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膽地擁抱平行時代_風聞

作者按：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其對華政策多延續自特朗普政府，也曾多次明示或暗示要與中國脱鈎斷鏈，以此阻遏中國的發展和挑戰；而後又説要搞小院高牆，精準狙擊中國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上的軟肋；但是最近拜登政府又進一步轉變了對華政策口徑，開始強調自己並不真的想跟中國脱鈎，只是想在對華經濟關係中“控制一下風險”而已，並強調中國不能不接他們電話、不跟他們往來。美國民主黨政府為何如此色厲而內荏、前倨而後恭？我認為是因為在上台兩年半以來，拜登政府經過反覆嘗試，終於開始認識到中美之間的共生關係對他們自己的整體利益究竟有多麼重要了。眾所周知，過去十幾年來，我本人是國內最早明確預判中美關係即將質變的人之一，也是主張中國應主動對美有序脱鈎的少數人之一。拜登時代，美國對華態度表面上有所軟化，但我仍然堅持如下觀點：破舊方能立新，只有先將盎格魯撒克遜人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撕裂，才能有中華民族真正的偉大復興。為此，我將2021年出版的拙著取名為《平行與競爭》，並在將近1.6萬字的長序中比較系統地闡明其中的邏輯。我知道我這樣的觀點暫時還難以為知識界的多數人，尤其是難為那些在全球化時代成長起來並受益於此的朋友們所接受，因此今天特將此文再次發佈在我的個人公眾號上，拋磚引玉，歡迎大家通過後台留言提出各種角度的批評，我將在數月後另外撰文回應。

正文：

所謂平行，是指2010年夏以來美國在科技、經貿、資本等各個領域與中國的“脱嵌”進程不斷加速，愈益決絕，導致原本統一的世界市場體系正在逐步分裂為兩個相互平行、相互競爭的體系。這兩個體系之間的互動模式仍然有待建構和探索，一部分外圍國家試圖同時與兩個核心保持往來，對此應採取排他性政策還是予以足夠的寬容度？該以相對收益和零和博弈來構思競爭還是應該滿足於自己絕對收益的最大化？雙方的競爭重心會在產業和科技上還是在軍事與安全上？那些在兩大體系之間騎牆套利的第三方會受到何種對待？這些塑造21世紀中期基本面貌的重大時代性問題的答案，不取決於中國的美好願望，也不取決於美國的一意孤行，而取決於中國、美國以及若干重要的第三者之間多主體博弈之後找到的均衡解。

本文將系統地闡述我對以下三個問題的認識：為什麼要勇敢地擁抱平行時代？平行時代的大國競爭將走向何方？中國應該如何積極應對平行時代的大國競爭？

一、重回平行時代

當今世界的國力對比來看，中美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而兩者同其它強國的差距正在拉大。如果分解到具體的國力指標來看，中美在許多指標上各擅勝長。

有很多指標，中國已經或者正在超越美國。比如製造業的增加值，商品和服務的總出口量，以該國為最大貿易伙伴的經濟體的數量，中等收入羣體規模[1]，汽車年銷售量，智能手機產銷量，互聯網用户人數，線上經濟B2C的規模，理工科大學生人數，國內消費市場規模，能源和資源的消費量，全球五百強企業的數量，高超音速導彈、無人機等塑造新一代戰爭形態的武器裝備，高鐵，5G，數字貨幣技術等等。

也有很多指標，仍然是美國處於領先地位，而中國緊追其後。比如，GDP規模，互聯網巨頭的數量和市值，線上經濟B2B的規模，獨角獸企業數量，人工智能的論文和技術，全球排名靠前的一萬所大學中的份額，高被引學者的分佈，博士生人數，高被引論文與國際專利數量，公私部門研發總支出，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規模，軍費支出規模，海軍艦艇的總噸位，航母和隱形戰機的數量，衞星導航系統，等等。上述各個指標都是美國第一，中國第二，而其它國家則（已經或者正在）與這兩者拉開巨大差距。

當然，還有一些指標，美國排在第一，而中國連第二還沒有排到。在這些指標上，某些經濟體排在中國之前。比如，對國際留學生的吸引力（英國），貨幣國際化份額（歐元、英鎊、日元），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法國），國際輿論場上的話語權（英國、俄羅斯），核彈頭數量（俄羅斯），飛機、高級機牀和芯片等高科技工業製成品（歐洲、日本）的設計生產能力，等等。

