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食時代的焦慮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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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否 | 文·

特稿寫作中的一次機緣巧合，看到了一檔訪談類節目的粗剪，其中一期因故未能排播，嘉賓是著名的文化人梁文道。

近日得空回看了這期內容，發現其中觀念不僅並未過時，而且結合當下的紛雜，堪稱“空谷足音”。

這期訪談首先吸引我的，是梁先生對“讀書人”形象另一面的自我揭示，年少從中國台灣到香港求學，受青春期的自我膨脹作祟，到處跟人打架，因此被老師批評“沒希望”。

當然，他同時又酷愛閲讀，這樣的人格反差，恰似楊德昌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裏的Honey，穿着一款海軍服、慢條斯理、眼神澄澈，那份理想主義的神采，與頑主絕不相稱。

讀同學讀不懂的書，在當時是為了證明自己，在後來，則是“要讓你換一個腦子來看這個世界”。

它和上學從來是兩件事，和考試更是兩件事。

我在回看這期節目的同時，還抽空看了一期最新季的《十三邀》，發現同過往幾季相比，節目風格有些變化。具體來説，談話中思想的密度在下降，而編排的精巧、節奏的緊湊在提升。

朋友認為這樣的文化濃度剛剛好，我卻稍微覺得有些不過癮。

當然説一千道一萬，自《鏘鏘三人行》停擺後，在中文媒介裏，優質的文化類欄目總體上是供不應求的，算上《圓桌派》《十三邀》《見字如面》以及命途多舛的《和陌生人説話》，無論它往何處變，觀眾幾乎沒有更多的選擇。

眾多年輕人熟悉梁文道、前呼後擁地稱他“道長”，恐怕並不是通過他的文字，正是經由鳳凰衞視那些異彩紛呈的電視節目。也因為這一“電視知識分子”的身份標識，他也經常需要澄清一個有趣的誤會。

“國內特別濫用學者這個詞……我每次出場做一些活動，人家説著名文化學者，通常是這樣的，一種人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學者，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學者，又想叫他學者的時候，這種我們就叫他文化學者。”

梁先生經常需要解釋，自己是媒體人，不是學者，兩者職責很不一樣。自己曾經想過做學者，但後來發現由於好奇心太重，喜歡觸類旁通地考慮問題，沒辦法服從於學術工作的紀律。

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每當梁向人解釋這一點，對方都會認為他在自謙，“彷彿媒體人是低了”，這令他不得不對自己的解釋再作解釋——“他不理解就是，我多麼認為媒體人是個神聖的事”，這關乎一份深刻的責任。

或許也因為這份責任，他會告訴主持人，如今的媒體從業者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恥感。

《論語·泰伯》有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在百廢待興的時代，一個人卻碌碌無為，這是可恥的；如果情形恰恰相反，一個人卻獲得了世俗成就，這同樣可恥。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媒體人來説，平日裏也都會有自己的圈子，就像電影《神探亨特張》開場所表現的類似飯局。圈子就像球隊，欄目只是比賽，只要隊友還在，賽場就依然會有，只是它變小了，不再向公眾開放。

如同《鏘鏘三人行》到《圓桌派》所體現的尺度落差的背後，真正受損失的，從來不是嘉賓們，而是原本可以聽到更多思考角度的公眾。

佛法裏所謂“末法時代”，就是有識之士因故緘口不言的時代。與此同時，那些仍在默默耕耘、持續守望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則尤為顯得可貴而有必要。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賽特講過：

“今天，亟需提倡一種具有誇張意義的責任感，以激發那些能感覺到它的人。強調當今時代之危險徵兆已是迫在眉睫。毫無疑問，如果讓我們對當代公共生活中的諸多因素做一番權衡與考量，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其中不利的因素遠遠超過有利的因素，尤其是當我們從它們對未來的預示與徵兆來考慮，而不是從它們目前的狀況來考慮的話，情況更是如此。”

這期節目中另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是人物同流行符號所保持的間距。

例如在某一年的寶珀文學獎的頒獎禮上，梁先生這樣講道：

“我們如果活在這個時代裏面，我們跟這個時代高度重合，這個時代所講的一切，我都相信；這個時代所鼓吹的一切，我都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個世界在我眼前展開的所有的物事，我都當做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來接受的時候，其實我就不是這個時代的人。”

