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處安放絕望, 唯有行動”: 南南論壇與全球大學的12年實踐｜文化縱橫_風聞

劉健芝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生態文化部

【導讀】今天，南方國家在世界政治經濟舞台上展現出日益強大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特別是2022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陷入重大紊亂，南方國家的話語權有所提升，行動空間和影響力明顯擴大。

相比於國家政府層面的“南南合作”，**南方民間多元實踐的廣泛對話與交流，更能體現南方國家對自身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和社會變革的無限可能。**21 世紀初的全球左翼反全球化運動中，香港嶺南大學有這樣一批學者，以南南論壇與全球大學為組織中介，搭建起南南合作的理論與思想平台。在本文中，劉健芝教授以組織者和發起者的親身經歷，詳細介紹南南論壇與全球大學12年來的實踐，其中包括全球南方與北方的進步知識分子、活躍在一線的行動者，基於廣義左翼進步立場和情感上的相互認同和信任，共同致力於推進知識分子與民間運動的連接和交流，批判資本主義，促進新人民運動。

正如薩米爾·阿明教授寄望於中國人民和政府的——中國是去依附戰略最為成功的主權國家，能夠為全球勞動羣眾追求自力更生指引道路；能夠在對抗資本主義寡頭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延續社會主義革命傳統，建立國際主義的全球社會大聯盟。作者引用沃勒斯坦的話指出，雖然走向更民主、更平等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只有50%，但還是有50%，面對逆境，我們只有一個選擇：接過棒，引重致遠。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原題為《引重致遠 以利庶民——南南論壇與全球大學的12年實踐》。****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周易·繫辭下》

庶，屋下眾也。

——許慎《説文解字》

**********▍**********南南論壇與全球大學的緣起

2011年12月12～14日，第一屆南南論壇（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召開。論壇開宗明義，闡釋何為南南精神，以可持續實踐與多樣化的生態文明為理念，立足邊緣國家的經驗與現實，促進全球民間另類實踐廣泛開展對話與交流，形成南南多元合作，尋求全球化挑戰下包容性可持續實踐的新途徑。在論壇參與者中，有來自30個國家的120位學者和活動家，他們分華北、華東、西南三條路線，先實地參觀和考察中國各地的城鄉經驗，再到香港參加論壇。

同一時間，“全球大學”（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醖釀籌組，廣泛聯繫全球南方與北方的進步知識分子，在2015年由200位創始成員宣佈正式成立。發起人包括埃及的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1931~2018）、比利時的弗朗索瓦·浩達（Francois Houtart，1925~2017）、美國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日本的武藤一羊（Muto Ichiyo，1931~）和武者小路公秀（Mushakoji Kinhide，1929~2022），中國學者有戴錦華、温鐵軍、汪暉等。全球大學秘書處設在香港，由我擔任秘書長。**在200位全球大學的創始成員裏，有18%是華人，這一比例在國際交流的組織和活動裏算是比較高的。**我們特地邀請了中國年青一代的學者和行動者，其中有創辦工友之家和“愛故鄉-村歌”計劃的孫恆，主持國仁鄉建社企聯盟的嚴曉輝博士，在香港當全職農夫、發展生態農業與生態教育的周思中博士，曾任全球和平婦女中國辦公室主任的趙玲，等等。

之所以在2011年籌組這些民間交流活動，大背景是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和全球氣候變化。**兩場危機都預警了全球南方將要承受被轉嫁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環境惡果，因此必須尋找替代方案，團結全球南方，維護自身權益。有鑑於此，****上述國內外知識分子，基於信奉共產主義理念和推動社會變革的志向，走在了一起。**能與彼此相識相知是難得的因緣際會，南南論壇和全球大學的取向，離不開這些創始成員的思想指導。