概括起來，我們不難發現，在大國競技場上，中國已經被世界上多數觀察者視為同美國一個量級的全能選手，而歐洲、日本和俄羅斯等玩家則是在個別指標上還能吃老本。中國領先的指標主要集中在硬件，而美國領先的指標主要集中在軟件；中國以規模取勝，而美國在高質量領域仍然有優勢；中國以增量追趕，而美國以存量見長；中美之間一旦脱鈎，美國目前領先的那些指標也將出現坍塌。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國已經超過美國的那些指標，未來美國追回來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國落後於美國的那些指標中，有許多可能在2035年之前陸續追趕上，比如GDP、財政開支、軍費開支、高科技投入等等。

我們一貫希望出現多極化局面，但是世界的現實可能正在向雙中心格局演進。我們過去所討論的全球化，是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然而雙中心格局的出現，使得原先的國內國際條件不復存在。

2011年夏，在一個國內學術會議上，我過早地提醒大家“‘美式全球化’已經終結，逆全球化時代正在悄然到來”，當時遭到了學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在鳳凰衞視的一檔電視節目中，我主張中國必須主動而有節奏地“去美國化”，結果發現自己不得不再次經歷“一人辯全場”的場景。2016年之後，由於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戰，贊同我判斷的學者越來越多。時至今日，連全球化最堅定的信奉者都已經動搖了他們的信心，因為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所奉行的政策仍然是與中國的“脱嵌”。

其實，讀過點世界史就不難明白，全球化是一種歷史性趨勢，曲折運動，有進有退，並與主導性帝國的興衰相伴而行。上一輪全球化發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間，當時是英帝國權勢的鼎盛時期，金本位、自由貿易和英國海軍優勢共同支撐了世界市場體系的開放與繁榮，但是那也恰恰是中國持續衰落和貧窮化的時期。1914年至1945年，這30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僅全球貿易佔GDP的比例持續下滑，而且整個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大蕭條和由此而來的貿易保護浪潮。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稱為“半球化”時代，也就是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體系：一個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另一個則是以蘇聯為主導的東方陣營體系。1979年之後的30年，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不斷擴張，而東方陣營體系則衰落瓦解直至被前者吸收，進入了美國的獨霸時代，這個過程可以被稱為“美式全球化”，或者説是整個世界的“美國化”。

剛剛過去的這一輪全球化浪潮伴隨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全球推廣，但是如今美國內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間出現了背離，導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轉。1979年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資本推動的，它在全球所創造的增量財富主要由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以及美國西海岸的高科技機構所獲得，但是這個世界上有些羣體成為利益受損者，比如英美白人藍領階級：30年來他們的名義收入沒怎麼漲，但是失業率、離婚率、破產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殺率都大幅上漲，這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輸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作為罪魁禍首的美國金融部門並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藉助量化寬鬆掙得更多紅利，這引發其他階級的普遍不滿。2016年，當白人藍領羣體試圖用民主賦予自己的選票來表達不滿、改變命運的時候，發生了英國脱歐和特朗普勝選這樣的政治黑天鵝事件。世界歷史告訴我們，貿易戰僅僅是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種常見症狀而已，此外通常還有思潮極化、強人政治，乃至大國戰爭等併發症。

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化時代的贏家之一，正因如此，許多人擔心全球化逆轉將不利於中國的繼續崛起。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屬於典型的刻舟求劍型思維。中國的成功之道在於與時俱進、鋭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認為的“中國是靠美國的幫助才發展起來”。全球經濟體系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開放本身並不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繁榮和富足，開放度與人均GDP之間沒有明確的相關性。東亞發展道路中的開放，其主要價值在於有力地促進了各自國內的改革，中國的國內改革也往往需要“以開放促改革”。全球化時代我們當然應該搞改革開放，那時的改革是向西方學習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那時的開放主要是向美國及其盟友開放。如今世易時移，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但這個新時代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獨立探索，而新時代的開放則是以我為主的、面向全球的開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只要我們應對得當，與時俱進，那麼每一個時代都可以是戰略機遇期。