就像魚和水的關係，魚在水中感受不到自己的遊動，只有當它離開水的時候，它才能意識到水的存在。

不與時代保持距離的庸眾，自以為與環境水乳交融，其實不過是被大環境裹挾和吞噬。真正在一個時代“活過”的人，都是那些懂得與時代拉開距離，用不合時宜的態度去尋找觀察切口的人。

這讓我想起與馬克·吐温同時代的諷刺作家安布羅斯·比爾斯在《魔鬼詞典》裏對“玩世不恭”的解釋：“他們總是能一眼就洞悉時代的本質，而不是它看上去的樣子。”

當然，保持距離需要付出代價。以梁先生為例，每天只在固定的時間回覆信息；手機聲音能關就關；甚至極少叫外賣。在生活之外，他要跟北京時間保持4個小時的時差。

作為一個媒體人，僅從職業角度看，是需要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社交網絡與新聞事件及時進行觀察的，但有趣的是，在對訊息的跟進上，不蹭熱點的梁先生卻並未因這份主動“降速”而引發焦躁。

梁文道認為，在生活中慢下來絕不是壞事，尤其是當我們已經過快的時候。他隨即舉了一個1930年代文人筆仗的例子：魯迅和梁實秋、林語堂們罵來罵去，為什麼事後看上去並不那麼激烈？因為他們吵架的載體是報紙，一登二印之間，最激烈的情緒早就消散，剩下的都是智識和涵養層面的較量。

“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由於社交媒體它（的）速度、節奏太快，那就很簡單粗暴，那被罵的人也就只能很簡單粗暴地馬上回應，你（在）中間沒有任何時間能夠停下來去沉澱這個情緒，去過濾對方所講的話裏面到底他的真正的那個內容，那個精髓在哪裏。”

而在今天，時代中央的情緒，除了憤怒，還有焦慮。今天的人很喜歡被“帶節奏”，動不動就狂喜或是淚目，大家需要經歷強烈的刺激，才會覺得一天沒有被浪費。

過去有不少人都指責過咪蒙式的寫作，但很少有人考慮的是：一個內容想獲取流量，就得對大眾情緒點進行猛攻，可如果人們真的排斥挑撥，它就應該沒有傳播市場，而非恰恰相反。

社會追熱點的弊端，就是把每個參與者都變成了“巴普洛夫的狗”，所有的價值都被稀釋和擱置了。而我們唯一的機會，或許是等所有人都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厭倦，並認識到生活的焦慮、壓抑與抑鬱，正與信息的獲取方式和獲取內容密切相關。

在如今這個流量時代，很多人説“文化節目在當下很難”，梁文道卻表示，以前電視台放《開卷八分鐘》，其實安排的都是垃圾時段，但在互聯網時代，推書進入了點播模式，貨可以自動匹配人，人也方便自動搜尋貨。你看，答案並沒有那麼糟！

主流觀點以為，現在的人注意力分散了，沒有耐心看長的內容，所以短視頻、口水文大行其道。但這幾年在微信裏流量很高的爆款文章，卻都是深度長文——因為大家在看慣了那些碎片化的垃圾內容後，還是願意去獲取一些思考和共鳴。

如果這一天遲早都會來，那你為什麼不是最先去那麼做的人？中國有14億人，如此大的一個市場，並且逐步走向細分，怎麼能用一種極端趨同的理念去搞策劃呢？

所以梁先生認為，是我們的視野決定了我們的廣度和高度。

用梁先生的話説，他這些年就像一個管道，不斷分享所見所感，讓別人看到那些更有價值的觀念、作品、現象與事物——“我不是一個對象，不是一個終點，你只是通過我去到某些地方，有一天你可能會比我去到更遠的地方，看到比我更高的山峯，那這樣子我會很高興的”。

這個過程肯定是孤獨的，但在儒學名家牟宗三的例子中，你卻能感到一絲寬慰。牟師當年在香港教學，周遭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他清湯寡水的學術並不受到重視，只是保有一寸講台。

牟宗三卻説，知識分子是有道統的，從孔聖人到古仁人，“前面有很多，後面也有很多”，怎麼會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