裏的義理含量最高？就是作為中國文化核心區的黃淮平原。黃淮平原南北以黃河淮河為界，西邊以太行山-嵩山-桐柏山為界，東邊以泰山-沂蒙山為界，就現在的豫東、皖北、蘇北和魯西南這區域。中國的義理文化最先在這裏起源和成熟，然後逐漸向四周傳播。

大衣哥（菏澤單縣）、拉麪哥（臨沂費縣）就是來自黃淮平原的東部，而淄博則緊鄰黃淮平原的東部邊緣。

叁

儘管，義理文化從黃淮平原向四周傳播已經發生了幾千年，但是就義理化程度而言，黃淮平原一直最高，也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區。有兩大表現。

一是，中國古代的文化聖人幾乎全部都來自黃淮平原，從中國文明的“始祖”伏羲（周口），到春秋戰國的四大聖人：孔子（祖籍河南商丘，後搬家至山東曲阜）、孟子（山東濟寧）、老子（河南商丘）、莊子（河南商丘）。

二是，這一點更重要，歷史上的中國農民起義領袖大部分都是來自黃淮平原。

秦末農民起義的四大領袖，全部都是黃淮平原人。陳勝、吳廣是周口人，注意他們和中國文化“創始人”伏羲是同鄉，劉邦是蘇北沛縣人，項羽是蘇北宿遷人。

唐末的黃巢起義的首領黃巢，來自山東菏澤。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兩大聖地，梁山在黃淮平原，而瓦崗寨則緊鄰黃淮平原，儘管在黃河北邊，但距離黃河僅30公里，距離梁山也不過130公里。而且包括大頭領程咬金在內的主要領也都是來自黃河南岸的黃淮平原，程咬金的家鄉是現在山東東平縣，和梁山縣隔壁。

元末農民起義首領朱元璋，來自安徽鳳陽縣，儘管在淮河南岸，但卻緊鄰淮河。

清末和廣西天平天國起義並起的捻軍起義，也是發生在黃淮平原。義和團主要創始人朱紅燈，則來自山東泗水縣。

劉邦老家距離梁山和程咬金老家130多公里，距離黃巢老家也是130多公里，距離朱元璋210公里。梁山和程咬金距離黃巢80公里，距離朱紅燈90公里。

孔子家鄉曲阜，距離梁山和程咬金80公里，距離黃巢140公里，距離劉邦140公里，距離朱元璋300公里。

對中國文化而言，農民起義的地位遠比文化聖人重要，因為中國文化的存在和傳承的基石在實踐，尤其是基層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實踐。

中國義理文化的存在和傳承主要有兩條線，一條線是以文化聖人講學為基礎的“學術線”，另一條則是以基礎人民實踐為基礎的“實踐線”。聖人的學術只是對人民實踐的反映和影子，所以我們看到，農民起義的領導人的家鄉和文化聖人的是毗鄰的，兩者同屬黃淮平原。而且從歷史經驗看，學術線易變，而實踐線則堅如磐石。

農民起義屬於實踐線，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起義”就是仗義起兵，以暴力的形式去捍衞義理文化，這是比聖人説教更根本的一種捍衞中國文化的方式，也是中國文化從未中斷，一直連續的根源。

大家一定要清楚，農民起義的本質是對中國義理文化的捍衞，而不僅僅是利益爭奪和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鬥爭。

為何中國農民為冒死起義，因為他們是在捍衞自己的生活方式，人民是義理的文化的自發創造者和踐行者，捍衞義理文化，也是踐行義理的一種方式。

之所以，中國歷史的農民起義主要是發生在黃淮平原，因為義理文化起源於這裏，並通過實踐在這裏被傳承。

中國的歷史上，週期性會遭遇外來文化的衝擊，正是黃淮人民的堅定的文化自信，以及堅決抗擊，才使得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得以保全。而黃淮平原以外的地區，儘管也受到義理文化的影響，但是義理化的程度還不夠，意志不夠堅定，往往會率先接受外來文化，如果沒有黃淮人民的堅決抵制，中國文化早已消失不在。

肆

下面以春秋時期的法家文化，和魏晉隋唐時期的佛教文化的傳入中國來説明這一點，然後以此為例來説明近代以來現代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情況。