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國權勢所塑造的世界市場體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否能夠實現？我認為那是緣木求魚。

在印度神話中，世上每個人都是梵天神夢境中的一個幻影，這個類比用以解釋全球化和“美帝”體系非常適切。做夢的主體是“美帝”，做的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夢，而所有的其他國家、企業、家庭、個人，都不過是這個夢境中的一個角色或場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消費市場為基礎的“美式全球化”體系中，其他經濟體的所有進步和努力，都會讓美元的購買力更加強大，而美元信用的創造是無窮的，信用擴張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儲備美元是有代價和限度的，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擴張卻可以是無窮的，與無窮相比，再大的一個絕對值其實都接近於零。因此只要這個體系在持續運轉，其他國家就不可能在規模和質量上真正超越美國，這是由全球化遊戲的結構和分工機制所決定的。二戰後，無論是蘇聯、日本還是歐盟，其經濟規模和競爭力都無法超越美國，原因即在於此。挑戰者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戰勝佔據了體系中心的霸權國的，因為你挑戰的不是霸權國本身的國民與國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內的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力量和資源。許多人誇大了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好處，卻不瞭解東亞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結構性缺陷和增長天花板，更是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給中華民族及其執政黨帶來的長期代價和政治安全風險。

我經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説，追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並從中牟利，如同從一個高息攬存的龐氏騙局中投資獲利一樣。你貪圖的是他付給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卻是你的本金。

世界市場體系的強大之處在於，短期內它可以帶給追隨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機會，但是長期看將會“消化”外圍追隨者中的異質文明，包括其制度、語言和組織體系。當年美國寄希望於通過接觸政策而和平演變中國，這種戰略自信不是毫無根據的。如同古羅馬時期的體系一樣，外圍國家的精英必然以講拉丁語（英語）為榮、以能夠移民至羅馬（美國）為家庭夢想。而要跳出這個體系也非常難，因為大多數的政府和領袖都難以承受離開體系的風險和困難。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國同盟結構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只是水中月、鏡中花。2012年之前，融入美國體系僅30年，中國先富起來的階層中某些人便紛紛轉移資產、轉換國籍；如果繼續隨波逐流300年，那麼漢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説社會的穩定了。每念及此，儘管我自己作為一個典型的國際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時代的不少好處，但內心總是深以民族前景為憂。

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為，其實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開了一扇機遇之窗。帝國的政治經濟學本質是槓桿，而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就是主動為“美帝”去槓桿。他以一種自殺式的瘋狂向全世界同時發難；以自鳴得意的食言而肥來營造不確定性從而牟取談判中的短期好處；用各種退羣和推倒重來以便讓這個時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稱之為牟取“違約紅利”：借了信用卡不還，你相當於得到一筆紅利，但是長期的代價將是昂貴的。他的這種倒行逆施相當於給全世界做“美國夢”的人們一個尖利的叫醒服務。正是在這樣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國為中心的輻輳結構正在發生快速變化，大國競爭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相互競爭的時代，或者説“半球化時代”。在兩個平行體系相互競爭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獨立並超越美國才是可能的，以我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機會。大禮不辭小讓，與這樣的戰略機遇相比，局部的損失還算得了什麼呢？

二、大國競爭的新格局

“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從文明發展的角度講，西方文明起源於古希臘羅馬的海洋文明，挾新教與羅馬教廷分庭抗禮之勢崛起於大航海時代，跑馬圈地控制了大洋航道和廣大殖民地市場。之後，西方世界以此為基礎孕育出了工業文明，給世界帶來了人均產出的歷史性增長。這是西方為世界所做的貢獻，也正是靠了這個“德”，他們才擁有了300年全球性帝國的統治地位，其中前200年中心在倫敦，後100年遷於北美華盛頓特區，這類似於中國歷史上西漢、東漢或者北宋、南宋的關係。

但是，所有的系統都會熵增，所有的王朝都會衰老。西方文明給世界帶來的不僅是工業化的福音，還有人道災難與慘重代價：販賣黑奴與鴉片，殺戮北美與澳洲原住民，對印度次大陸的奴役和剝削，對歐洲大陸國家的離岸制衡，對伊斯蘭世界的分而治之和狂轟濫炸。在上升期的帝國似乎無須為這些惡行承擔代價，而一旦進入帝國尾聲，則所有的負面後果和報復力量都會匯聚到一起，成為摧毀帝國基業的洪流。