阿明教授可以説是主要的奠基人。早在1988年，他就出版了《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這本經典著作，以這一開創性的名詞對歐美世界的殖民侵略和文化霸權做出了尖鋭批判，提出南方國家和人民必須對抗西方霸權、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和世界秩序。1997年，阿明教授與浩達教授合力創建了“另類實踐世界論壇”（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聯繫亞非拉的進步社會力量；幾年後又參與策劃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我和阿明教授的初識，帶着一點戲劇性。2002年3月1日，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前總幹事費德里科·馬約爾（Federico Mayor）召開“民間社會聯網世界論壇”百人會議（UBUNTU：World Forum of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早餐時，我恰好和阿明教授同桌。阿明教授問我來自哪裏，我説，中國香港。他眼前一亮，熱情地説，你一定要聯繫一個非常優秀的亞洲組織，許多傑出的知識分子都在那裏從事出色的思想和實踐工作，總部就在香港。我洗耳恭聽。阿明教授説，那個組織叫亞洲學者交流中心（ARENA）。我説，我是ARENA現任聯合主席。他哈哈大笑，這一刻奠定了我們的友誼。

出席大會的有很多知名的諾貝爾獎得主、思想家、政要，但是阿明教授除了被“粉絲”拉着拍照之外，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要了解他的老朋友武藤一羊教授、武者小路公秀教授、蘇瑞儕·温格（Surichai Wun’gaeo）教授等ARENA前輩的近況，我們也談論了亞洲和非洲的共同命運和挑戰。阿明教授一直在推進民間的思想與行動交流，尤其主張亞洲與非洲之間要加強聯繫，他認為，**亞非的共通之處，是沒有被帝國主義制度及意識形態全面地腐蝕。**阿明教授於1973年成立了非洲社會科學研究會（CODESRIA），是一個積極介入社會實踐的泛非洲學者組織，性質與ARENA類似。

浩達教授任教於比利時新魯汶天主教大學社會學系，曾任“三大洲研究中心”（Tricontinental Centre）主任。除講學和著書立説之外，他還長期奔走於拉丁美洲、亞洲與歐洲之間。浩達教授是解放神學知行合一的佼佼者，在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斯里蘭卡、印度，到處都有他的足跡，到處都有他的門生，他是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查韋斯（Hugo Chávez）、科雷亞（Rafael Correa）、莫拉萊斯（Evo Morales）等拉美政要的座上客，也是拉美社會學學科的奠基人，深受人們的愛戴。

**南南論壇和全球大學至今維持了10多年，靠的是核心成員在情感上的相互認同和信任，不計較名利得失，保持高尚品格，才得以合作無間。**同時不可或缺的，是大家對一些基本立場的認同，這個知識共同體弘揚廣義的左翼進步觀點。由於我們提供的平台是論壇與網絡，參與者會根據本身的志趣以及具體的研究焦點與社會議題激發思辨，乃至策劃研討活動、出錢出力，平等交流。物以類聚、人以羣分，過去九屆參與南南論壇和全球大學研討活動的海外朋友們，來自不同背景、學科和文化，在對主流弊端的批判和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上，其實有着不少差異，但他們卻能在這個求同存異的開放空間裏互相砥礪。

**********▍**********抵抗的全球化

阿明教授和浩達教授等有公信力的知識分子，為南南論壇和全球大學指引了立場方向。為了推進知識分子與民間運動的連接和交流，他們從2003年開始，每年都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約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識分子撰文，既反思各地的運動經驗，也尋求思想的匯聚與交鋒。我從英文版和法文版選編了《抵抗的全球化》中譯本合集，上、下兩卷在200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抵抗的全球化》與一般學術文集最大的不同之處，是自覺警惕知識界主流的歐美中心話語體系，試圖建構“亞非拉”視野──不僅由本地學者闡述以亞非拉為主的各地運動的抵抗歷史，而且將歐美與亞非拉之間緊扣的、複雜的關係展現出來。

