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究竟能不能加減呢？加減後的方劑還算不算經方呢？_風聞

中醫界流行着這樣一種觀點：經方在使用過程中，一味不能增，一味不能減，甚至劑量都不能改動，必須用原方原量。並對臨牀上如此開方的醫生大加讚賞。

那麼經方在臨牀治證上究竟能不能加減呢？加減後的方劑還算不算經方呢？

帶着疑問，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發，嘗試着來剖析一下這個觀點。

首先，馬克思主義真理觀認為，真理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在人的意識中的正確反映，真理內容的客觀性決定了真理的一元性和絕對性，由於客觀物質世界按自身規律永恆發展以及人在認識客觀物質世界的過程的曲折性，也就是無限發展着的客觀物質世界本身的相對性以及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的曲折性決定了人對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認識對象的認識同樣具有相對性的特點。

站在真理絕對性的角度，方藥包括藥的品種和劑量，與人體所患病證合證之間可能存在一個一一對應的聯繫，這種聯繫是客觀物質世界本來就存在的，而人通過認識實踐的認識論循環，發現了這種聯繫，然後在認識層面建立了這種聯繫。

那麼這種聯繫是不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運動是哲學概念上的物質的存在形式和固有屬性，客觀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永恆運動的絕對的，其靜止是相對的，客觀物質世界按自身規律永恆發展。也就是方藥和合證的一一對應聯繫是絕對的，但形成這種對應聯繫的條件是動態的、相對的，人的認識是否能發現這種聯繫也是動態的、相對的。什麼意思呢？舉個例子，現代的藥和古代的藥雖然品種相同，但是成藥條件已經發生了改變，比如生長環境、生長年限、品種品質的變化等等，讓其藥效作用與古時候相比發生了一部分改變，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藥的劑量自然也要隨之而變。

在合證相同的條件下，對於方藥和合證的一一對應的聯繫的認識和把握，目前是否有人超過張仲景呢？

我們知道，仲景寫傷寒論所參考的資料中《胎臚藥錄》已經遺失，諸多跡象表明，《胎臚藥錄》對於藥物與人體聯繫的認識可能是超過《神農本草經》的。而目前單從對於中藥的認識方面是否有超過《神農本草經》的呢？大量的證據表明，除了李時珍《本草綱目》僅在藥品數量上超過《神農本草經》之外，並未有人對中藥的認識超過《神農本草經》。再結合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日本對白虎人蔘湯的研究等信息，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説，在方藥與合證的一一對應關係上，未有超過張仲景者。

那麼張仲景臨牀治證時是如何開方的呢？

以小柴胡湯為例，傷寒雜病論原文第96條：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若胸中煩而不嘔者，去半夏、人蔘，加栝蔞實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蔘合前成四兩半、栝樓根四兩；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若脅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四兩；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蔘，加桂枝三兩，温覆微汗愈；若咳者，去人蔘、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從傷寒論的原文中，我們可以知道，仲景遇到一個證型，一般根據證型的主要方面以一方【主之】，而根據證型的其他次要方面的變化對藥物予以加減，而這就是為了建立起方藥與合證的一一對應的聯繫，這也是符合客觀規律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做法。

由此引發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該如何定義經方呢？從語義上來説，是經典之方，通常我們習慣將張仲景方劑為代表的漢代及其以前經典醫藥著作中記載的方劑稱為經方。如何才能成為經典呢，必然是在實踐中被不斷檢驗對一個證型有效的方劑才能成為經典。從真理絕對性的角度，只有與合證完美地一一對應起來的方劑才能經受住實踐的不斷檢驗。因此，從根本上來説，也只有與合證完美一一對應的方劑才能稱為真正的經方。從這一定義出發，自然能夠理解倪海廈為什麼説經方是絕對處方。而後世時方罕有能達到方藥與合證一一對應，自然臨牀療效沒法與經方相比，當然如果時方中有能達到方藥與合證完美一一對應，則其也就成為經方。

我們通常認為，仲景是經方的主要傳承者和集大成者，他手中的經方一部分傳承自神農伊尹等先輩醫家，一部分可能由其本人根據臨牀治證從參考的醫學文獻中自行組方而成，在撰寫《傷寒雜病論》時將其與證型一一對應分類系統化。

再有，方藥和合證的這種一一對應的聯繫，我們是否全部找到了呢？正如張仲景在傷寒論原文序中所説“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仲景只是在自己的認知能力範圍內，儘可能地找到了方藥和合證的這種一一對應的聯繫，並且依然保持着發展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

後世醫家對張仲景及其以前的方劑的加減化裁，大概有這麼幾種情況：第一，根據《傷寒雜病論》原文加減，就是臨證，仲景如何隨證加減便如何加減；第二，根據辯證，將《傷寒雜病論》所載眾多方劑進行組合加減；第三，根據辯證，選用《傷寒雜病論》常用藥物對方劑進行加減；第四，根據辯證，從《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中自行選取藥物進行組方或對傷寒論所載方劑進行加減；第五，根據辯證，選用後世時方與後世藥對傷寒雜病論所載之方進行加減；第六，根據辯證，從後世藥中自行選取藥物進行組方等等。

根據前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知道，如果在病人所患合證相同的前提下，我們選擇張仲景的組方更容易建立方藥與合證的一一對應的聯繫，這也是經方家被推崇的內在原因。而為了能夠比較完美地建立方藥與合證的一一對應，有時候對於傳統經方的加減化裁是必要的，更何況在漫長的經方流傳歷史中，有一部分方藥與合證一一對應的經方可能會遺失，不僅這部分需要後世之人重新找出來，而且前人未發現的方藥與合證一一對應的聯繫也需要後世之人繼續發現和傳承。

從這一點來説，視頻最開頭提到的那種觀點，只有在方藥與合證建立了正確的一一對應的聯繫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如果只知道真理的絕對性，而無視真理的相對性，只看到傳統經方過去曾經建立的一一對應的聯繫，而忽略了合證變化帶來的方藥加減化裁的必要性，就是刻舟求劍，就陷入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