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遲暮，歐洲製藥產業沉浮錄_風聞

歐洲製藥產業衰退這個話題由來已久，但在國內藥圈似乎很少被提及。

一方面，歐洲製藥產業的底藴很足，有羅氏、拜耳、阿斯利康等超級跨國巨頭充當門面，掩蓋了很多製藥產業衰退帶來的問題；

另一方面，關於歐洲製藥業的枯燥統計數字等資料都較為罕見，國內讀者很難有直觀瞭解歐洲製藥產業衰落的渠道。

但這個話題，卻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要持續關注、研究的。

作為工業革命的中心，歐洲製藥產業可謂是手握“王炸” 起步。也正因此，歐洲一度成為全球製藥行業的搖籃。

而如今，卻是另外一副“盛況”。

雖然有幾家跨國大藥廠撐腰，但無論是從藥物研發投入、創新藥企數量這些軟指標來看，還是從新藥推出數量這一硬指標來看，歐洲都已被美國遠遠甩在身後，甚至面臨着被日本、中國反超的威脅。

一個擁有百年製藥歷史沉澱的歐洲、一個擁有深厚科學基礎的歐洲、一個擁有眾多優秀醫藥人才的歐洲，為什麼會在自己曾經最擅長的領域落了下風？

巨人的垂首看似只在一瞬間，實則是深埋多年的伏筆：

幾十年前歐洲各國開啓藥價調控後，流向新藥領域的錢越來越少。

政策調控的本質，是因為歐洲財政沒錢了。

繁榮能夠掩蓋一切問題，這是亙古不變的事實。只要蛋糕還在做大，一切都可以繼續運轉下去。

但一旦進入“不管如何努力，都難以找到新增量”的階段，“調控”這隻手的力度只會越來越大。不僅是過去的歐洲，也包括當前的美國。

説白了，擺在所有人面前的難題都是一樣的：面對吃緊的財政，如何把藥價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同時，還能保持製藥業的可持續發展？

而歐洲這個“學渣”，恰恰把這道難題給解砸了。

/ 01 / 全球製藥業搖籃

一個國家制藥產業的崛起，有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

1669年，清初康熙年間，39歲的樂顯揚鄉試落第。他沒有一蹶不振，而是轉身創辦了一家名為“同仁堂”的中藥房。

而在遙遠西方的萊茵河畔，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奇·傑考伯·默克的年輕人，也於一年前在德國達姆施塔特買下一間藥店，起名“默克天使藥店”。

雖説名叫藥房，但彼時歐洲大陸和遙遠的東方帝國一樣，並沒有“現代醫學”的概念，藥房裏的賣也是草藥、護身符、蛇皮等療效未知的偏方。

從這裏來看，中西方製藥的起點是相同的。

轉折發生在兩百多年後。彼時，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車輪已經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歐洲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化工經驗。

化工業與製藥業本質是相通的。早期的藥物，都是從化學物質中提煉的，比如最早治療梅毒的藥物砷凡納明，就是德國科學家保羅•埃爾利希從近千種有機砷化合物中篩選來的。

歐洲化工業的發達，順理成章地推動了製藥業的騰飛。

曾經的默克天使藥房，受益於發達的化工業，開啓了向現代化製藥業的轉型。1840年，在年輕掌門人海因裏希·默克的帶領之下，默克開始了嗎啡的工業化生產。

除了嗎啡之外，海因裏希·默克，還帶着藥劑師們研製出近800種醫藥化工產品。默克的製藥業務也因此瘋狂擴張。

如日中天的默克，其實也是整個德國，乃至整個歐洲製藥產業走向繁榮的縮影。

在默克嶄露頭角之際，另一家日後在製藥業地位舉足輕重的藥企——拜耳誕生了。

1863年8月1日，弗里德里希·拜耳以及韋斯科特合夥開辦了一個化工作坊，主要生產和銷售染料。

在兩位創始人去世後，拜耳開始將目光轉向製藥，並建立起了實驗室，拜耳的製藥之路也就此開始。

在拜耳近百年的製藥歷程中，創造過許多知名“神藥”，包括第一種被廣泛使用的抗生素prontosil和環丙沙星，第一代催眠藥苯巴比妥，避孕神藥優思悦和優思明等等，也包括海洛因。

藥王的早期雛形，可能是“毒王”。

不過，拜耳最知名的還是“神藥”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的意義不僅在於，為拜耳帶來了難以想象的鉅額利潤，更在於開啓了人類自主研發、製造藥劑的時代。

除了默克與拜耳，鼎盛時期的歐洲製藥業還有着汽巴、嘉基、山德士、先靈、威康等著名大藥企。

而同期，未來蜚聲全球的美國藥企，如禮來、雅培、惠氏、施貴寶等，卻還只扮演着優秀的渠道分銷商角色。

這也不意外，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化工業都被德國壟斷，美國的化學家沒有自有合成新的化合物，藥廠也僅僅生產簡單的化合物藥品。