霸權週期的餘波，仍然震顫着全球化時代競爭的大國，它也將隨着平行時代的到來，掀起大國競爭中的大變局。

羅馬式同盟的輻輳結構與格勞秀斯思想傳統曾經使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競爭中一度領先，卻也為自己埋下了盲目自信的伏筆，以至於竟沒能發覺與收益對等的風險——就像孟德斯鳩看到了羅馬輻輳體系開疆拓土、同化文明的無往不利，卻沒能看到霸權槓桿背後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險途。一位美國退休外交官曾與我探討國際格局，他強調美國依靠的是陣營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單打獨鬥，它可以調動的是全球各地盟友的總體資源而不僅僅是本土3.4億人的能力。而我則回敬他説：“美國的盟友體系本質上是利用自己的戰略信用給自己的國力加了槓桿，而槓桿是有代價的，你們一旦未能兑現對某盟友的安全承諾，就會失去對其他盟友的戰略信用，很可能會出現一夜之間眾叛親離的局面，類似於金融投資機構槓桿斷裂被強制平倉（Margin Call）的場景。一羣中小國家跟着你們鼓譟，能夠為你們壯聲勢，這在相對和平的時期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對抗風險大幅上升而輸贏難測的時候，尤其是當動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絕對戰爭風險進入人們視野的時候，它們就很難再相信你們能‘罩得住’了，因而你們也難以指望它們會願意為你們火中取栗。因此，這個同盟體系的功能類似於給自己服用安慰劑和鎮靜劑，其作用就是讓美國被虛假的信心所鼓勵，走向大國決鬥的大戰略陷阱。”

而格勞秀斯思想傳統在和康德思想傳統鬥爭中的一時勝利——從古希臘和古波斯之間的鬥爭到20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制度競爭和意識形態冷戰，使西方國家對制度改良不思進取，忽視了人類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的、與之對立的、帶有鮮明大陸色彩的制度和價值觀體系也有其實踐價值。格勞修斯思想傳統下的個體價值本位，它在政治上表現為選舉政治和三權分立，在經濟上表現為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注重自下而上的自由選擇；康德思想傳統則藴含着集體價值本位，它將社會或國家視為一個生命有機體，主張個體應服從整體的需要，強調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動員。前者在市場競爭中擁有優勢，後者在戰爭和危機應對中更佔上風。前者訴諸於人性中的貪婪趨利特質，通過因勢利導的市場分工和競爭，促進優勝劣汰和整體福利提升；後者則訴諸人性中的避害本能以及集體主義認同意識，通過組織動員來激發一個羣體的最大戰鬥力。在中國的春秋戰國史上，這一對矛盾曾經表現為齊國與秦國之間的競爭：齊國管仲利用市場力量來實現和平崛起，而秦國商鞅變法則強調嚴刑峻法與耕戰為本。最終，中國歷史演進的結果是秦國統一天下。

200年前，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英國以其船堅炮利打開了世界各國市場的大門，以此為基礎在英國吹響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號角（對市場同工業革命之間的關係，我的朋友文一教授已經有過非常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論述）。全球化的幸運兒美國繼承並發展了這一體系，通過WTO（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等一系列協定，擴大和深化了全球開放市場。與此同時，通過強勢美元政策和消費主義文化的培育，美國國內市場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這一市場對各類新奇而昂貴的商品的巨大胃口，成為美國科技創新的力量源泉，因為再昂貴的新奇產品，都可以在這個市場上找到足夠多的買家。

冷戰中跟着美國走的國家和跟着蘇聯走的國家，都搭上了科技創新的順風車，但是那些遊離在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則相對貧窮和艱難。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超級大國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每個體系的中心與外圍之間其實是一種共生關係，外圍雖然會遭受來自中心的某種形式的剝削和壓制，但是中心所汲取的一部分資源會轉化為知識進步、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然後通過貿易、投資和技術援助等形式反哺到外圍地區。換言之，外圍國家之所以願意跟你走，是因為你能不斷地帶領它們提升生產力水平。從這個角度看，決定一個體系競爭力和生命力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提供持續的科技進步和創新。而創新是高風險、高成本的事情，因而在工業化和資本積累完成之前奢談創新，就如同要求少年兒童去幹成年人的重體力活一樣，他們既幹不出成績，也不利於身體發育成長。

