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列之後：鄉村振興不是烏托邦，想好了再參與_風聞

1、“李列事件”

我一向認為，我們既要反對對鄉村的歧視和偏見，也要反對對鄉村的浪漫化想象。瞭解真實的鄉村，是外部力量下鄉之前的首要功課。

前幾日，一篇題為《李列進看守所之前，他在桐廬的民宿發生了什麼？》的文章引起了一定關注和爭議。據文章所述，2015年媒體人李列辭職回祖籍地浙江，在杭州市桐廬縣一個農村開辦了一間民宿。民宿租賃的宅基地和自留地，原屬於一户農户，在地方的搬遷過程中置換掉了，土地收歸集體，因此李列是與村委籤的租賃協議。

當初由於經驗不足，村委在與該農户的協議中，有一小塊地沒有説清楚，引發爭議。該農户以此為由，一直向村裏“索要不合理補償”，並要求李列一起向村委施壓，被拒絕。加上此前發生過的一起意外傷亡，該農户女主人對李列可能一直心存芥蒂，雙方也曾有過小摩擦。

村裏遲遲未答應，農户便要求李列剷除該地塊上的綠化。2020年，農户女主人借幹農活受傷的機會，可能是蓄意“碰瓷”，找李列理論，雙方爭吵過程中發生肢體衝突。該農婦報警，後索要賠償、協商不成，走司法程序。

該農婦隨之住院一個多月，並被鑑定為輕傷二級，於是引發李列的故意傷害罪，或農婦的敲詐勒索罪。李列被帶走，李列家屬擔心被不利判決，遂寫了上述文章。

文章在朋友圈傳了一天，一些朋友也轉發給我看了，我本無意評論，因為類似的事情在鄉土並不少見，既然走了司法程序就相信法律。但看到一些朋友，發出“這樣的振興，讓人寒心”“魯迅筆下鄉下人的劣根性”之類評論，還是想跟大家做一點探討。

事情的真實情況如何，我不得而知，不瞭解實情，不便發表評論，但也不贊成擴大化為輿論節奏。我主要想説的，是對鄉村“劣根性”的看法，和鄉村建設的真實邏輯。

 

**2、**理性經濟分析

首先，類似劣根性確實存在，但又普遍存在，並非單純的鄉村“排外”。

筆者出生、成長於農村，此類利益衝突實在見得太多，以前村民之間為一點利益衝突乃至械鬥的事也是常見。要説“排外”，中國人向來有這種“劣根性”，並不唯鄉村。

譬如，以前人們常説上海、北京排外，但我在這兩座城市都工作生活過，並不太見得。相反，我老家內地欠發達小縣城，聽説你是外地來打工、做生意的，多少都有點本地優越感。這點地方優越感，還不至於到“排外”這個程度，中國人敏感的自尊心，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在農村，以往資源貧乏的時代，這樣的“排外”更加常見。譬如，大村莊欺負小村莊，大宗族排斥小姓氏，男丁多的人家欺壓缺男丁的人家，包括90年代橫行鄉里的鄉村混混們對本地村民的欺壓，等等。但這些事情，本質還是生存壓力較大時期的競爭行為或時代產物，完全屬於可以理解的範疇，無需什麼都上升到“劣根性”。

過度敏感於“劣根性”，反而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現。譬如最近的寶馬mini車展冰激凌事件，對老外的笑臉相迎，對國人的愛搭不理；以及經常出現的，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資，對外資、外地企業笑臉相迎，送地、免税、低息貸款，一切好談，對民間投資、老百姓蓬勃的創業心、創造力，卻大加干涉或禁止，這不許那不許，到處設絆子——社會改革與開放，對外不對內，對上不對下，也是自身不自信的表現。

這樣一些“劣根性”，到處都有，你我也可能有。那就去反思、增強文化自信、提升鄉村和國民素質，而非動輒“劣根性”、加劇對下的封閉。

其次，投資風險普遍存在，多用市場理性行為審視鄉村建設。

城市創業、企業家投資，從消費市場到營商環境，從政府治理水平，到投資標的產權關係有沒有問題，等等，都要做市場調研、可行性分析，為什麼去到不熟悉的鄉村就不用呢？

在李列案例中，我們要看到的是經驗、教訓，而不是一看到問題就否定鄉村振興。作為一個把自己的身家投入到鄉村的投資人，投前應當做充分的市場調研，投後要注重與環境的互動、風險管理，並善用法律武器、敢於鬥爭，等等。這方面，紮根鄉村搞民宿或其他投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經驗，在此不展開。