“亞非拉”這個詞，在風起雲湧的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它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指代位處邊緣的力量。“亞非拉”象徵着抵抗──抵抗帝國資本主義的猖獗，抵抗其主導的世界秩序的腐朽；“亞非拉”指認着新的能動主體──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國家擺脱被侵略被劫掠的命運，也是全世界被壓迫者和勞動人民突破民族國家的框架，擺脱資本主義邏輯，尋求全人類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義的霸權話語中，尤其在20世紀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橫行的時期，“亞非拉”幾乎就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這個代名詞並非一面反映現實的鏡子，而是一種功能運用：通過對“他者”（亞非拉）的界定來確立“中心”（歐美）的位置。這種“魔法”倒果為因：亞非拉因為貧窮，所以需要發展，而且只能在“已發展”國家的幫助下，以“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為楷模來發展；它們需要被納入全球化，進行現代化，從“欠發展”狀態中走出來，以求享受繁榮和安定。這類在“二戰”之後冒起併成為一般常識的“欠發展”話語，是資本主義通過經濟和貿易的新擴張策略，以發展之名不斷製造貧窮。所謂“發展”，一方面是對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大自然進行掠奪和破壞，通過種種手段迫使民眾成為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則通過推銷“發達”國家的文化優越性，產生對“落後”地區民眾的同一化作用，摧毀傳統的文化和社區，瓦解尊重生態、着重合作、相互依存以能相對自給自足的文化基礎，為商品化的擴張鋪設“高速公路”。在此，“亞非拉”這個代名詞發揮着第三個作用：掩蓋“落後地區”民眾多姿多彩的差異，因為這是同一化所不能消滅或壓抑的。但恰恰是這種差異，戳穿了同一化真正要掩蓋的東西──它本身的貧乏與不公；也恰恰是在多樣性的生態中開綻出來多姿多彩的差異，才能打開可能性，超越資本主義“確保同歸於盡”的邏輯。

的確，資本主義關係的擴張已蔓延到全球每個角落，也已滲透至每個社會日常生活的深處，它把閒暇、信仰和家庭關係等各種“私人”範疇，通過商品化的手段納入其日益龐大的監察操控之內，人們的慾望、嗜好、價值觀不知不覺被編入資本主義匱乏與不公的邏輯之中。當人們迷失於對“歐美生活方式”的追求，成為物質至上、物慾橫流的社會的生產者和玩物時；當社會進步以量化的國民收入和金錢交易為首要指標，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被置於經濟至上的淫威之下時——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文化就必然相形見絀，被視為“落後”和“低劣”的。

因此，**對抗帝國主義的掠奪和蠶食，除了經濟和政治層面的抗爭之外，日常生活中種種與實踐緊扣的文化價值也是激烈爭持的戰場。**和生活密不可分的社會關係和政治經濟制度，是抗衡資本主義文化價值宰制的關鍵領域，不能被化約為可以與“自我”完全分割的“外在敵人”。

要有效地抵抗歐美中心主義，不能單純地以本質化的“亞非拉”主體來取代“歐美”主體，即不能把“亞非拉”樹立為“歐美”的對立面，自詡為反抗的代表。**“歐美”與“亞非拉”的關係，可以説是“既愛且恨”的關係，而不是簡單的否定關係。**換句話説，得從建構和維繫“中心”的種種手段所力圖掩蓋的內在矛盾和張力上着手，從邊緣位置質疑權力中心的運作，從亞非拉民眾所謂的“失敗者”“被征服者”的現代歷史經驗，來批判歐美所謂“成功”經驗的血腥不仁，拒絕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

如果以這種視野來細看亞非拉被殖民的歷史，就會看到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詳列的史實所昭示的境況──拉丁美洲的血管被殖民者切開，至今，血仍在汨汨流灑。今天，資本主義許諾的“發達國家帶領欠發達國家逐步前進”的神話，在亞非拉廣大的貧困、戰亂、死亡的土地上，成為極為殘酷的反諷。在科技如此“昌明”的年代，在資金、商品、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全部“過剩”的年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每天有數萬兒童因貧病死去，全球數億人活在赤貧的生死線上。只要我們不把這些數字僅僅看成是數字，只要我們睜眼直面數字後面的一個又一個孩子、一個又一個家庭的苦難和掙扎，只要我們把這些死亡和貧困與亞非拉幾百年來、至今未息的被掠奪殘害的歷史聯繫起來，我們便無法相信資本主義的神話，無法接受歐美中心主義的各種詭辯，無法稱慶亞非拉部分國家的少數人羣得以躋身中產階級和極少數人的大富大貴、奢華揮霍。是的，如果我們不讓心靈被殖民化，那麼我們就能看到，殖民主義並沒有披上華貴的新衣，而是赤裸裸地站在搶掠來的財富堆上，貪婪地繼續掠奪。