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中，或者説西方所能容忍的國際分工中，全球的研發類創新活動以前都集中在世界市場體系的中心或者準中心區域，包括美國、西北歐、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等地，而外圍國家負責中低端生產環節。因此，發展中國家從農村轉移出來的青壯年勞動力得到車間裏的工作崗位，而西方的大部分年輕人可以在大學畢業之後獲得寫字樓裏的體面工作。而在這種分工中，外圍國家的大學畢業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實在國內是無用武之地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果想讓自己的所學有所用的話，要麼在數量大大縮減了的軍工國企和科研機構中艱難度日，要麼像印度和俄羅斯的優秀科技人才一樣紛紛流向西方。

全球性大國對整個體系的貢獻，除了體現在它的科技與知識創新能力外，還體現在它為世界提供了一個開放性大市場，並以此為基礎，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與共享機制。所以，美國國內的大市場也成為美國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槓桿，因為世界各國都指望通過對美國的持續出口而獲得美元這一世界性貨幣。

當然，為了獲得和維持這種地位，美國也付出了代價，從最大工業國變為最大消費國，儲蓄率大大下降，貿易和財政的雙赤字不斷強化，中部白人的就業和產業成為犧牲品。也正因如此，後危機時代美國的市場開始逐漸轉向封閉，先是搞排除中國的TPP，後是搞高關税政策，破壞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並阻礙WTO機制運行。美國原本是全球開放市場的倡導者和維護者，如今正在變成一個反對者和攪局者。

後冷戰時代，從軍費開支來看，美國一家的軍費是排在其後的五六個國家的軍費之和。中國雖緊隨其後，但即便是從寬口徑計算，2020年的軍費開支也僅僅是美國的40%。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停留在存量的絕對值比較，而是考察軍費開支的重心和增長趨勢，那麼我們將獲得大不一樣的判斷。

三十年來，美軍的開支主要是維持其在伊斯蘭世界的漫長而無用的戰爭，而不是為即將到來的大國競爭做技術和裝備上的準備。也許是因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美軍的採購體系似乎遠比民政部門腐敗：以單價2000多美元的價格採購艦艇上用的咖啡壺，或者頻繁而無意義地調動軍艦，以便讓負責後勤的那位少將從菲律賓港口補給業務的承包商那裏獲得更多的雪茄和性賄賂。每年7000多億的軍費中也的確有一部分花在裝備研發上，但是美國軍事研發的焦點是如何在平叛作戰中儘可能地減小己方的傷亡。眾所周知，美軍在1960年到1972年的第二次越戰中之所以恥辱地敗退，不是因為任何戰役失敗，而是因為美軍的傷亡超出了美國民眾願意承擔的限度，從而使其遠征冒險失去國內政治基礎。正因如此，美軍在外征戰的一線部隊中，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非美國籍軍人，他們冒險服役的動機主要是獲得美國國籍。美軍在阿富汗等地也有嚴重的消極避戰行為，平時龜縮在巨型堡壘中，付費給當地的部落武裝以求保護。這類現象讓人不由得想起羅馬帝國後期的軍隊蠻族化過程。

眾所周知，戰爭不僅僅是裝備的比拼，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包括將領和各級官兵的能力、士氣和經驗，也包括軍隊的組織模式、戰略思想和後勤保障能力等。美軍在後冷戰時代的30年裏一直在作戰，似乎經驗豐富，人員、裝備和後勤之間磨合得都很好。但是在我看來，冷戰後30年美軍經歷的6場以巨大的技術優勢針對弱國、小國的軍事行動，與其説是在打仗，不如説是在打獵。打獵時，獵手基本無須擔心獵物的反殺能力，實在不行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打仗與打獵的根本差別在於，對手可能擁有比你更長久的戰爭史、更高的智力和更準的槍法。美軍習慣於對弱國、小國的侵略戰爭，這些經驗在戰爭早期和戰術層面上可能有幫助，但是也非常可能在戰略層面形成致命的誤導。

