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色情、詐騙、賭博…… 直播亂象的“坑”“坑”難填？_風聞

屢禁不止，直播亂象幾時休？

每一項新技術的應用都在滲透着人們的生活，從個人電腦、手機、筆記本到智能手機，網絡從2G飛速跨進5G時代，人們更偏向於獲取信息的方式也從圖文轉向了視頻。在這個時代，短視頻直播填充進人們碎片化的生活中。

不過，在新技術從無到有以及滲透社會的過程中，對於文化、政治、社會、法律與道德都有一個不夠完善的過渡期。譬如，當下的短視頻與直播時代，洗錢、色情、詐騙等直播亂象層出不窮。

5月15日，作為第14個全國公安機關打擊和防範經濟犯罪宣傳日，上海市公安局新聞發佈會披露了全國首例利用網絡直播“打賞”實施洗錢犯罪案件的偵破情況。此事件公佈後，#全國首例利用直播平台打賞洗錢案告破#等相關詞條一度衝刺熱搜，引發了眾多網友熱議。

一、“模糊”的蛛絲馬跡，與“遮蓋不住”的YY平台？

這起“洗錢案”可追溯到2018年開始的一起集資詐騙案，犯罪嫌疑人由詐騙行為獲得大量非法收入後，結識了知名主播李某等人，覬覦通過直播間的鉅額打賞，賺取直播平台榜首獎勵後再返還打賞錢款的方式，來將這些贓款“洗白”。

主播李某等人嚐到“流量+金錢”雙收的甜頭後，自2020年後，他們聯通多位信詐騙、網絡犯罪嫌疑人合作，繼續通過直播平台進行大量“洗錢”操作。最終於今年2月，上海警方於全國11個省市收網時，涉案金額已經接近上億元，犯罪嫌疑人的數量也擴大至21名。

“電信詐騙”聯合“直播洗錢”這種操作讓無數網友“炸鍋”，在天網恢恢的當下，究竟是哪些主播“知法犯法”，哪個平台以監管不力的“小罪名”換取高提成的“大利潤”。

雖然警方和媒體發佈案件情況時，對相關信息進行了模糊處理，並不具有“直接證據”對其精準定位。

不過，在央視新聞等媒體所列舉直播間消費流水單子中，通過“續費國王”“開通守護者”等字眼，警方抓捕取證過程的照片疑似為YY平台主播“老李”直播間，和華商報等媒體所報道新聞片段中2496直播間實證為YY主播王冕的直播間序號。而且，今年2月份，“老李”、王冕、“畢加索”三位YY平台知名主播“齊齊消失”、事後“被警方帶走”的傳聞一時盛起。

這樣來看的話，參與“洗錢案”的主播李某等與平台方似乎“不言而喻”了。不過，近些年來YY平台有關於“洗錢”“色情”“詐騙”的傳聞屢見不鮮，時而被吃瓜羣眾頂上熱搜。雖然真實情況並非有官方披露，但“受害者們”的口誅筆伐與輿情的難以把控，也暴露出YY身為平台方在監管上的失職。

二、直播亂象大盤點，“相同經歷”引發公眾輿論共鳴？

從計算機、網絡、手機與移動網絡誕生的那天起，電信詐騙與網絡詐騙屢禁不止，總有人想以身犯險挑戰國家法律的權威，每年所報道出的案件也不在少數。那麼，為什麼這起案件會引發熱議，衝上熱搜。

透過現象看本質，引發人們共鳴的除了對於犯罪嫌疑人的憤恨外，還有一個關鍵字眼——直播。

這個5G時代，短視頻與直播已經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娛樂之中，成為除微信、支付寶外又一項“新基建”類應用。由於用户人數之多、日均使用時間之久，與短視頻、直播相關的熱點自然會引發更高的共鳴。

哪怕“洗錢”所涉及主播、平台與詐騙犯罪嫌疑人三方與普通直播用户相關聯度並不大，但在網絡詐騙、色情擦邊、賭博、帶貨等直播亂象場景中，不少用户深受其害。相同的經歷自然成為大家建立信息聯繫、觀點認同與情感共鳴最好的紐帶。

從引誘未成年人刷禮物，到假靳東、假董卿以及假兒子們對老年人的“情感詐騙”，再到眾多主播通過色情、賭博、擦邊等利用用户獵奇心理獲利，以及直播帶貨的虛假宣傳、假貨等等現象，“直播亂象”已經深深印進短視頻與直播時代人們的“細胞”中。

“直播亂象”所涉及的屬於整個行業，YY平台所涉及的“色情”等傳聞其他直播平台沒有呢？應該説比比皆是。

以僅過去5個月的2023年來説，快手僅1月上半月就封禁“招嫖賬户”50萬個，這並不累積之前每個月所公佈的；鬥魚因色情、低俗內容氾濫，致使5月份網信部門工作組進駐鬥魚，展開為期1個月的集中整改監督。

這還不包括傳統電商平台、短視頻平台直播帶貨每日都在上演的虛假宣傳、貨不對板、以假混真、投訴難售後難等問題以及一次次“震驚”用户的偷税漏税的金額。其實，無論是主播的個人主導還是公司主導，這種“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行為已經充分體現了他們對法律的輕視、對道德的淡薄與無知。