以集權專制和講利不講義為特徵的法家文化，肇始於古兩河流域北部的亞述帝國，成熟于波斯帝國，然後在春秋時期傳入中國。從區位上説，法家文化也是西方文化。

為何秦國的法家文化搞的最成功，根源在於秦國位於中國最西部，遠離作為中國文化核心區的黃淮平原，儘管也受義理文化影響，但是義理化程度比較低，在接受外來文化上有“低文化優勢”。

也是基於同一原因，楚國也比較適合法家文化，其所取的成功也僅次於秦國。直至戰國前半段，秦國和楚國都被中原國家視作蠻夷之地。楚國之所以在法家文化上的成功低於秦國，原因在於它距離黃淮平原遠比秦國為近，義理文化程度也比秦國要高。

後來楚國幾乎整個吞併了黃淮平原，而秦國則最終吞併了楚國，並統一了中國。

當楚國吞併黃淮平原後，就讓楚國的文化形態發生本質變化，出現一個質的提升，但也給後人認知楚文化帶來極大的誤導，錯誤地將黃淮之楚當成楚文化的全部，事實上，南方之楚和黃淮之楚分屬兩個不同的文化形態。

《史記》説“楚雖三户，亡秦必楚”，這裏楚是指黃淮之楚，而非南方之楚。秦末農民起義所發生的黃淮平原，因為被楚國吞併之故，也被稱為楚地，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也都是楚人。揭竿而起進行起義，並最終推翻秦國統治的，不是南方之楚，而是黃淮之楚。

因此這句話更準確的表達應該是“黃淮雖三户，亡秦必黃淮”，因為這裏是中國義理文化的核心區，這裏的人民是中國義理文化的堅定捍衞者。當秦國統一中國後，企圖在全國推廣法家專制，企圖徹底消滅中國固有的義理文化，黃淮人民當然不答應。

所以，秦國統一了中國，但最終黃淮人民卻推翻了秦國。秦末農民起義，還包含着強烈為文明衝突特徵，中國義理文化與外來的、西來的法家文明的衝突。西部的秦國可以接受法家文化，南方的楚國也可以接受，甚至次西部的晉國也相當程度上接受了，但是黃淮人民卻拒絕接受。

沒有黃淮人民的堅持，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將被徹底法家化，中國的義理文化也將徹底消失，中國文明也就此中斷和滅絕。

佛教的傳入中國，是介入春秋法家文化和現代西方文化之間的一次外來文化的傳入和衝擊。

研究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格局可以發現，對佛教接受度最高，依然是西方和南方，包括黃淮平原在內的中原地區則接受度較低，並最終徹底反對。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自西向東的，最先是被西部所接受，然後逐漸向內地傳播，甘肅敦煌莫高窟就是西部人民曾經熱心佛教的證明，天水也一度是中國著名的佛教中心。

但是，後來佛教最繁榮的地方，卻不是中國的中原地區，不是北方，而是南方。東晉南渡後，中國進入南北朝時代，最信佛教的不是北朝，而是南朝。

唐朝杜牧有兩句詩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就是在描述當時南方佛教的繁榮盛況。梁朝的梁武帝甚至將佛教當成國教，企圖以佛教治國，最終落個國破家亡的下場。

在南朝醉心於佛教的時候，北朝屢次出現廢除佛教的運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武一宗”的滅佛。“三武”就是諡號中都帶武字的三個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前兩個是北朝皇帝。“一宗”是諡號帶宗的北朝皇帝后周世宗柴榮。

值得注意的是，向北魏太武帝提出滅佛建議的，是北魏名臣崔浩，他的老家是今山東武城縣，在梁山縣北150公里，緊鄰黃淮平原。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為何後來是北朝統一南朝。然後，最終讓中國實現穩定統一的唐朝則和瓦崗寨的農民起義密切相關。讓黃海的義理文化再次注入朝廷之中，讓其由“無道”變“有道”，這就是孔子説的“禮失，求諸野”。

伍

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也呈現相似特徵。

晚清時，對西方文化整體是拒斥的，將其視作蠻夷文化，認為西方之強僅在技術和經濟，其文化是缺失義理的，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

1895年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局勢開始出現根本性變化，在日本的影響下，一部分人開始接受日本的全盤西化的觀點，認為西方不僅強在技術，更是強在文化，文化先進是其技術發達的根源和基礎，因此要學西方技術，必先學其文化。

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中國先是在1898年發生了“戊戌變法”，就是希望進行日本式的制度變革，來推動經濟和技術的發展。然後又於1911年發生了辛亥革命，這次更徹底，就是全盤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制度。接着又發生“新文化運動”，徹底否定中國的文化，主張以用先進的西方文化替換落後的中國文化。