從美國財政開支結構來看，未來美國軍費增長嚴重缺乏空間。二戰以降，美國的軍費支出佔其聯邦財政開支的比例是持續萎縮的，這與大眾媒體所宣稱的“美帝”過度擴張或者窮兵黷武的説法相矛盾。“美帝”如果真的因為過度擴張而導致體力不支，只需要放棄擴張、休養生息便可以恢復元氣。但是我的研究發現，導致“美帝”體力不支的原因不是過度擴張，而是它的“內臟”上長了若干“惡性腫瘤”，持續地佔據越來越大比例的身體能量，擠壓了維持“帝國”運行所需的資源。世人皆知，長在美國身上的“腫瘤”是華爾街金融部門，它們盤踞在“美帝”的“腦部”，引發的金融泡沫和危機導致美國聯邦債務和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分別擴張了數萬億美元。但是美國還長了一個不太引人注意卻更加致命的“腫瘤”，那就是美國的醫療—醫保—醫藥系統。如果説華爾街帶來的禍害是脈衝式的泡沫和危機的話，那麼美國醫療—醫保—醫藥系統使美國就像患上了慢性中毒：美國聯邦財政開支中，這個系統佔據的比例越來越大，嚴重擠壓了美國聯邦政府維護其科技優勢和全球霸權所需投入的財政資源。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公私兩大部門在醫療—醫保—醫藥上耗資如此之大，其產出卻令人失望，因為美國人均壽命是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最低的之一。因此，美國國內政治競選捐贈的行業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恰好就是醫療、醫藥企業，排在第二位的才是華爾街，這並不令人驚訝。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有所調整，但這只是風格的切換而不是方向的扭轉。他們進一步確認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並試圖組建全球性的反華同盟來對付中國，對中國的貿易和技術制裁從“橫掃一大片”變成所謂“小院高牆”，精準打擊。一時之間，日本、歐盟和印度似乎都有所響應。這一態勢，讓有些朋友心裏發慌，擔心我們從此將被國際孤立，被隔絕於世界市場之外。但是在我看來，大國競爭新格局來臨，世界重新回到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相互競爭的時代，既是歷史運行的大勢所趨，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內在需要。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擅長打壓來自歐亞大陸的挑戰者，法蘭西、日耳曼、日本和俄羅斯等民族的興衰故事構成了300年來世界史的主線。西方世界也曾經有多次機會削弱和抑制中國的發展，但是隨着中國國力的上升，他們的陰謀沒能得逞。1949年之後的中國，遇到了奇妙的機緣：前30年學習了蘇聯的動員體制和社會組織能力，後30年學習了美國的市場經濟，從而成就了當今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蹟。通過學習蘇聯的動員體制和社會組織能力，積貧積弱的中國突然間煥發出強大的戰鬥力，在面對美國、英國、法國、印度、蘇聯、越南等地緣戰略對手的軍事衝突中捷報頻傳，其中一部分戰役堪稱世界戰略史上的經典案例。通過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的學習，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工業國、最大貿易國、最大債權國、最大消費市場。當然，這兩種從外部習得的體制基因相互之間仍存在一定的排異反應，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個30年的國內任務， 就是要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向更高水平。以中庸之道調和蘇聯與美國的“陰陽二氣”，由此實現蘇聯體制、美國體制、中國製度之間的“正題、反題與合題”的辯證關係。

2001年，美國小布什政府曾制定遏制中國的戰略計劃，但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使其轉移了戰略焦點；2011年前後，美國奧巴馬政府也曾制定了相當高明的TPP和重返東亞政策，試圖用高標準的貿易協定把中國擠出東亞供應鏈，但是特朗普的突然勝選導致TPP功虧一簣，而中國作為反制手段所推出的RCEP、中歐雙邊投資協定和“一帶一路”倡議則實現了後發先至。特朗普突然上台的背後，既有美國中部白人中產階級的憤怒，又有外部勢力的技術支持。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面對世界第一大製造國兼第一大消費國中國的崛起，西方世界已經喪失了20年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在英美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中是一個後來者，其對外經濟政策最初以模仿亞洲鄰國的出口導向型模式為主。但是2013年以來，中國開始揚棄這種發展模式中的重商主義元素，表現在人民幣匯率低估和低波動性政策已經悄然被均衡浮動匯率政策取代，由於中國人民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化干預基本退出，外匯儲備也不再增加。外資進入金融業的負面清單逐步清零，資本項目的管制也在漸進放鬆。貿易順差佔GDP的比例從接近10%逐步回落到2%的水平，甚至出現了季度性逆差。上海進口博覽會更是全球首創，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中國歡迎世界各國的商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是市場開放原則的新的維護者。