三、平台方，或成直播亂象的“最大得利者”？

無論是“洗錢”、誘導未成年人刷禮物、直播帶貨背後的既得利益者除卻主播和背後團隊外，作為架起用户與主播橋樑的平台或許才是“最大得利者”，這或許也是直播亂象這些“漏洞”一直無法完全修補的原因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當前主流直播平台中，抖音抽取比例為30%至50%、快手20%至50%、鬥魚30%至50%、虎牙30%至50%、B站40%至50%、YY50%至60%。

以“洗錢案”舉例，犯罪嫌疑人詐騙來的賬款，如若刷一個億的禮物，可能有五千萬都被YY平台所提成、當了“過路費”，剩下來的一半再由主播與詐騙團伙去分配。可見，直播平台獲取的利益有多高。

這也或許就能解釋了，鬥魚平台原直播一哥“彡彡九户外”公然開設“賭場”被共青團中央曾公開點名後，鬥魚相關負責人還曾表示，“彡彡九户外”直播間有關行為並非賭博，而是屬於商業領域的有獎銷售行為，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只要抽獎金額不超過五萬，就既不違法，也不違規。

此外，鬥魚也是“彡彡九户外”背後公司的股東之一。天眼查App顯示，2017年1月18日，武漢鬥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認繳10萬元入股武漢九途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佔股10％。而武漢九途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法人正是“彡彡九户外”直播成員之一的付海龍，持股該公司90％，但是該公司已於2020年11月19日被註銷。

如若把這些“信息”都融合到一起，是否可以理解成“參賽者”也是“審判員”，其中利益相關已經不言而喻。

不過，最終經都江堰市法院經審理認為，3人的行為構成開設賭場罪，最終依法判處付某某、潘某有期徒刑6年。不知道面對法院的判決書，鬥魚相關負責人還能不能再次説出“不違法、不違規”的話。

從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平台方“保利益”可能已經超越了道德底線與法律的邊界。平台作為既得利益者，一句“監管不當”就能把自身從中“摘出去”，對於受害者羣體們來説似乎並不公正也不公平。

四、“監管不利”能否成為平台們的萬能模板？

如若平台方們依然保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對於未來的社會環境或許將產生更大的影響。

對於亂象中的主播們來説，他們屬於帶貨也好、擦邊也罷，核心點無非都是博取流量從而變現。而博取流量的本質就是迎合受眾心理，色情、賭博、蹭熱點、引誘未成年人都滿足了用户們的獵奇心理，欺詐老年人、情感詐騙無非是利用了人心中最柔軟的“人性的弱點”。

“各取所需”並不可怕，讓人擔憂的是“追求刺激”有可能會讓社會價值觀陷入畸形，讓這種異常的、個別的，反倒當成一種社會常態去看。

這並非駭人聽聞，傳播學中有兩個概念，一個是“刻板印象”，我們會誤以為直播中的這些現象就是我們社會的常態；另一個就是涵化理論，看這些東西多了以後，潛移默化地我們就覺得社會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於下一代來説，他們會不會認為色情擦邊是常態化的，直播帶貨的劇情、虛假宣傳也是常態化的，劍走偏鋒、蹭熱度、為了利益去突破道德與法律底線也是對的，把違背道德與法律的“賭徒心態”當成自己人生的常態化，似乎想想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心理學有一個概念叫做“破窗效應”，對於一棟大樓來説，如若每扇窗户都是完好的，基本這棟樓很久都是這種“完美”的狀態。不過，如若有一個打破了一扇窗户，則會引來更多人打破其他窗户。

可見，直播平台們不應該“縱容”更多人去打破窗户，犧牲環境去獲取利益，再以“監管不利”洗脱；而是應該考慮如何去修補窗户，去維持一個可持續、良性的社會大環境。當然，這對於直播亂象的修復與完全制止，並非直播平台一方可以做到的。

針對直播亂象需要更完善的法律與條例。從《關於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關於加強網絡直播服務管理工作的通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再到5月1日實施的《互聯網廣告管理辦法》，國家一直在推動與完善有法可依、有據可判。

法案基本都是從“實踐”中來，具有一定的延遲性。想要加快大環境的治理與改善，仍需要主播團隊、平台與用户多方的努力。

從目前來看，不少直播內容遊走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不違法卻不道德。不過，主播們作為“當局者”在博取流量、PK與完成KPI時，可能並意識不到。這就需要主播背後公司，或者行業成立相關協會以及平台方去督導、教學與培養。

此外，伴隨着近些年來網民們素質的提升，“是是非非”都有一定的辨別力。如若遇到不良類型的直播，需要有“監管意識”。僅僅多一步舉報，以此循環下去，不良信息將會越來越少。

雖然説，舉報和投訴功能一直都在，但通過調查發現，人們在遭遇直播亂象後只有17.86%的人會選擇通過報警、投訴和退貨等方式進行維權，而剩下的大部分人（82.14%）都是順其自然、自認倒黴和解決不了。那些採取維權手段的消費者也只有一半得到了妥善滿意的解決。

對平台來説，其主體責任是最重的。一是作為既得利益者，把控着主播的分成，也把控着算法的基底與流量的分配。如何能夠通過技術做好巡查機制，如何通過分成去流量扶持引導主播們做良向的內容，如何讓違規者更快受到懲罰、加重懲罰的代價，這都是平台方需要思考與需要做的。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若平台方們仍以“監管不力”自居，做做“面子工程”的話，從不良類型主播們中所獲取到的利益將成為加速自身滅亡的籌碼。當一家企業，真正做到以社會責任感為主旋律、以用户體驗為核心、以技術做助力，未來大概率會更為科技史與商業史最張揚的那面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