在這種情況下，製藥業的根緊緊紮在了歐洲大陸上。憑藉深厚的製藥底藴，歐洲製藥業將在未來數十年，為全球製藥業的發展發光發熱: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國劍橋大學發現DNA雙螺旋結構，開啓了分子生物學時代；

1960年，全球仍然有幾乎三分之二的新藥來自歐洲；

1986年，第一個抗腫瘤生物技術藥α-干擾素上市，來自德國默克；

1997年，第一個治療性靶向抗體美羅華上市，來自瑞士羅氏……

不過，當時的歐洲人應該怎麼也不會想到，手握天胡的開局也能輸。

/ 02 / 巨人的遲暮

“有跡象表明，與主要競爭對手相比，歐洲製藥業的競爭力正在下降”。1994年，歐洲製藥業共同體在一份關於產業政策綱要的通訊會議中如是説道。

28年後，這一預測變成了現實。歷經百年的歐洲製藥業雖然仍不可忽略，卻早已不復當年的強盛。

師出同門，但又分道揚鑣的德國默克與美國默沙東，當前迥然不同的發展趨勢，便是歐洲製藥業衰落的一個註腳。

一開始，美國默沙東只是德國默克的美國分公司。但如今，默沙東把德國默克遠遠甩到了身後。

從營收上來看，2022年德國默克營收191.6億美元，默沙東的營收592.83億美元，是前者的3倍；從市值上來看，默沙東也是默克的3.8倍。

存在感方面，默沙東的知名度也要更高。如今，默沙東在腫瘤和疫苗兩大黃金賽道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而默克僅在多發性硬化症、不孕不育、內分泌疾病上有一些存在感。

如果是對醫藥行業並不瞭解的小夥伴，可能甚至會認為：怎麼，默沙東在歐洲還有個分部？

事實上，德國默克與美國默沙東的不同命運並不是偶然事件，包括汽巴、嘉基、赫斯特等赫赫有名的大藥企，都在歐洲製藥業的衰落中被抹去了姓名。

這些藥企的經歷，就是歐洲製藥業衰落大背景下，平凡個體的縮影。

近些年來，歐洲製藥業逐漸凋敝。全球製藥領域在創新藥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如腫瘤免疫治療、CAR-T療法、阿爾茲海默症治療藥物等均來源於美國，歐洲漸漸失去話語權。

1981年時在全球藥物營收前十名排行榜中，歐洲藥企佔據了七個席位，但到了2011年，榜單中的歐洲藥企減少到了四個。

如果從研發投入的角度來看，歐洲製藥業的式微可以預料。眾所周知，製藥業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大額的研發投入是生物創新藥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但在過去40年，歐洲製藥產業的研發投入，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美國追趕、反超。

1986 年，歐洲醫藥研發支出超過美國約24%；1997 年，美國在藥物研發方面的支出總額方面首次超過了歐洲。

2002年，歐洲與美國藥物研發投入差距是20億美元；在2020年，歐洲與美國藥物研發投入差距已經達到了驚人的250億美元。

在成熟的創新藥世界中，大藥企是整個製藥體系運轉的主動脈，biotech則是毛細血管，它們代表着未來，是市場最有活力的組成部分。

如今，歐洲雖然還有阿斯利康、諾和諾德、諾華、羅氏等主動脈在猛烈地搏動着，但是毛細血管卻在快速萎縮。

據ECIPE數據，總部位於歐洲的新興生物製藥公司的份額在過去10年中一直在下降，美國在公司數量及其對全球新藥管線的貢獻方面佔據主導地位。

毛細血管的快速萎縮，對歐洲製藥業的未來而言不是一個好兆頭。事實上，歐洲製藥業研發投入減少、藥企流失的因，已經結出了新藥減少的果。

近年來，歐洲製藥業的管線不斷縮窄，推出的新藥數量也低於美國。

據EFPIA 報告，在1987 年至1991年期間，歐洲公司推出了101種新藥，而美國公司推出了54種。

如今，情況已經完全相反。2007年—2021年，美國推出了159款新藥，而歐洲僅僅推出了71款，而日本也推出了41款新藥。

時代的巨輪駛入了新的海域，如今地全球製藥業前有美國大藥企穩坐泰山，後有中國新鋭藥企猛烈追趕。

這種情況下，那些充滿宏大敍事歐洲製藥故事，已經停留在歷史中。

/ 03 / 誰重傷了歐洲製藥業？

巨人的垂首看似只在一瞬間，實則是深埋多年的伏筆。想要探尋歐洲製藥業衰落的真相，要回到多年前的歐洲藥物價格改革説起。

眾所周知，無論在哪個國家，生物製藥產業想要發展，都需要把大量利潤投入下一輪的研發，通過不斷的創新藥物迭代維持競爭力。

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面臨財政赤字的歐洲老錢們，都在忙着修復資產負債表，至於砸錢去做藥物研發沒人關心。

衰落的德國製藥產業是一個縮影。曾經是製藥業中心的德國，是最早採取藥物參考定價的國家。

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缺乏相關監管措施，德國藥價不斷飛漲。對於實行全民醫保的德國來説，藥價照這個趨勢漲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用不了幾年，德國就會從“老錢”變成“沒錢”。

