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與收入 - 聊聊人才的雙向流動_風聞

對優秀人才，既要鼓勵“往高處走”，也要鼓勵“往低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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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一共五天假，去了兩個城市，廣州和長沙，一半休假，一半辦事。

廣州我比較熟，之前每年都來好幾次。但這次廣州訂酒店的時候，不夠小心，訂了之前住過的香格里拉，結果不巧正在廣交會會場附近。辦入住要排隊，吃早餐要排隊，整個酒店裏面全是老外，外賣不讓送進來，體驗非常差。

長沙這次體驗不錯。我雖然户口本的籍貫寫的湖南，但只能算一個冒牌湖南人。長沙真沒有來過幾次，印象也不深。

來長沙之前訂酒店時的印象不太好，酒店很貴，五一假期的價格完全不比北京上海低。畢竟只是一個二線城市，也不算最熱的旅遊點，憑啥酒店這麼貴。

到了長沙，感覺大不一樣。我住在瀏陽河與湘江匯流處的一家酒店，樓下就是大悦城，晚上在湘江邊散步，對岸的建築流光溢彩，燈火通明，感覺黃浦江、珠江畔也不過如此了。我從小在沒有大江大河的北京長大，對江景缺乏抵抗力。

長沙這個城市煙火氣十足。沿大悦城一帶江邊散步，既有跳着廣場舞的大媽團，也有玩街舞和滑板的年輕人。大悦城裏面的餐廳人山人海，幾乎都要等位。

雖然是冒牌湖南人，但一直很喜歡吃湘菜。剛工作的時候，辦公室旁邊有一家小湘菜館，當時的最愛是酸豆角炒肉末，一個菜一碗米飯，好像只要10元錢。這次在長沙算是過足了吃湘菜的癮。不過，湘菜始終也沒法做出高端品牌。粵菜就不必説了，新榮記也把台州菜這樣一個小眾菜系，從海鮮大排檔開始，做成一線餐飲品牌。

走在長沙這個城市，明顯感到市民的壓力遠低於一線城市。主要原因應該就是房價了。

但有一點比較奇怪、長沙住宅樓普遍很高，40-50層的住宅隨處可見，像香港。北京反而很少，最高也就20-30層。長沙地價無疑更便宜，為啥要蓋得這麼高。

我住的地方，應該算是長沙最繁華的區域了吧，旁邊的樓盤北辰三角洲，大概一萬多不到兩萬一平米。買一個三室一廳，不到兩百萬就夠了。這個價格，應該和我06年在北京買第一套房的時候差不多吧。當時，我從國外讀書回來，在北京一家外資諮詢公司M記就職，拿的也算是準Global Pay，當時買個三室一廳也是差不多不到兩百萬。那時，一套房差不多相當於三年的税後工資吧。

不過那時，中國能提供Global Pay的工作崗位，還是非常少的，只有外資投行和管理諮詢公司能給差不多接近美國水平的工資。

那時，在外企工作，拿着歐美水平的工資，在北京生活，是一件非常愜意的事情。那時，在美國新加坡這些地方，就算工資比北京高一些，但實際的生活水平遠遠不如在國內。所以，我毫不猶豫的就選擇了回國。

那時，雖然外企的打工仔沒法和真正的有錢人相比，但也算在北京能活得比較輕鬆吧。

更早一批的外企打工人士的生活更加優越，是能靠外企打工的工資、在北京上海買別墅的。當時上海還有買房退税政策，貸款利息都可以抵扣個人所得税。為了享受這個政策，有位M記打工前輩。老公負責掙錢，老婆負責買房。在上海買了兩位數的房子，現在價值估計至少數億元。M記的前輩靠打工能實現財務自由，成為富豪，其實主要靠的還是老婆比較英明，抓住了房價上升的大潮。

2004年我回國，雖然不像前輩那樣靠工資可以買別墅，但確實也沒擔心過買房問題。

今天，讀完MBA加入M記的打工人，在一線城市買房，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了。一套北京三居室，也需要十幾年的税後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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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MBA畢業選擇在M記紐約倫敦辦公室工作，以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過勉強過高級小白領的生活而已。今天，中國一線城市能提供高薪工作崗位，已經遠遠多於二十年前。互聯網大廠，一個小組長，拿到百萬級別的年薪不算太難。但這個年薪水平，想在北上深過上優越的生活，已經遠遠不夠了。