那麼主張徹底否定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和全盤西化的人，是哪裏人呢？都是遠離黃淮平原的南方人。孫中山不僅是廣東人，而且長期僑居海外、美國，他在日本搞的同盟會的會員，也幾乎都是南方人，包括蔣介石、汪精衞之流。

主張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像同盟會成員一樣，也都是南方人，且象都有日本留學的經歷。

陳獨秀，安徽安慶懷寧人，1914年到日本。魯迅，浙江紹興人，1902-1909在日本留學，長達7年。胡適，安徽省績溪縣人，出生地是在現在的上海市浦東新區，1910-1917在美國留學，也是7年。主張徹底廢除漢字的錢玄同，浙江湖州人，1906-1910在日本留學。

為何是遠離黃淮的南方人真正接受西方文化，進而徹底否定中國自身的文化？其根源和戰國時南方人真正接受法家文化，南北朝時南朝真正接受佛教文化一樣，其文化的義理化程度相對中國文化核心區的黃淮地區和中原地區較低，其對義理文化的認同度和熱愛度就不那麼高，不那麼堅定，缺失文化定力，很容易被外來文化所迷惑，而見異思遷。

這注定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在中國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是脱離中國實際的，背離中國文化的。

中國有句古話叫“得中原者得天下”，這裏並非指佔領了中原這塊土地，而是贏得中原人民的民心，因此，更準確的説法是“得中原民心者得天下”。中國的中心在中原，中原的中心則在黃淮。故此，“得黃淮者得中原”。

中原的民心是中國和天下的標尺，而黃淮民心則中原的標尺。

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以及後來的國民黨政權，都是不可能贏得中原的民心的，跟不可能贏得黃淮民心。

戰國時楚國曾經得到黃淮這片土地，但並未贏得黃淮民心。秦國則曾經得到包括黃淮在內的中原這片土地，也沒有贏得黃淮的民心，因此最終被推翻。

為何偉人所領導塑造和領導的共產黨最終獲得成功，和楚文化的二重性有關。

儘管楚地在位於中國南方，但是和其他南方不同，楚至少在西周時期就開始接受中原的影響和教化，而出現義理化。《詩經》的開篇就是《國風 周南》，《周南》的第一篇的第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周南”就包括湖北北部襄陽一帶的地區。

春秋之後，楚國為贏得中原諸國的任何，也盡力學習中原文化。戰國時，楚國吞併了黃淮地區，實際上也大大促進了與這一地區的文化交流和影響。

這就導致，楚地文化儘管義理屬性較之黃淮依然為低，但較之其他南方地區卻又是很高的。相對於黃淮和中原，這種“低義理屬性”使得楚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較高，而相對南方文化的“高義理屬性”則又使得其又不會象其他南方文化一樣出現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

這種文化二重性，的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的形成，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馬克思主義是外來外文化，中國化則是中國義理文化的部分，就是“義理化”。

上文已經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革命，主要是發生在以黃淮平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晚清之前，從未出現在淮河以南的南方。廣西的太平天國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生在南方的農民起義。孫中山的新革命是第二次，儘管不能叫農民起義。偉人領導人的共產黨革命則是第三次。

太平天國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生在南方的起義，而且還是第一次以外來的文化和思想作為起義指導思想的起義，孫中山和共產黨的也都是。

天平天國的指導思想就是洪秀全根據西方基督教教義所創立的拜上帝教，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則是西方的資本主義理念，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則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太平天國和國民黨失敗的根源就是，這些來自西方思想是脱離中國實際的，不可能贏得中原民心、黃淮民心，通不過中原和黃淮民心的檢驗。

因此，這兩次都稱其不上“起義”的，因為“起義”就是捍衞義理，其指導思想只能是義理，而這兩次的指導思想卻是來自西方的非義理式的。實際上，迷信西方思想本身就是對義理的背離，也是其自身文化義理程度太低的結果，這只能在南方出現。

共產黨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根源在於偉人提出了結閤中國實際，密切聯繫羣眾，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中國化改造的思想。最終通過了中原和黃淮民心的檢驗。真正贏得中原民心的，不是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部分，而是將其中國化的部分。中國化實際就是義理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紅軍決定長征北上是共產黨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共產黨和中原人民、黃淮人民打成一片，贏得這裏的民心，通過這裏的民心的檢驗。日本全面侵華後，華北淪陷，共產黨決定深入敵後的舉動，實際上就是一個逐漸贏得中原民心的過程。

