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上，最大的風險是中國會否被推到前蘇聯的位置上去，成為眾矢之的_風聞

中國的和平崛起要充分利用機遇規避風險。總的來看，我們面臨的有利條件居多，一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二是我們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崛起還面臨很多風險。在國際上，最大的風險是中國會否被推到前蘇聯的位置上去，成為眾矢之的。

在國際上，最大的風險是中國會否被推到前蘇聯的位置上去，成為眾矢之的

文/吳建民

1939年3月30日—2016年6月18日，曾任外交部發言人、駐外大使（駐法大使）、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外交學院院長等職。曾為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躋身常駐聯合國的第一批工作人員之列。

摘自2015年出版的《吳建民談外交》

作為大使，置身於外交的第一線，出現僵局陷入困境是常有的事，外交好像就是為化解僵局和困境而生的。面對難題和挑戰，必須區分國家整體利益和部門利益，從大處着眼，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還要從實際出發，採取科學態度，取信於人。

幾年前，我參加一場國際會議，與一位歐洲人士私下進行了交談。我問她：“現在歐洲人對中國怎麼看？”她説：“感到害怕。”我問她為什麼害怕？她説：“有三個原因：第一，中國太大了；第二，中國崛起的勢頭太猛了；第三，中國和我們不一樣。原來歐洲人對中國好感居多，喜歡中國文化，同時，中國的發展給歐洲提供了價廉物美的商品。這種好感逐漸轉為恐懼，轉折點就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危機襲來，美國、歐洲、日本都陷入嚴重衰退，中國不但沒有陷入衰退，而且還保持了8%的增長速度，太不可思議了！”這位歐洲人士是長期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對中國也相當瞭解，她這番話頗有代表性。她講的三條理由可能反映了歐洲人的真實思想情況。

中國走到世界中心，這件事對世界有震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應。總的來看，對中國疑慮、擔心和恐懼的情緒在上升。對於全世界廣大公眾來説，他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他們的情緒、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憂慮往往會對本國政府的行為產生影響，公眾對於中國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是通過看報紙、看電視、看書以及聽取本國人士的一些講話而逐漸形成的。據我所知，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直接聽到的中國人的聲音太少了。

我們的報紙、廣播和電視雖然也是對全世界開放的，但是，毋庸諱言，全世界多數人是看不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向世界説明中國，就不僅是各級領導的事、外交官的事，也是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以及與大批訪華外國人接觸的中國人的事。這就是公共外交。

向世界説明中國，説明什麼？最重要的是説明“中國將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平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向世界説明中國，一方面要有針對性，另一方面又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當今世界存在着對中國的種種誤解和偏見，要消除它們，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有些舊的誤解和偏見消除了，還會隨着形勢的發展，出現新的誤解和偏見。我們必須認識到，向世界説明中國是一項長期、艱鉅、複雜的工作。

西方世界怎麼看中國

從改革開放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大體上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懷疑論”。你要搞現代化，搞得成嗎？蘇聯就沒搞成，你中國能搞成嗎？他懷疑你。從1978年到1991年，進入中國的外資才二三百億美元，當時誰來中國投資的？是海外的華夏兒女。這個我們不能忘記，到底是血濃於水，在西方世界非常猶豫的時候，海外華夏兒女來中國投資，這個功不可沒。

第二階段是“崩潰論”。1989年之後，西方世界認為中國要垮了，這種論調相當普遍。1989年到1990年我在歐洲，經常看到西方報刊上聲稱：中國經濟崩潰了，改革完蛋了，內戰行將爆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亞洲的“龍”啊“虎”啊，被危機衝擊得人仰馬翻，各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人們都以為中國人頂不住，但中國説人民幣不貶值就不貶值，同時刺激內需，真抓實幹，不僅頂住了金融危機的衝擊，而且對亞洲的經濟復 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説明中國人確實有自己的辦法，“崩潰論”自己崩潰了。

第三階段是“威脅論”。關於威脅論，我的看法，這可能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我是不是太悲觀了呢？請大家看今後的實踐。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全世界多數人不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多數人也不是研究中國的，所以對中國的看法總有很多偏差。第一，人們會拿歷史上的大國作為參照來看中國。歷史上大國崛起總是損人利己，你説你不會，真是這樣嗎？他懷疑。第二，他會拿蘇聯的例子來套中國。我跟西方人打交道比較多，他們跟我熟了，聊起來，就説：“吳大使，你們的領導人講得非常好，講中國不擴張、不稱霸，但蘇聯當時強大起來就擴張就稱霸。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也是共產黨領導的，你們憑什麼説將來中國強大起來不稱霸、不擴張？”他有懷疑。第三，中國人崛起是13億人的崛起，人類歷史上沒有過13億人崛起的先例。你起來之後，肯定會打破現存的利益格局，這樣必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響，他會開心嗎？不會，所以我想，我們對於前進道路上的阻力、困難，還是估計得充分一點好。西方人的“中國威脅論”大概會長期存在。

第四階段是“責任論”。2005年9月，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當時美國的常務國務卿佐利克發表了一篇講話，主張中國應當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人把它概括為“責任論”。我覺得，“責任論”跟前面的“懷疑論”、“崩潰論”和“威脅論”不大一樣。前面的幾論都覺得你不是好東西，是一股禍水，而責任論呢，還承認你能做點正事，這個是不一樣的。