今天，資本主義三大危機──生態危機、食物危機、金融危機──同時爆發。新冠疫情下，更是哀鴻遍野，慘不忍睹。百年內，全球變暖和地球資源的破壞將導致大量物種滅絕，以致地球大部分地區都不適宜人類居住；投機倒把令糧食危機嚴重爆發，飢餓貧困的人羣雪上加霜；嚴重泡沫化的全球金融體制性危機爆發，資本主義體制苟延殘喘，短期的應對措施只是飲鴆止渴。阿明教授著名的批判用詞是“資本主義的內爆”。資本主義不斷擴張，打造了一環又一環相互牽制又相互促進的網絡，把個人、社會和自然不斷地捲進去，成為其繼續擴張的力量。這樣的邏輯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多重危機，繼續下去，只能讓危機愈演愈烈，受害者首先會是貧苦大眾，不僅是亞非拉的絕大多數民眾，也包括歐美日增的底層民眾。

無論是濟燃眉之急還是解人類滅亡之憂，都需要提出有效的另類選擇：既要對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的歷史和現狀作深刻的批判，也要對百年來試圖突破資本主義體制的各種嘗試──包括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作回顧反思；同時，在多樣化另類實踐的基礎上，提出本土的另類方案以及全面的合作方案。這正是各位前輩的畢生努力所在，也是2011年以來南南論壇和全球大學的研究重點。

自召開第一屆南南論壇以來，至今已有12載，多位前輩均已仙逝。如何繼承他們的精神遺產？我的體會是：在與歐美中心抗衡時，“亞非拉”不是單一的運動。正如墨西哥薩帕塔原住民運動的口號所言，“我們的世界容納多個世界並存”。**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不是簡單地倒轉資本主義的權力世界，由另外一個或多個權力中心取而代之；而是要開闢新的人類社會的關係、新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時，如切·格瓦拉所説，要“打造新人”。**資本主義的野蠻統治，把大量族羣社會和文化習俗毀滅或推向邊緣，美其名為“破舊立新、汰弱留強”，實質卻是那推動資本主義肆無忌憚擴張的無邊慾望永遠不能滿足，要把全世界都吞噬進去。

另類選擇，是要建構自我塑造的新人民的運動，要擺脱無盡貪婪的物慾、尊重多姿多彩的差異，既紮根本土，又相互扶持。尊重差異，就是尊重有不同的世界存在、有不同的界限存在；這並不表示執着於封閉和僵化的界限，而是讓由不同的思想、行為和習慣所界定的界限，在相遇和互動中產生變的力量。界限從來都是在動態中被界定、碰撞以至轉化的。對界限的尊重，是讓無邊慾望失去用力點，同時也讓差異在相遇中發生作用——界限是讓變的力量得以生成的條件。

因此，南南論壇和全球大學，不是通過消除差異以求把所有力量統一起來，而是尊重差異，努力孕育在地行動多樣性的生命力，促進新人民運動，塑造出眾多不同的道路。

**********▍**********推動南南合作的實踐經驗

（一）E7研究與南南論壇

2011年春節，温鐵軍老師與我商討在理論思考與實踐經驗層面做全球南方的比較研究。當時構思的是兩個項目：一個是新興七國（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委內瑞拉、南非、土耳其）的比較研究（以下簡稱“E7研究”），另一個是舉辦南南論壇。前者是研究報告，後者是論壇平台，兩者相輔相成，共同建構南南精神，推動形成南南共識。

推出這兩個項目的根本考慮是，南方國家在擺脱殖民主義束縛和爭取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教訓，我們需要收集、詮釋與比較這些多樣化的國別經驗，找出主流話語不能解釋的困境與災難，並且在開展南南合作的對話中，探尋化解危機的途徑。

2011年12月，七國的國別研究團隊完成報告，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了報告會。接下來的九年裏，研究團隊參照沃勒斯坦教授的世界體系論和阿明教授的去依附理論，通過中外實地調查研究，持續觀察、分析、比較七國的發展，深入探討全球南方遭遇西方危機打壓的經驗教訓，並總結“後發”國家現代化的兩難。E7研究課題組因應時局變化，經多番修改後，最終完成書稿《全球化與國家競爭：新興七國比較研究》，於2021年2月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出版兩年以來，該書印刷了21萬冊，反映了讀者希望瞭解南方國家的強烈願望。

