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歸來，世界亟需重新認識中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世風”，作者呂曉宇 

在英國和歐陸完成了近兩週的會議和走訪，各類大會的主題不離開三個關鍵詞：烏克蘭，中國，人工智能。

對中西之間的認知鴻溝我有所準備，但是這三年造成的影響還是遠超於我的想象。不止一次，我在私下的場合被問到，你們現在出來方便嗎？國外的研究者還能進入中國嗎？這些問題不是來自對中國一無所知的人，反是之前去過中國、並對於中國持中立友好的態度的人，他們目前心存十分的躊躇和遲疑。

這一趟下來，可以説得到的傾聽的姿態比批評的立場多。但這不意味着歐洲對華立場的變化，而是對方現在對於中國從內到外的一切處於不瞭解和捉摸不透的狀態。

**先説説烏克蘭。**我們不能輕估烏克蘭對於歐洲人現實政治和未來預期的衝擊。烏克蘭戰爭被認為是西方在冷戰後最大的安全秩序轉折。歐洲學者的普遍評價是：如果説9/11根本地改變了美國的安全環境，那麼烏克蘭戰爭則根本地改變了歐洲的安全秩序。強烈不確定感和危機感籠罩歐洲。

與此同時，烏克蘭戰爭讓歐洲各國達到空前的一致和團結。這種團結在歐洲區域層面是少見的。因此，曾經歐盟內部改革的敏感問題，如軍事一體化、修訂憲法條約、新的成員國擴張，都被公開充分討論。可以説，歐洲一體化正在經歷重新的調整和定位。

歐洲對於烏克蘭加入歐盟及北約總體上持肯定和謹慎歡迎的態度，把支持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以及進一步的勝利）作為是未來和平的保障。這樣的支持是對2014年歐盟遲緩的反思，也是向破壞安全秩序的行為發出明確的遏制信號。即便烏克蘭選擇和談，歐洲各國的態度是確保烏克蘭在和談中的利益保障。如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會上説的，自己在所剩任期的時間內，希望看到是“一個公平的和平協議”。

公眾對於烏克蘭戰爭的看法不同。烏克蘭戰爭一年後，YouGov給出的輿論調查中，歐洲民眾對於歐盟認同的高漲期已過去，基本回到了戰前的水準，對俄羅斯作為“威脅”的認同沒有明顯的惡化。歐洲公眾對於烏克蘭戰爭感到“疲態”，他們認為最為急迫的問題是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

相比而言，烏克蘭民眾保持着高昂的戰鬥決心，並且對於“勝利”的定義並不只是回到2022年之前，而是回到2014年之前的狀態。這也是使得目前的烏克蘭政客很難冒着違背民意的風險強推和談。

**再説一下歐洲的“戰略自主”。**這是一個被反覆提及的概念，但大家對此概念的理解不同。我們必須承認的是，歐洲正在努力地推行自身的戰略自主的戰略和政策空間。

但是，歐洲對戰略自主的理解和中國的不同。按照芬蘭前首相的説法，戰略自主對於歐洲來説要解決三個層面的依賴：安全上依賴美國，能源上依賴俄羅斯，經濟上依賴中國。俄烏衝突後，安全上依賴美國是沒有受到挑戰的，反而是加深了。芬蘭加入北約看上去是驚人之舉，但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向來是歐洲內部積極推動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集團，對於他們來説地緣戰略上最大的威脅是俄羅斯（前蘇聯），加入北約只是鞏固合作基礎。

切斷在能源上依賴俄羅斯也是達成的共識。現在仍然懸而未決的問題是，經濟上是否要減少對於中國的依賴。歐洲從俄烏衝突中看到了經濟依賴風險，要重新評估和中國的關係是主流的聲音。但歐洲的領導人對於美國強迫選邊站的行為是牴觸的，勸説美國留足政策的靈活性，明確地表達了對於“脱鈎”(decoupling)或是近來進化的“去風險”(derisking)的質疑。

中國的語境中討論歐洲戰略自主是減少對於美國的安全依賴，但歐洲人談論的戰略自主是如何在能源上擺脱對俄羅斯的依賴，在經濟上如何平衡中美。

另一個對於歐洲決策有影響的是“全球南方”。歐洲注意到烏克蘭問題上全球南方國家的立場，並且明白歐洲的安全問題不再是全球的安全問題。歐洲不斷提及要“解構”全球南方的概念，強調不能把印度、巴西、土耳其這些多元化的國家混作一談，但我對於這種急於打破南方國家團結的立場心存懷疑。

最後談“中國問題”（The China Questio****n）。即便對於中國經濟合作的支持者也不再把經濟貿易關係發展視作是“改變中國”的方式。換句話説，歐洲從政策層面來説可以説放棄了試圖改變中國政體或是挑戰其合法性的立場。

對於中國內政和rq問題的關注正在淡出視野。這反映歐洲在面對烏克蘭戰爭和自身內部危機後所謂“價值觀外交”的褪去。歐洲考慮的問題不再是通過經濟貿易把中國變得更像歐洲，而是承認政體和價值觀差異的基礎上如何共存。

對待台灣問題上，歐洲主要國家的聲音還是私下批評佩洛西的訪台，並且不同意立陶宛的外交行為，當然，作為歐盟來説沒法公開批評或強壓改變立陶宛作為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歐洲不希望看到台海局勢的升級。

**最有啓發的是烏克蘭代表的看法，他們最為強烈和明確地表達了不希望台海局勢升級，因為一旦中國和西方因此對立，他們判斷中國會更堅定地倒向俄羅斯。**烏克蘭對目前中國立場的評估還是務實的，只要中國保住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立場，他們即認為目前是可以接受的。

歐美的安全機構和組織正在經歷年輕化的轉型，且不説國家領導人和外長在四五十歲的年齡，北約等機構的部門負責人也是“年輕到可怕”的程度。如果外交接觸還是停留在歐美老一輩並期望他們發揮作用，可能低估了這些年輕人正在施加給機構的深刻轉型。這些年輕人多是持密切歐美合作的“大西洋主義”者。

我以為讓歐洲感到中國威脅的是實力對比的變化。但交流下來，讓歐洲更為焦慮的是在中國政策的U-turn中，無法看到政策的一致性和穩定性，認為務實的“解決問題導向”的外交合作精神正同時在歐洲和中國消失。

目前來看彌補中歐之間的認知偏差是優先的。這需要兩方面的共同努力。外宣和內宣的邏輯是不同的，對外過度強調整齊劃一、密不透風的立場化聲音，製造的是持續的不解、疑慮和恐懼。一定程度的**“噪音外交”**是必要的，非官方、多元化的表達，不僅是戰略模糊，也是給政策的靈活變化留足空間。我們需要一次全方面的再次接觸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