鄉村不是烏托邦，在鄉村投資和在城市投資一樣，不能苛求一切順意。事實上，我們要看到，李列在當地的“營商環境”並不差，除了與該户村民存在一些矛盾，其他都還合理。譬如，村委依協議辦事，平時不給經營主體添堵，其他村民站出來做農婦自己受傷的口供，派出所依法辦案，等等。這樣的鄉村振興“營商環境”，顯然不算差，李列也沒有將矛頭擴大化到這點。

第三，鄉村有鄉村的特點。在鄉村做經營、乃至做鬥爭，都要“本土化”。

從古至今，不唯經營者，從基層政府，到鄉紳、現代鄉賢，到外來投資者，鄉村工作都不好做。各種小矛盾處置不當導致的升級問題，向來常見。

做鄉村工作，不能完全套用城市思維，如契約、僱傭關係、出資人一言堂、只算利害衝突等。相反，鄉村還有其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的一面，做好基本“人情”，平常處理好鄉民關係，把自己融入鄉村，往往就有意外收穫。

矛盾之初，如果在依法、依協議的同時，李列及其家屬還懂得深入村民之間，通過拉家常的方式做解釋工作，爭取鄉村輿論，就可以向農婦一家反向施壓；平時用工，適當招收一些本地村民，甚至解決一點該户村民的親屬就業，他們自然會起到一定潤滑作用；“欺負老實人”，向來是鄉（中）村（國）之常見，遇事時不能躲避，應善用鄉村辦法鬥爭，比如，農婦上門干擾民宿運營，你也可以以民宿生意被幹擾的名義，上對方的門前理論、靜坐、干擾對方的生活節奏，之類。

當然，目的不是激化矛盾，鄉村有矛盾，但很少你死我活的商戰、利益之戰。“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打一打，再拉一拉”，爭取輿論支持，再找話事人或對方親屬調和，以“打”促“和”……這些都是常見的博弈手法。鬥爭哪裏都有，鄉村也不可能一團和氣，用好土辦法，可能比光念“城市經”更管用。

當然，西方有一種自由經濟思想，即認為企業應專注於創造利潤，不應受任何社會問題的影響。其中，尤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米爾頓·弗裏德曼為代表，他認為社會責任的概念對一個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具有高度的破壞性。

但現實中，包括美國也不可能如此，企業主不能關起門來百分之百地專注創造利潤，企業所處的環境、對環境的改善，也是企業經營的一部分。

參與鄉村建設，畢竟不是去鄉村旅遊，必須遠離浪漫化想象，以一種做投資、做企業的理性經濟思維對待，遠比一時的激情重要。

 

**3、**講一個故事

為了讓讀者理解的更清楚一些，我再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來源於一篇文章。説的是廣州兩位老人退休回老家山村生活，但遭到鄉鄰的不合理對待。

第一個不合理，來自弟媳婦。儘管這兩位老人時不時給弟弟家一些好處，但依然滿足不了弟媳婦的不平衡心理。她認為哥哥、嫂嫂有錢，有可觀的退休金，心理不平衡，時常找小事表達情緒、貪更多便宜；

第二個不合理來自村民。兩位老人中，老太太是廣州某大醫院的退休主任醫師，村民們認為她很有能力，就大病小病，乃至婦女臨產都來找老太太看病。老倆口本來想回家享享清閒，結果更忙了。兩位老人一氣之下，覺得故鄉變了，感到失望、傷心，乾脆返城，不再回去。

站在城市老人的角度，我很理解這種境遇和情緒。但站在鄉村的角度，我有些不同看法。

鄉土自有其自身的價值邏輯。雖然老人在農村出身，但顯然，中間幾十年一直在致力於離開鄉土，人生軌跡與鄉土的聯結不多，而鄉土的變化遠遠趕不上這兩位老人在城市的變化，互相感到陌生、隔閡，這很正常。

同時，兩位老人也沒有對故鄉做出什麼貢獻。城市社保給你發退休金還要看你對城市做了什麼貢獻，憑什麼你既缺乏聯結、又沒做出貢獻，到老了、該享受的年紀，就可以天經地義地回來享受？而且是在沒有任何付出的情況下，同時享受城市、鄉村兩邊的好處？

要説公平，這就公平嗎？如果實現，對回不了鄉的城市人，對鄉下的村民是不是也不公平？

此處再延展説一個觀點：同理，我認為在特定社會生產力水平下，中國的户籍管理制度並非完全不合理，比如對社會的管理、公平，土地分配、鄉土保護等，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大肆批判，並不客觀。當然也有不合理之處，表現為政府給户籍附加、捆綁了過多不合理的政策（如社保、購房政策、教育及醫療權利等）。