為了控制藥價，德國於1989年開始實行參考定價制度，將藥品按一定標準進行分類，對每類藥品進行最高補償額，如果病人購買的藥物價格高於同類、藥品的參考價，那麼患者需要自己承擔差額，如果購買的藥品價格低於參考價格，按藥品實際價格補償。

在這一政策出台後，醫生不得已大量開具仿製藥處方來代替高價的原研藥。

當然，德國的藥物價格調控不止於此，在1993年德國政府還制定了國家藥品預算，並將其分配給23個地區。在隨後的十多年年中，德國還提出了多種機制：

以監測藥物支出和懲罰過度開藥。

效果立竿見影，德國藥價降了下來。在此後，歐洲各國政府開始效仿德國，制定一系列政策來控制藥價，比如價格凍結、固定定價、利潤控制和參考定價。

不過，歐洲的藥價是下來了，但對於藥企的打擊卻是巨大的。比如拜耳，在調控期間，其國內藥品營收因此下降超過20%。

為了應對危機，保證利潤水平，拜耳開始大規模壓縮運營成本。

1991-1995年間，拜耳在全球範圍內裁掉了14%的員工，剝離了一系列不賺錢的業務，減少了16億美元的成本支出。

與此同時，拜耳進一步加大了亞洲和美洲市場的擴張，以減少對歐洲市場的依賴。

拜耳之外，默克、勃林殷格翰等藥企也紛紛將目光轉向海外市場。自1995年以來，德國醫藥工業出口佔比持續提升，海外市場成為了推動德國國內醫藥工業增長的重要力量。

雖然通過佈局海外，德國的一些大藥企畫出了第二增長曲線。但成功的終究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藥企則是遭遇毀滅性打擊。

如今的德國，已不再是曾經那個“世界藥房”，歐洲也不再是製藥業的領頭羊。

/ 04 / 不是歐洲不努力

面對着製藥業衰落，歐洲也曾出台過一些政策試圖扶持製藥業，但都收效甚微。

尤其是在最近這幾年裏，由於俄烏衝突、通貨膨脹、新冠疫情對各國醫保的大量消耗，歐洲對於創新藥定價控制還在逐漸趨嚴，藥企離開歐洲的步伐也就更為決絕。

比如，此前百時美施貴寶表示由於定價壓力，公司放棄在德國推出腫瘤藥物Opdualag。無獨有偶，藍鳥生物也因為定價問題，放棄基因療法Zynteglo在歐洲的上市。

簡單概括歐洲製藥業現在的問題根源：

不是歐洲不努力，實在是口袋無能為力。

曾經的英國生物技術行業協會首席執行官，艾斯林伯南德也曾表示：“如果説有一件事阻礙了歐洲製藥業，那就是缺乏資金”。

事實，商業的事，財政的事，民生的事，大抵都是算賬的事。在很多情況下，決定一個行業歷史走向的時刻，就在於一筆筆錢的流向。

許許多多的現象、政策，往往看上去難以理解，但算清楚了一兩一兩銀子的賬目，也就豁然開朗了。

在所有行業中，製藥業是一個需要靠大量真金白銀才能砸出水花的行業。

影響製藥業發展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支付端錢的流向。一個國家的創新藥行業會如何發展，取決於支付端裏的錢，能有多大比例流向創新藥領域。

對於歐洲來説，在盤子就這麼大的情況下，歐洲國家追求的是更多人有藥可用，流向創新研發的錢自然會變少，這也勢必對研發導向企業積極性有一定挫傷。

這似乎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

/ 05 / 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

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總壓着相同的韻腳。

如今在美國，一場對於藥價的調控改革也吹響了號角。看上去，這場發生在美國製藥領域的巨大變革，與歐洲創新藥的衰退故事，又有着相似的劇本開端。

同樣是藥物價格狂飆導致財政壓力巨大，同樣是開始藥物價格控費。一種擔憂隱隱浮現，美國製藥業會不會走歐洲的老路？

眾所周知，過去美國正是憑藉自由定價的優勢吸引了眾多藥企，完成對歐洲製藥業的反超，成為了創新藥發展的源頭。那麼，如今對藥物的限價，會不會切斷美國的創新優勢？這也是不少人所擔心的。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説，天價藥物又的確是困擾美國多年的弊病。在藥物自由定價的情況下，美國處方藥平均價格是其他西方國家2.65倍。美國人每年花費在醫療保健上的費用，從每年上萬億，到現在的數萬億。

巨大經濟壓力下，對藥物限價是美國不得不做的選擇。

回到藥物藥物限價政策來説，如果政策對創新藥價格完全不做限制，可能對財政造成巨大的壓力、藥物可及性變差；

但如果政策調控太緊，又可能導致藥企失去創新的動力、創新藥發展停滯，最終影響整個產業的發展。

如何將“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有機結合起來，找到一個其中最合適的鬆緊度，讓醫藥產業獲得最好的發展，無論是在哪個國家，都是一門需要深入研究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