當今全球危機環環相扣，盤根錯節，威脅着人類可持續生存與地球可持續生態。南方國家的思想家與行動者，需要集思廣益，羣策羣力，探索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解決良方，推動地域乃至全球範圍內的協作，重讀歷史的真實經驗，構建新話語與新行動。

第一屆南南論壇的中外參會者宣告，要共同推動《南南共識》（South South Consensus）。一、我們申明南方國家關於生態文明“3S”的基本主張：只有維護資源主權（sovereignty）、加強南方國家的社會團結（solidarity），才能促使世界迴歸以可持續人類安全（security）為前提的生態文明。二、我們確立南方國家要構建不同於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話語權和制度文化的基本要求，批判不利於加強“3S”的政治主張並揭露其背後的跨國資本利益集團。三、南方國家應該與北方國家中認同生態文明的社會羣體結成廣泛的聯盟，共同反對威脅生態文明與人類安全的惡劣制度。我們呼籲：南方國家聯合起來，以“3S” 為基本原則，構建不同於金融資本帝國主義的“另一個世界”——人類與生態和諧共存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以多樣化為內涵的生態文明。由此，《南南共識》成為以後各屆南南論壇的指導綱要。

自2011年12月主辦第一屆南南論壇以來，我們已經成功舉辦了九屆論壇。除了第二屆以外，所有南南論壇都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行。**我們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社會實踐者會聚一堂，就人類文明、另類實踐、民眾生計、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進行深入的對話與交流。**由於經費所限，第三屆在相隔4年之後才恢復舉辦，之後每年如期進行。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暴發，催生了網絡會議蓬勃發展，第七屆論壇改為線上舉辦，反而方便了全球各地的參會者，有過半的全球大學創始成員都來參加。第七屆至第九屆南南論壇，每年平均設置35個場次，有50個國家、150位講者、逾千位參會者進行思想、理論和經驗上的交流。

以“第九屆南南論壇：現代文明崩解與人類未來”為例，論壇檢視了現代文明迷思的兩大支柱：崇拜金融、科學至上。當今的極致表現莫過於號稱現代文明佼佼者的美國，實施單極金融與軍事霸權，窮兵黷武，其終極目標乃是強加於他國腐朽的食租經濟制度，餵養以華爾街為代表的1%的全球金融資本權貴。然而，這種金融帝國主義的外衣，即民主、人權、自由三位一體的普世信仰早就破產了。陷於深淵中，不禁拷問：許諾全球人民幸福快樂的現代文明何以崩解？人類的未來在何方？人類還有未來嗎？

（二）全球大學的傳播與出版工作

全球大學的主張是：“當前的全球危機是舊體制及思考行動模式的漫長崩潰過程。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暴力擴張，全球各地湧現出種種新實踐及新思考，掙脱形形色色的宰制及壓迫。全球大學是支持另類知識生產及傳播的實驗性論壇，旨在超越商品化及奴役性的知識模式。面對足以毀滅人類文明及導致地球生態崩潰的瘋狂體制，我們需要回顧歷史經驗，拓展新的想象，連接全球不同層面的實踐及思想，展望超越資本主義的多重可能性。全球大學聚集多元化的公共思想資源，匯聚傳統智慧、創新思考，在全球和在地化的不同層面及領域促進團結實踐，爭取實現生態和社會經濟公益。”

“全球大學”的設計，是探索最能包容各方差異，又能提供對話空間、鼓勵論爭的運作方式；“大學”之意，是廣納善言，百家爭鳴。秘書處作為組織者，協助籌辦南南論壇，組織各種網絡聯繫和媒體傳播。

2016年開始，全球大學不定期邀約傑出講者做講座系列，包括温鐵軍老師分別用英語和普通話講《十次危機》；厄瓜多爾前經濟部長佩德羅·帕埃斯（Pedro Paez）講《全球金融危機》；法國學者雷米·埃雷拉（Remy Herrera）講《發展理論與增長理論》；巴西學者何塞·惠靈頓·桑托斯（Jose Wellington Santos）講《農業生態學》；印尼學者埃卡·斯瓦迪安薩（Eka Swadiansa）講《戰略建築》；等等。