對這兩位老人，以及有類似需求的返鄉老年人老説，我有以下建議：

1、鄉村生活，不是你理想化地，把城市生活、偏好搬到鄉村即可。比如喜歡養花種草，就關起門來擺弄花花草草。要下鄉生活，就要融入鄉村生活，比如，多出去跟村裏人嘮嘮嗑。

鄉下人並非不通人情，相反很會替他人考慮。你把你的想法、煩惱，通過拉家常的方式告訴村民，獲得他們的理解，就會形成有利於你的輿論場，就會有人不斷幫你説話，煩惱就會不斷減少，而不是不斷增加。

鄉村一旦接納你，就將是一勞永逸的。你這點基礎“工作”都不去做，全部把責任推給鄉村，又搞“劣根性”，正是自己被城市化、完全忘記鄉村的表現。

2、力所能及地為鄉村做點貢獻。

比如，出點錢修個老年人鍛鍊區，弄一點健身器材，建兩個乒乓球枱帶動點老年活動。老太太也可以定個規定，每週設一個固定時間義務會診，等等。

如此，老人們一邊鍛鍊一邊念着你的好，鄉親們感到自己被重視、被尊重，就會主動去宣傳，你的口碑和影響力就會建起來。在城市，別人説一句你是“好人”，可能還藏着複雜的意思、利害算計，但在鄉下，一句“好人”的評價，遠比大多數行為都好用。

你自己不去融入鄉村，不去找方法，一昧怪他人，“人心不古”，終究還是自己的格局被“城市化”了——這裏的“城市化”，指的是各人過自己的日子、看好自己的利益，別人無權過問，你也無權過問別人；然後人與人之間以利益區隔，凡事分得清清楚楚，互不干擾，現代城市“個人原子化”的境況由是而生，隨之，城市變得冷漠、缺乏人情味。

與其完全“城市化”，我寧願鄉村保留它自己的那點小小的倔強和頑固。你既想要城市“權利”、按照城市習慣，又想享受鄉村的生活氛圍、淳樸人情，本質還是自己“既要，還要”，內心衝突。

3、重新做一些適應。

一個鄉下人進城，總要經歷許許多多適應，也少不了別人的冷眼。憑什麼一個城裏人下鄉，就可以萬事順意地無縫對接？

對社會投資也是，如果城市資本以老闆的身份、純粹僱傭關係在鄉村隨心所欲，必然遭到鄉村力量的巨大反彈。從這個角度來説，鄉村的“頑固”有其文化自我保護、不被外力衝擊、穩定傳承的一面，這並非壞事。

總體來説，鄉村還是相對淳樸的。做一點與鄉村的情感、利益聯結，遠比光喊自由市場更管用。

 

**4、**再講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來自一位知名鄉建企業家朱總。類似鄉建故事，他可以講上三天三夜，而且幾乎每個鄉建人都有。

多年前，蘇州市崑山某村由於人口外流空心化，決定整村搬遷到鎮上。政府給予村民一塊宅基地置換三套房的優惠政策，搬遷很順利。隨之，為盤活這些閒置的集體資產，地方政府邀請朱總的企業進村做整體開發、運營。

團隊進村一看，發現還有大概20户村民沒有搬走。他們原以為這些村民是因為窮或者依戀故土，最後發現這樣的村民只有兩三户，剩下的十幾户，都是村長家的親戚。原來是村長提前知道有企業入駐，讓這些親戚留下來鬧點事，得點好處。

政府跟你談了不算，你要想進來做生意，還得跟我談！這是放大、複雜版的“李列事件”，還是羣體性質。碰到這樣的事情，你怎麼辦？

一方面，朱總認為村長（及其親屬）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在協議範疇，政府收儲到多少，團隊就建設多少；另一方面，對村民的合理訴求，比如施工中損壞了周邊莊稼，團隊的態度都是友好協商，無條件賠償。

眼見談判訴求得不到回應，村長決定鬧大，組織村民對抗。終於在修到一座橋時，發生了“羣體事件”。村長以造橋破壞了村裏的“龍脈”為由，發動一些村民“武裝對抗”，還開來挖掘機，要把正在修建的橋挖斷。

朱總團隊，以建築設計師為主，都是知識分子，很多還是博士。“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村長明擺着就要欺負老實人。項目經理一時慌了神，打電話給朱總。結果朱總下了死命令，讓項目經理、設計師們擋在挖掘機前，一步不許退，因為一步退，後面勢必步步退。同時，朱總加緊跟鎮政府溝通。