與二十年前，拿Global Pay的外企白領在北京上海爽到飛起一樣，今天，這些大廠年薪百萬的打工人，要是生活在長沙，也會很爽呀。三年的税後工資，可以黃金地段買一套三居室。拿着一線城市的工資，生活在長沙這樣的二線城市，也爽的很。

問題是，長沙這樣的二線城市，能提供多少百萬年薪的高薪崗位？那些一線城市的高薪崗位，能否轉移到二線城市？一線城市的精英，是否願意到二線城市就業？

俗話説，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但如果人口只向高處流動，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當年，紐約和倫敦是高處，北京和上海是低處。既有削減腦袋不惜一切代價要出國的，“往高處走”，實現“北京人在紐約”夢想的人，也有從國外回來，“往低處流”的人。“往低處流”不一定是錯的，如果在二十多年前，拿美國級別工資，回國生活買房，反而是靠打工工資能實現財富積累自由的唯一路徑。

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北京上海比作十幾年前的紐約倫敦，今天的長沙，比作十幾年前的北京上海。既有大量的二三線城市的追求上進的人，通過讀書工作，遷移到一線城市，在一線城市奮鬥求存。也有被一線城市的房價所壓迫，回到長沙這樣的城市，過輕鬆愜意的生活的人。

當年，一些高薪的職位，從紐約倫敦向北京上海轉移，讓一部分“往低處流”的精英人才，拿着紐約倫敦的工資，生活在北京上海，過着舒適的生活。

今天，一線城市報酬可以與發達國家相媲美的高薪崗位還是很多的。二三線城市，這類崗位數量就少了很多。這些崗位願不願意向二線轉移，能不能向二線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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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薪崗位，一線城市的資產和資金，向二線轉移，也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一次在北京打滴滴，和網約車司機聊天。司機説，他打算再幹幾年，賣掉北京的房子，到二線買一個更大的，還能剩大幾百萬，存銀行吃利息養老都綽綽有餘，能過得非常舒服。當然也有一些擔心，比如醫療之類的。

這樣的人口反向流動，對社會有很大的正面效果。一方面，降低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的壓力，提高對二線城市住房的需求，還把沉澱在一線城市房子裏面的資本，變成了消費，促進經濟。

過去，“往高處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農民進城，優秀人才向一二線城市聚集。

未來，也許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要靠“往低處流”。一線城市的人才和資本，向二線三線城市遷移，帶動經濟發展。

畢竟，中國有14億人，人均GDP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只靠一線新一線城市的1-2億人，肯定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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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前，在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日本的經濟學家提出了雁行模式。日本是頭雁，亞洲四小龍其次，承接頭雁因為成本上升而被迫轉移出去的產業。亞洲小虎和中國再其次，承接四小龍轉移出去的產業。日本可以一直飛在最前面，保持競爭優勢。

然而，日本的雁行模式，破產了。日本這個頭雁沒有能力始終維持住對後雁的持續競爭優勢，後雁也不甘心一直撿破爛，撿被頭雁淘汰的產業。

日本先是趕超美國失敗，被美國打得灰頭土臉，然後被韓國卷，最後被中國卷。

雁行模式是用來描述國與國之間經濟關係的。一般而言，在一國之內勞動力的流轉更加自由，往往很難產生成本的巨大差距，也就沒法搞出一個雁行模式。

但中國不一樣，中國有14億人，房價差距巨大，隱性生活成本有巨大差距。房價導致的人才從一線向二線城市的流出，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把招聘崗位從一線向二線城市轉移。有可能在中國一個國家，就跑出一個頭雁帶動後雁的雁行模式。一線城市是頭雁。因為成本原因，在一線城市難以為繼的產業，轉移到二線，三線城市。

產業轉移，工業製造業企業走的更早，一部分轉移到中西部，另一部分因為成本和政治原因，轉移到了其他國家。IT，軟件，互聯網這樣的崗位未來也需要這樣的轉移。但對這樣的企業來説，需要更頻繁更密集的交流，由於語言問題，轉移去東南亞的難度更大。

類似長沙、西安，這樣的二線城市城建教育醫療其實也不比一線差多少。房價遠低於一線。同樣薪資的打工人，在這些二線城市能獲得遠遠高於一線城市的滿足感。這種人口流動，就和當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轉移人才一樣，對轉出方和轉入方，都是雙贏的。

這種人口流動應該被鼓勵，不斷完善跨區域的醫療保險，減少勞動力流轉的障礙，讓人才能雙向流動。既有“往高處走”，也有“往低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