2020年，我們開始系統地舉辦“南南大講堂”講座系列，批判金融資本主義，瞭解邊緣國家底層人民的社區建設經驗。**聆聽亞非拉底層人民艱苦奮鬥的故事，給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經驗。他們復興的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黎民百姓的生態文化與社區，這些都是各地民間運動的模範。****唯有虛心學習他者經驗，認同勞動文化價值，才能體會何為“人民的邏輯”，即失敗、再奮鬥，再失敗、再奮鬥。**在薄弱環節尋找持續突圍的能量，在絕望中積累反抗的力量，繼而踐行“希望的政治”。

疫情三年，藉助南南論壇轉移到線上，全球大學與國仁鄉建團隊在B站、今日頭條、抖音等平台開設賬號“國仁全球大學堂”，不定期更新全球傑出思想家的觀點，全部附有中文字幕，推出的視頻欄目包括温鐵軍的《温鐵軍踐聞錄》、邁克爾·赫德森的《文明的抉擇》、戴錦華的《未完戴敍》、盧麒元的《麒元視角》，還有《另類視野》《南南論壇》《國仁雲講座》等，深受青年歡迎。

除了籌辦講座之外，全球大學也在積極推動南方知識與思想的出版傳播工作。全球大學已陸續出版了幾本英語著作，包括Biography of Francois Houtart（《弗朗索瓦·浩達傳記》） 、Dreams Without an Expiry Date（《不會消亡的夢想》）、200 Years of Marx （《馬克思200年》）、 Bandung at 60（《萬隆會議60年》）等，全部可以從全球大學網站上免費下載。

2021年，我們與施普林格·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旗下國際學術出版社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Palgrave Macmillan）合作，策劃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Book Series（“全球大學”叢書） ，我和薛翠是主編。該叢書旨在深入分析全球在生態、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多重危機，梳理全球大學創始成員的理論與經驗，探討可持續的願景與實踐。目前，已出版的叢書專著包括温鐵軍的Ten Cris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evelopment (1949-2020）（《十次危機：中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1949—2020）》），法國左翼經濟學家雷米·埃雷拉（Rémy Herrera）的 Money: From the Power of Finance to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s （《金錢：從金融權力回到人民主權》）等。

近期，我們也在和東方出版社策劃中文版“全球另類思想”叢書，2023年打頭陣的是邁克爾·赫德森的專著《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Super Imperialism）以及《文明的抉擇》（Destiny of Civilization）。接下來，將推出薩米爾·阿明的《全球南方的漫長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of the Global South)、《歷史只靠人民創造》（Only People Make Their Own History）， 以及沃勒斯坦的《時事評論五百篇》，等等。

**********▍**********引重致遠

2018年8月8日，我和法國巴黎大學的雷米·埃雷拉教授去醫院看望病危的阿明教授。他堅持跟我們討論時局，認為需要有國際主義的全球社會大聯盟，對抗資本主義美、歐、日三寡頭。**他特別寄望於中國人民和政府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延續社會主義革命傳統，尤其是加強與亞非拉人民的團結。**阿明教授對中國革命的熱愛至死不渝，他的諄諄之言是：中國與南方國家不要複製資本主義核心與邊緣之間的剝削關係，不要向野蠻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妥協，不要參加金融全球化。阿明教授認為，中國是去依附戰略最為成功的主權國家，能夠為全球勞動羣眾抵抗全球化、追求自力更生指引道路。

在阿明教授的詞典裏，“絕望”一詞並不存在。我們無處安放絕望，唯有付諸行動。“要有膽識，要更有膽識！”（Audacity, more audacity！）這是阿明教授對我們的鞭策。

沃勒斯坦教授在最後一期《評論》中説：“能夠走向更民主、更平等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是50%。只有50%，但還是有50%。”這並不是自嘲我們付出努力不能保證成功，而且很有可能依然走向世界終結。沃勒斯坦教授這篇評論的題目是：“這是終結，這是開端”（This is the end, this is the beginning）。他的告別，同時也是祝福，激勵我們勇於改變，提醒我們不斷進行真誠開放的辯論與合作，以此來持續推進改變自我、改變世界的革命。面對野蠻，面對逆境，我們只有一個選擇：接過棒，引重致遠。要相信，歷史會讓我們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