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的“種姓制度”？將百姓分成四個等級，兩班地位最高_風聞

印度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個種姓，規定了各種姓的社會地位高低。在韓國，也存在着將人民分成四個階級的身份等級結構，即兩班、中人、良人、賤人。其中的兩班，是最先發展確立起來的。

一、何為兩班

《易·説卦》中寫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説的是中國古代以南面為尊位，所以天子、諸侯面見臣子，或士大夫面見僚屬的時候，都朝向南面。高麗的國家建制基本效仿唐制，因此國王也沿襲了“南面聽政”的慣例，國王朝向南面，大臣立於左右兩側，東側為文班、西側為武班，因而有了文、武兩班的説法。

可以説最初的兩班羣體，就是朝堂文武官職的外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兩班也逐漸從官制概念發展成為代表着社會地位的身份概念，成為王權以下上層統治階級的代稱。

二、高麗時期的兩班

高麗建國初期，官員階級的構成以開國功臣和地方豪族勢力為主。出於君主集權的需要，高麗光宗王昭在位期間進行了改革，對功臣和豪族展開了清洗，並採納中國人雙冀的建議，在光宗九年（958年）實施科舉制度，使得大量新貴族通過科舉進入官僚階級。

成宗時期（960年—997年），高麗從唐朝引進了文武散階制。文武散階制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特殊官職結構發展而成的制度。中國古代官制中存在兩類官職，一種是具有實際行政職能的“職事官”，一種則是代表官位高下的“散階”，散階不具備行政職能，但具有增添名望、賦予待遇、確認品階的功能。

成宗十四年（995年）的文武散階製為了突出文班的社會地位，抑制地方豪族的勢力，僅對文班賦予了散階，導致文武兩班地位不均衡，引起了武班的強烈不滿和反抗。高麗毅宗時期（1146年—1170年），矛盾達到頂峯。大定十年（1170年），武臣藉機發動兵變，廢除毅宗王晛，擁立明宗王晧即位。此後的一個世紀，高麗政權基本掌握在武臣手中。

武臣執政時期，掌權武臣通過科舉選拔新興文臣，導致大量鄉吏擠進朝堂，並逐漸成長為高麗末期的新興兩班階層。高麗被元朝打敗後，一些地位較低的醫官、譯員之流，也因為與蒙古人往來密切，躋身兩班的行列。

高麗末期社會越發混亂，鄉吏、醫官、譯員的加入使得兩班數量大增，一方面新兩班和傳統兩班的矛盾激烈，另一方面兩班羣體的膨脹極大擠佔了普通人民的生存空間，高麗社會矛盾空前激烈。

三、朝鮮王朝初期對兩班的整頓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麗，建立李氏朝鮮，朝鮮吸取高麗滅亡的教訓，對兩班羣體進行了“裁員”。

高麗末期兩班膨脹主要起源於大量鄉吏擠進朝堂，為此朝鮮王朝極大地限制了鄉吏的權力，不僅限制其科舉應試資格，還強制還原了兩班官僚中的鄉吏，限制兩班權力，設立鄉吏監督部門，明確區分了兩班和鄉吏之間的身份等級，還對胥吏、技術官和庶孽也進行了廣泛的降格，分化了高麗王朝時期的兩班階層，確立了以兩班地主為中心的四民身份等級結構。

四民即兩班、中人、良人、賤人。兩班是上層統治階級，中人則多是降格的吏人和技術官，身份次於兩班而高於良人，構成了下層官僚階級，良人大多從事農業和工商業，教育水平低下，有納税和服兵役的義務，而賤人則處於最受壓迫的社會底層。

朝鮮的身分制度極為森嚴，只有兩班出身的官吏才能升至正一品，中人最高只能升到正三品，其中士官、鄉吏出身者限品於正五品，胥吏以下限品於正七品，而賤人原則上不能任官。

這種四民身分制度的確立，使得朝鮮各層級之間的差別更為明顯，也使得兩班上層統治階級的身份比之高麗時期又多了一層權威。

朝鮮兩班不僅限於文武官員，還涵蓋了有資格成為官員的羣體。李崇煥所著《裏志》中寫：“凡仕於朝者，與不仕而在下者，苟其人從事於士，則通謂之士大夫……品官與士大夫，同謂之兩班。”道德高尚的賢人學者也有成為兩班的資格，“苟文學博業者，身無玷缺，雖十世無官，而郡望至高，可以傳於百世”。此外，兩班的子孫，賢人學者的子孫，也被納入到兩班的範疇，“所謂尊尊者，入仕為君子者……然君子之子孫，世守其道，續文秉禮，雖不入仕，猶為貴族”。

高麗兩班與朝鮮兩班的關係，是發展與延續的關係，二者同樣享受着統治階級的特權和便利，同時通過壟斷教育打壓下層羣體的上升通道，通過聯姻等手段加強自己與其他兩班之間的聯繫，不斷穩定自身地位，並逐漸成為世代傳承的門閥貴族。但高麗王朝和朝鮮王朝的兩班階級，也存在着本質的區別。高麗兩班是朝堂官職的外延，是在朝官員及其家族的統合；而朝鮮王朝區分了官員和職位，使得兩班和官職之間的聯繫減少，同時也將道德高尚的賢人學者等列入了兩班羣體，兩班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階級。

四、兩班的沒落

朝鮮王朝中期以來，兩班與庶民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一些兩班在激烈的社會動盪和黨爭中沒落，部分富商則變成庶民地主，擠進了兩班的階層，兩班數量的膨脹導致了其權威的下降。

1588年，日本侵入朝鮮，朝鮮雖然在明朝的援助下打退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戰爭時期因官軍無力，官府不得不依靠義軍作戰，對義軍作戰的嘉獎導致為數不少的賤人脱離賤籍，一部分非兩班的良民也通過參加義軍而步入兩班階層。

戰後政府為了恢復社會經濟，允許一批願意繳納糧食的富農躋身兩班行列，此例一開，賣官逐漸成為慣例，兩班在朝鮮逐漸失去權威，兩班人口數量急速增加，到了19世紀，兩班的比例甚至高達60%到70%，兩班制度名存實亡。

文史君説

兩班制度是適應時代發展需要而變革出的官僚社會體制，建立在中央政府的集權體制之下，因此其發展與中央集權政府的興衰基本保持一致，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維護封建制度的兩班制度也必然被時代所淘汰。

參考文獻

曹中屏：《韓國古代兩班制度芻議》，《韓國研究》2014年第12輯。

潘暢和、何方：《論古代朝鮮的兩班及其文化特點》，《東疆學刊》2010年7月、

樸晉康：《朝鮮王朝初期對兩班層的整頓及其歷史意義探析》，《延邊大學學報》2016年7月。

（作者：浩然文史·春風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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