因此，三大戰役沒打之前，共產黨實際上已經“得天下了”，因為已經“得中原”了，“得黃淮”了，三大戰役，尤其是淮海戰役，不過是對已經贏得民心的驗證和確認。

從對贏得民心的確認上來説，三大戰役中，淮海戰役遠比遼瀋和平津重要，因為這一戰所檢驗的，是是否贏得黃淮和中原的民心。

陳毅元帥説，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羣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後來，主席將從西柏坡進入北京看成考試，實際上，共產黨早已通過最重要的考試：贏得中原民心的考試。當然，進入北京也的確是新一場的考試。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中，有兩次比較嚴重的西化階段。第一次是民國時期，第二次則是改革開放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期，第一次是經由日本而學習歐洲英美，第二次則是以學習美國為主。

前文已經指出，西方的發展經濟思想和利益觀，是缺失義理的，而無義之利在中國的義理文化中就是惡。這就使得義理文化成為中國發展經濟制約，而缺失義理反而成為西方的優勢。

在缺失義理的情況下，技術和經濟必然具備武器化特徵，西方也正是以領先的技術和經濟作為武器，而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統治和霸權統治的，為抗擊西方的殖民和霸權統治，捍衞義理，中國必須提升自己的技術和經濟實力，即必須發展自己的武器，這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基本邏輯。

因此在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經濟和技術就具備義理屬性。

在這個過程中，最能夠適應，最先接受西式的經濟理念的，依然是中國的南方，廣東的珠三角，和江浙滬的長三角為代表，因為南方文化具備“低義理優勢”。

對南方的經濟發展為何領先於全國，以往更強調其區位優勢，離海近，有大江大河，在水路交通上便於和西方和世界聯繫。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其文化上的“低義理屬性”，這一點被忽略了。

對與高義理的中原和黃淮文化，西方式的有利而無義式的經濟理念，實在難以接受。在全國大環境的壓力下，也必須屈從，但是很難真正去接受。真正能夠打動黃淮人民的，讓其心悦誠服地去接受的，還是中國固有的義理式的利益觀和經濟觀：“利者，義之和”，以義為本以利為末。

這是中原的確經濟發展速度較慢的原因之一。當然區位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

陸

從根本上來説，西式的無義式經濟觀是畸形的，中國固有的義理式經濟觀才是健全的。一旦，中國在實現了對西方的追趕，西式的無義經濟模式的弊端便充分暴露。在全球和國內均有表現。

在全球，西方在發展經濟上完全不是中國的對手，同時，隨着中國的崛起，在中國的映襯下，西方模式的弊端逐漸清晰暴露在全球面前，讓全球對西方越來越厭惡。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性的去美元化浪潮，就是這種厭惡的重要表現。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中國所引入的西方經濟觀的確是無義式的，對這種經濟觀接受意願最高的是屬低義理文化的南方，但是，中國實際上所形成的經濟觀和經濟模式，並非對西方模式的複製，而是中國化的。儘管南方的義理程度較之北方為低，但是較之西方則遠遠為高。在中國文化整體上是義理文化的大環境下，也就是將義理注入了經濟理念和經濟模式之中。

相對西方，中國的經濟理念是包含着義理的義理式經濟。南方的義理含量較低，而中原、黃淮的確的義理含量較高。

這樣按義理含量的不同，目前世界上實際上是 存在三種典型的經濟模式：第一種是無義理的西方模式，第二種則是低義理的中國南方模式，第三種則是高義理的黃淮模式。

中國的兩種經濟模式出現在改開之後，世界上主張自由交易的經濟模式只有一種，就是西方的無義理模式。除主張自由交易的經濟模式之外，在蘇聯解體之前，還存在另外一種禁止自由交易的模式，即共產主義模式，其實改開之前的中國也是這種模式。

蘇聯解體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禁止自由交易的共產主義模式，競爭力不如西方的無義理模式，因為它是無義理的，而且更嚴重。但此後的事實，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的事實， 也證明西方的無義理模式，競爭不過中國的低義理模式。中國迅速崛起，引發現在美國進行歇斯底里的遏制。

回顧蘇聯解體後至今30多年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的低義理模式，在三種典型的經濟模式中，競爭力是最高的。對外將西方的無義理模式打個落花流水，稀里嘩啦，對內又將本於中原和黃淮的高義理模式死死壓制。