對於國際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意見，我們國內議論紛紛。有的人認為，這是西方陰謀論的體現，他們想否定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要求中國承擔超出中國國力所允許的責任，以此遏制中國的崛起；也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國內的問題成堆，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現在還提不上日程。對此，我覺得要採取分析的態度。有沒有陰謀論想借此遏制中國的崛起，我想不能説完全沒有。但是應當看到，這些人大概不代表世界上多數人的意見，也不符合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

中國崛起的挑戰與機遇

基辛格説，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他的看法得到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者和政界人士的認同。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威脅論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我們對此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有一次，我在訪問巴黎一所軍校時，被問到中國是否會擴張，我舉了鄭和下西洋的例子。一個研討會的題目竟然是“中國會統治世界嗎”，我不得不花力氣去解釋。

中國的崛起會引起某些國家的不安。不僅是美國，其他國家也會有這種感覺。2005年2月，我到突尼斯訪問，突尼斯總理説：“我們對中國既敬佩又害怕。”我説，中突關係很好啊，你怕什麼？他説：“你們的紡織品太厲害了，我國紡織業從業人數20萬，你要把我打敗了，我這20萬人怎麼辦啊？”這是個很具體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要堅持共贏，不能讓人家一直吃虧。

21世紀前2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是我們所面臨的戰略機遇期，這個機遇期我們千萬要珍視，而且一定要用好。我們選擇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要消除別國的疑慮，需要我們做更多的工作，不僅要對政府做工作，還要對民眾做工作，對青年團體做工作。

第一，中國的和平崛起要使我們周邊的鄰國樂於接受。過去，“中國威脅論”最大的市場在周邊。近十年來，中國與東盟關係的發展説明，中國的崛起給東盟帶來的是機遇和利益。

第二，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從中華民族文化的角度入手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我在歐洲時感到，近年來很多歐洲人對中國文化越來越敬佩。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會重新認識中華文化的價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滿愛好和平的思想和智慧，例如“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從文化角度去闡釋，可能更容易被別人接受。

第三，中國的和平崛起要充分利用機遇規避風險。總的來看，我們面臨的有利條件居多，一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二是我們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崛起還面臨很多風險。在國際上，最大的風險是中國會否被推到前蘇聯的位置上去，成為眾矢之的。

第四，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有一個地區依託。美國搞北美自由貿易區，現在又想建立泛美自由貿易區，這説明唯一的超級大國也需要有地區依託。因為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不是哪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的。形成地區性自由貿易區，加強金融領域合作，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亞洲鄰國的利益。中國正在崛起，必定與各方有利益吻合的一面，也有利益衝突的一面，而中國外交一定要為中國的崛起創造良好的環境，創造和平、平等、互利的國際關係。

第五，中國外交一定要能預見衝突。衝突出現了，要能很好地解決，這就是中國外交的本事。隨着中國公民走出去，在國外出現一些問題是難免的。就像汽車多了交通事故自然也多了，出現一些案件都是可能的，但這畢竟是少數。出了事，積極解決。切忌感情用事，切忌誇大，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扣上什麼帽子，因為同樣的事情在中國也可能發生，應該擺正心態，實事求是。

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對關係要處理好。

一是大與小。中國人習慣抓大放小，似乎認為小的可以忽略不計，這點一般來講也是對的。然而，如同判斷一個人，往往細節更能説明問題。有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一個醫藥界的跨國公司老闆來中國找合作伙伴，到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藥廠參觀。廠裏非常歡迎，廠長親自接待並陪同參觀。但就在參觀過程中，廠長不經意間隨地吐了一口痰，就是這一口痰毀掉了一個大的合作項目。外方老闆心裏想，製藥對衞生要求非常嚴格，你這個公司的一把手那麼不注意，你大概很難保證製藥過程嚴格遵守衞生標準。法國政界紅人法比尤斯，有一次與希拉剋總統進行電視辯論。希拉剋是政壇元老，而法比尤斯40歲左右就當了總理，可以説是少年得志。法比尤斯在辯論後對希拉剋做了一個很不禮貌的手勢，就是這一個似乎不太引人注意的舉動，使得他在其後的民意測驗中威望大跌。

中國人在走出國門後的一些不文明的言談舉止，看上去也都是小事，但卻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整體素質。我還碰到過這樣一件事：在國外出席一個非常正式的晚宴，男士正裝應該是深色西服，偏偏有一位中方官員穿着淺色西服和白色襪子進去了，讓大家大跌眼鏡。

二是長與短。中國人通常喜歡講長話，當然，如果是非常有內容的長話也會吸引人，但我們通常講的長話裏有許多是套話。就像我們平時讀報紙一樣，大塊頭的文章很多人就看個題目，相反，豆腐塊文章標題很吸引人，就看下去了。

三是硬與軟。現在中國有些年輕人血氣方剛，很厲害，講話嗓門也大。如果中國人在世界上講話都是聲色俱厲，那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當然，人是有感情的，在講到核心問題時，帶些感情是正常的，也是允許的。但一般來講，講話應該娓娓道來，把道理講清楚，這樣才更容易爭取到別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像吵架那樣，總是情緒非常激昂，那樣是很難贏得人心的。

四是要了解對方的文化，瞭解什麼話對方能夠聽得進去。中國人説話時“應該”、“要”這種詞很多，“你們要如何如何”，翻譯成英文就是“You should……”，懂英語的朋友知道，在英語裏這是非常強硬的詞。交涉是為了打動對方，以達到我們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交涉而交涉。用老子訓兒子的口氣怎麼行呢？我們的有些口氣就像老子訓兒子，“你必須如何如何”，“務必如何如何”。國與國之間是平等的，你也不是人家的上級，怎麼能命令人家做這個做那個？這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