鎮政府擔心事件鬧大、影響營商環境，給該村長施壓，並派出警察到現場維持。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村長不好鬧大，但不拆橋可以，也不讓建設，我不動你，你也不讓建。

碰到這種“懂法”、不蠻幹的人，朱總團隊也犯了難。但項目不能一直停着，好在鎮政府也不避責，建議繼續動工。

第二天村長看到橋還在施工，繼續試圖阻撓，被制止，然後宣佈“心肌梗塞”，也住進了醫院。此後，村長及其親屬化整為零，只要一看到修橋就繼續出來，就頭暈住院。

面對這種“一哭兩鬧三上吊”的“村婦派傳統做法”，朱總同意團隊去看望，墊付醫藥費，在證明“頭疼與拆橋無關”的同時，嚴禁團隊與村長談判——他不同意“花點小錢解決部分問題”，不允許敲詐、勒索、碰瓷，向地方強人低頭！

期間，村民在村長的遙控指揮下，還持續鬧事，鎮政府也很為難。但朱總硬脾氣，始終沒有低頭，也依法、據理向地方政府施壓。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朱總訕笑，“鬧到不行的話，我也帶公司幾百員工去政府門口靜坐，發動全體員工寫舉報信”。

他還説，如果長三角這麼文明的地方都搞不下去，那還能去哪裏搞鄉村建設？乾脆把公司解散得了。

村長自知討不到便宜，一個多月後出了院。後來，項目團隊與“村長派”的關係一直不睦，但村長並不代表全村人，這並不影響企業跟村民之間的融洽關係。村裏提出，希望企業資助一下村裏的孤寡老人，幫助發展集體經濟，朱總都基本滿足。除了招聘部分村民工作，他們還幫助村莊修繕小廟、設立大學生助學基金、組織員工在傳統節日送温暖，幫助農民售賣當地大米、農產品等。

“我們只是與壓榨‘勞苦大眾’的人關係不好，跟羣眾的關係一直很好”，朱總笑着説。從此，他的團隊都知道了公司文化，都懂得了如何在鄉村搞建設、搞“鬥爭”、搞羣眾工作，在鄉村也紮下了根。去到各地做項目，縱有波折，也還總體順利。

如何做鄉村建設？朱總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5、**鄉村振興的態度

時常有人問我，應該怎樣參與鄉村振興？我的回答是，首先要去了解、理解、尊重鄉村。千百年來，中國農民最敏感於他人瞧不起、不尊重自己，外來者但凡流露出一點這樣的意思，鄉下人多半寧願受窮也不願攀附。相反，如果你尊重他們，他們哪怕自己吃點虧也會湧泉相報。

這曾是我黨鄉村工作的法寶，只不過很多人進了城，變成城市精英後忘記了。不但忘記，反而習慣了用城市視角、現代文明視角施加偏見、歧視，譬如上述動輒“劣根性”批判，譬如很多人對鄉村的印象還停留在幾十年、甚至百年前的“貧愚弱私”、低人一等。

其實大可不必，我經常説，中國的鄉村其實已經振興了一半（主要指硬件），而且一代一代人也在往前走。70、80後兩代中生代農民工，即便買不起城市房子、落不了户、沒有社保，做不了城裏人無奈返鄉，也算看過世界，與前幾代老年農民相比，素質提升了不止一個檔次，這就是希望。

反對偏見，也要反對將鄉村浪漫化。

鄉村首先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生產、生活的空間，是生活就會酸甜苦辣。它不是城市富裕或者退休人羣拿着錢就能來享受“權利”的地方，你要享受權利也可以，就應該站在鄉村的視角，放下居高臨下、看不起“鄉下人”的忌諱，全身心融入鄉村。

隨之，你要融入鄉村，就不能選擇性地，只取城市人的偏好，譬如，只要優美環境、便宜的私家庭院、安全的食材、閒散的生活氛圍，而隔絕鄰里關係、鄉里閒話，以及鄉村對自尊心、“自己人”的維護。你不能一邊嘴上説着要和她談戀愛，一邊又在心裏瞧不起。

如果你決定下鄉，那就好好地下鄉。要和人家生活，就要了解她，從心裏接受她，擁抱她的多元，乃至小小的缺點，再一點一點地在生活中帶動她、改進她。這，就是參與鄉村振興應有的態度。

否則，你們遲早會離婚，回過頭來還要把責任推給她，敗壞人家的名聲。這又是何必。

 

參考文章：

施淑嫺，《李列進看守所之前，他在桐廬的民宿發生了什麼？》

作者：劉子，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著有《煥新——劉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一書。 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