那麼這種情況是否是永遠存在的？答案是否定的。本於中國南方的低義理模式，競爭力最強，只是特殊情況的產物，是有前提條件的。一旦前提條件消失，這種情況也就不存在了。

這個前提就是，西方的經濟比中國發達和領先。一旦中國在經濟和技術上實現全面領先，徹底打敗美西方，低義理模式的優越性也就是不存在了。現在正處於變化的臨界點上。

低義理模式，相對西方的無義理模式，義理性是高的，也是其競爭優勢所在，但相對中國的高義理模式，其義理性又是低的，一旦中國在經濟上超越西方，其低義理的劣勢便會充分顯現。實際上現在已經開始顯現了。

義理不僅有公平、正義的含義，還有是否合乎人的本心、本性的含義。低義理模式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導致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即兩極分化。二是，導致對人性的背離，不是尊重人性，讓經濟服務於人性，而是以人為工具，強迫人服從於經濟體系。

這意味，低義理模式打敗西方的無義理模式後，實際上也摧毀了自己的存在基礎，將會導致中國的經濟模式向高義理模式轉移。

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核心要義所在。實際上，以前的中國現代化，也是不同西方的中國式的，但是現在強調“中國式”是説明以前的中國式還不夠。同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但是結合不夠。

“中國式”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就是義理，“中國式現代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本質上都是在強調中國在未來的改革中要進一步義理化。

高義理模式和低義理模式的不同在於，高義理模式以是義理為本位，而非以經濟為本位，更合乎“利者，義之和”的。在高義理文化的黃淮地區，人們只能以這種方式看待和接納和改造西式的經濟理念。

但在此前的更強調經濟發展速度，甚至以經濟為中心和本位的時代，黃淮、中原的高義理模式，就顯得非常保守和落後，甚至被罵成封建愚昧。於是，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也逐漸興起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就是嘲笑和侮辱河南人，其根源就是本於南方的低義理模式，對於本於黃淮、中原的高義理模式的衝突。

其實這種，低義理嘲笑高義理、南方嘲笑中原的文化現象，早在戰國時期就出現過。翻開中國的先秦典籍，就會發現，“宋人”經常嘲笑、恥笑的對象，是反面典型，是很多諷刺搞笑段子的主角，甚至這些段子流傳至今，化為成語。

譬如“守株待兔”的主人公就是“宋人”：“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這個故事來自戰國末期的《韓非子》。“智子疑鄰”的主角也是“宋人”：“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宋國就是現在商丘一帶，位處黃淮平原的中心，是商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周滅商後，對商後裔的封地。

春秋戰國時期對宋國的嘲笑潮應該始於那場著名的“泓水之戰” 。後來的軍事家對宋襄公的嘲笑和批判，都是將重心放在其個人的對“仁義”教條的愚昧堅持，以致讓宋軍慘敗，而沒有注意到更深層的文化差異和衝突：位處黃淮平原中心的宋國是高義理文化，而位處中國南方蠻夷之地的楚國則是低義理文化。

本來在戰爭中，宋軍是有兩次機會打敗楚軍的，一次是楚軍混亂渡河之時，另一次是渡河剛剛結束而尚仍一片混亂之時。但是，宋襄公都“果斷”地拒絕了其大司馬公孫固的進攻建議。事後他給出了自己的理由：“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説，按傳統的作戰原則，即“古之為軍也”，對已經受傷的軍人不會去殺死他，對頭髮斑白（二毛）的老年士兵，不會俘虜他，也不會在地勢險要之處搞阻擊。而宋襄公希望能以仁義服天下，因為在戰爭中也應該堅持傳統的仁義之師的打發，而不能乘人之危，所以不在楚軍混亂未成列之時發動攻擊。

實際上，宋襄公所將的“古之為軍”的仁義式的作戰原則，是屬於高義理的中原文化的，而宋國又位於中原的中心：黃淮，所以才會對這種仁義式作戰原則如此堅持。但是，當時的中國受外來的法家文化思想影響，已經發生格局性變化，西方的秦、南方的楚更接受背離義理，弱受強食式的法家文化。

因此，發生在春秋中期的泓水之戰實際上春秋時期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化而是以中國固有的義理文化為主導，即便出現了混亂和戰爭，大家還是以義理、仁義為尊。而泓水之戰之後，則是義理、仁義徹底淪落，以追求實力、併吞別國為榮的法家為尊。

