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跨境民族”這一概念！_風聞

眾所周知，“跨境民族”這個概念表示某個“民族”的成員分別居住在國際承認的國境線兩側，他們的居住地“跨越”了國境線。認可“跨境民族”這個概念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承認這個居住在國境線兩側的羣體成員屬於同一個“民族”。

跨境民族這一概念在民間流傳較廣，甚至在學術界及出版界也逐步增多。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約有30個跨國民族，總人口為6600多萬人。在“百度文庫”中，也有個“中國的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詞條，按語言分類學的語族-語系框架詳細介紹我國各“跨境民族”以及境內外相關“民族”的名稱及基本情況。

眾所周知，在現代國家的國境線兩側生活着祖先血緣有一定淵源，在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羣體，這在今天的世界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造成這類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因為戰爭或外交爭端，在兩個國家劃定邊境時沒有完全依照當地傳統羣體的自然居住邊界，而是把同一個部落、同一個族羣的成員劃在邊界兩邊，使他們分屬不同的政治實體。這種歷史上的劃界通常是由當時雙方軍事力量的強弱來決定的，而且時有變更。有些國家的邊界甚至是殖民地時期由外來殖民政府劃定的，如今天在非洲大陸上許多國家的國界即是當年英、法、德等殖民國家劃定的，完全排除了本地人的參與。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邊界劃定後，由於政治、宗教、經濟等原因，一個族羣的部分成員遷移並定居在鄰近國家境內，在這些人當中，有些獲得遷入國的國籍，有些保持原國籍，屬於“合法僑民”或“非法居住”。這些現象和由此引發的外交問題，在當今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都存在。

國內一些出版物提出“跨境民族”這個提法，認為這樣可以利用邊境兩邊有共同血緣和語言的人羣之間的情感、文化聯繫，使之成為中國邊境省份發展跨境貿易、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文化資源。這種提法和與此相關的交流活動已使鄰國政府和學術界十分緊張和反感。

中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一定要慎重思考“跨境民族”這一概念及相關用法，也許可以考慮廢棄這個概念而改用“跨境族羣”的提法，尤其注意不要在我國邊境省區確認國境兩側的“跨境民族”，這不僅會對我國邊疆民眾的民族認同、“民族國家”認同造成混亂，而且會導致境外國家政府的反感和潛在的外交問題。

如果參照現代國際規則的國籍、國際法和護照制度，不存在“跨境民族”。但是，我們可以從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跨境族羣”，回溯區域歷史演變的足跡。在國境兩邊居住的人羣，在祖先血緣、語言宗教、文化傳統方面來説有可能具有相同特徵，也許在歷史上曾經同屬於一個政治實體。例如中國今天的朝鮮族大多是清末和民國時期從朝鮮半島遷來移民的後裔。我們尊重歷史及他們的祖先記憶和文化共同性，但是對於這些特徵，應當從“族羣”的角度來加以解讀。對於邊境地區的政治歷史過程、人口遷移、文化傳統和認同觀念的演變，今後仍然可以作為學術界的研究主題，但是這些研究一定是超越今天的國界和公民身份的學術探討，不涉及國籍和領土，而且應積極爭取鄰國學者的合作，化解對方的疑慮，努力把一些政治敏感的歷史問題轉變為純學術的研究專題。

在現代的國際政治秩序中，那些已經脱離了自己原屬國家、正式成為遷入國公民的人，我們承認他們與“祖先之國”有血緣和文化聯繫，但只能把他們認作所在國的少數“族羣”。所以，如果把中國的朝鮮族稱為中國的“朝鮮民族”，是不適宜的。如果有人把他們視為（朝鮮半島）朝鮮民族的成員，那隻能説這種認識仍然受到“族羣的‘民族’模式”的影響，還沒有認識現代國際政治格局和話語體系。我們同樣不能把新加坡的“華族”稱為“中華民族”成員。許多東南亞國家曾長期對與新中國建交懷有疑慮，最大的擔心即是各國龐大的華人人口是否對所在國忠誠。只有當中國政府明確放棄“雙重國籍”後，表明中國政府今後不干預各國政府處理加入本國國籍華裔的事務後，這一顧慮才被逐步打消。

那些仍然保持中國護照的華人，是國際法承認的“華僑”，作為中國公民，他們受到中國駐外使領館的保護。但是那些已經放棄中國護照、出生在國外並獲得當地國家公民權的人，我們只能稱他們是該國的“華人”（華裔族羣），他們必須服從所屬國家的法律，承擔該國的公民義務。如果我們的使領館和報刊宣傳仍然稱他們是“中華民族成員”、“中華兒女”，鼓勵他們參與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如中國國慶日升國旗），那顯然是不適宜的，也一定會引起所在國政府和民眾的疑慮。

定居海外的華人民眾願意與中國建立文化、經貿交往與合作，年輕人願意學習中文，在所在國建立學習中華文化的機構，組織文化交流活動，這些不帶政治色彩、不涉及“民族”身份的活動，應當看作中國擴大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駐外使領館和國內機構也可以積極參與這些文化交流活動。但是在這些交流活動中，我們要切記遵照“公民的‘民族’模式”而不是“族羣的‘民族’模式”的話語來使用“民族”（nation）概念和界定“中華民族成員”。

作者：馬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