戰國時期對宋國人的嘲笑，與改開以來對河南人的嘲笑如出一轍，都是低義理文化對高義理文化的嘲笑，也是笑貧不笑娼的嘲笑。

但是，從此後的中國歷史看，對宋襄公的評價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因為中國整體的文化風氣是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

戰國時期崇尚低義理的法家，所以對宋襄公的仁義是恥笑的，但是，西漢之後，尤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後，中國又開始崇尚義理文化，對宋襄公則又開始轉貶為褒。近代之後，尤其是民國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又開始向戰國一樣否定中國傳統的義理文化，而崇尚以實力優先的西方文化， 於是對宋襄公又開始向戰國一樣恥笑，甚至説其是“蠢豬”。

但從根本上説，春秋戰國時的法家和現代的西方，對戰爭的基於利益的認知都是錯誤的，而中國傳統的宋襄公式的基於義理的認知才是正確的。在中國的義理文化中，軍隊和戰爭本身沒有合法性，是邪惡的，只有在已經純在戰爭和混亂的情況下，軍隊的存在才具備合理性，其唯一目的就是消除戰爭和混亂，迴歸正常的義理秩序。

所以，《左傳》對“武”的解釋是“止戈為武”。中國先秦典籍也一致認同：“兵者，兇器也”。一旦戰爭和戰爭的威脅消除，一旦危害義理秩序的混亂消除，軍隊的合法性將消失，就需要解散之。

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每每戰爭結束，當局就會自發、自願地裁撤軍隊，士兵也會自願退伍而“解甲歸田”，當局則“馬放南山，槍刀入庫”。

但是，無論是春秋戰國時的法家，還是現代的西方，都對軍隊和武力存在一種崇拜情節，把武力當成維持正常秩序的必要工具，即便在和平時期，也要維持龐大的軍隊的存在，以便推行其基於武力的專制秩序，即霸道和霸權秩序。這是秦國在利用法家統一中國後不久就遭遇黃淮人民反抗而崩潰的根源，也是現在的美國霸權已經失去全球民心，而遭遇全球抵制的根源。

柒

從根本上來説，中國文化是義理文化，而義理則是基於人心人性的，因此義理文化是更符合人心人性的。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文化，還是現代的西方文化，都是非義理的，也是背離人性的。

這意味着基於中國南方低義理文化的低義理的經濟模式，也是在相當程度上是背離人心人性的。當中國在經濟上完成對西方的追趕之後，這種背離人性的一面也正在充分暴露，所以，中國才會逐漸興起對基於黃淮文化的高義理經濟模式的追逐，製造以山東單縣大衣哥、山東費縣拉麪哥、山東淄博燒烤為代表的網紅現象。

當然，目前中國並未完全超越西方，美國霸權依然存在，這就決定了低義理經濟模式在中國依然存在合理性，高義理模式對低義理模式的替代只是剛剛發生，到完全替代還有一段距離要走。

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些網紅現象的深層實質，是國人對義理文化的懷戀和朝拜。這也標誌着中國的文化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再一次地朝向傳統的義理迴歸。昔日被嘲笑的高義理模式正在被追捧，而昔日被追捧的低義理模式則正在被譴責。

最後還需要澄清的是，為何在經過幾千年的傳播之後，黃淮依然是義理文化的中心，而南方為何依然是低義理文化區。

根源在於，義理文化的主要存在和傳承方式是基於基層人民的實踐，而非基於書本的學術。

因此，要真正學習中國的義理文化，不是通過讀四書五經就可以實現的，而是要深入到黃淮人民的基層實踐，進入到義理文化的“文化場”。書本的傳播是很快的，而實踐的傳播則是很慢的。

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歷史上義理文化向南傳播，有四個存在大規模人口遷移和流動的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戰國時期，楚國吞併黃淮地區；第二時期則是東晉南渡，大量中原和黃淮人向南遷移；第三次是北宋南渡；第四次則是改開後的中原和黃淮人南下打工。但是這只是大大提升了南方的義理化，並未讓其徹底義理化。

中國文化的崛起實際就是義理文化的崛起，也是作為義理文化中心的黃淮和中原的崛起。可以預計，未來的網紅級的文化現象將會繼續出現在黃淮地區，而且會向黃淮的中心和腹地轉移。淄博已經是黃淮的東部邊緣了。

同樣可以預計的是，這種朝向高義理文化的文化變革，將會導致整個學術體系出現變革，中國為成為世界的學術中心，而未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思想機構，將會出現在黃淮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