從需求側看，中國對國內進行了初步但卻是實質性的財富再分配，讓窮人獲得更多財富。一方面，不少貪腐人員被繩之以法，與之有關的資本被破產清算；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近1億貧困人口實現了全面脱貧。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遠遠高於富人，所以這種再分配非常有利於擴大國內總需求。

未來一系列因素會進一步放大中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一是中國經濟持續中速增長並以共同富裕的邏輯分配其成果；二是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的持續升值，其驅動因素是中國相對於美國更快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三是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的進一步擴容；四是電商向農村地區的進一步下沉和滲透。這些因素都將使得中國的市場規模相對於美國和歐盟的市場規模持續擴大。2035年至2050年之間的某個階段，中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將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之和。這樣一種預測聽起來很誇張，其實邏輯很簡單：消費市場主要取決於中等收入羣體的規模，而中國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擁有類似勞動能力的中等收入羣體未來將達到7億人以上，相當於美國、歐盟、日本同類人口規模之和。

正是因為中國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在各個製造業領域逐步完成了資本和技術積累，近年來我們的科技發明出現了井噴之勢：每年發表的科研論文數量超過美國，高被引論文和國際專利的數量接近美國，深圳成為全球硬件創新中心，華為、阿里和國家電網等大企業名列全球創新企業前列。華為在產業賽道上的成功反超，使他們突然發現自己來到了無人區，因而不得不投入巨資去搞最前沿的基礎科學研究，但這並不否定它最初對美歐企業的逆向工程和模仿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反而恰恰説明一個後發企業在逐步升級的過程中，其科研創新活動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新世紀以來的大專院校擴招政策也正在結出果實。每年470萬人左右的理工科畢業生規模，約等於美國、歐盟、日本、俄羅斯、印度等經濟體理工類畢業生總人數，而且我們大專院校的教學質量也在穩步提升。如此巨大規模的年輕工程師和高級技工的供給，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新一輪的工程師紅利，有效提升中國可貿易品（包括製成品和一部分服務）的設計品質、產品質量和用户體驗，也會帶來一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產消費者。從各國工程師的橫向比較來看，存量上美、歐、日仍然有優勢，但增量上中國則佔上風；工程師技能上，美、歐、日仍有優勢，但數量上中國則佔上風。後危機時代，中國互聯網軟硬件企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一大批中國頂尖人才不必再遠渡重洋漂泊他國，他們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就可以找到專業對口、薪酬可觀的工作崗位。正因為如此，最近十多年中國的專利和創新產品才有後來居上之勢。

隨着經濟發展水平與科技創新成果的不斷增長，平行競爭的戰略機遇逐漸向中國傾斜。在大國競爭拉開序幕之際，中方沒有同盟槓桿的負擔，而美方的槓桿率已經很高了，這源於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結伴不結盟”的國際交往原則的指導下，誕生了中朝“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關係”、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與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等大家耳熟能詳的雙邊關係，我們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夥伴網”覆蓋全球。未來一旦有必要，就“加槓桿”的空間而言，我們遠遠大於美國。

而美國讓中國和俄羅斯再次站在了一起，卻把日本和印度拉到了自己身邊，這是美國在外交和大戰略層面所犯的最大錯誤。關於中國、美國、俄羅斯三角關係，冷戰期間的戰略家們有過許多思考和論述。以我本人的研究來看，戰略三角關係中的制勝關鍵不在於絕對力量，而在於“相對較小威脅”的結構性身份帶來的安全與行動自由。過去50年間，美國有多位戰略思想家都曾指出，未來決不應出現美國一家同時對付中俄兩家的被動局面。但是，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出現了嚴重的意識形態傲慢和戰略自大，竟然將中國、俄羅斯這兩個有着宿怨的相鄰大國逼成了“背靠背”的戰略協作關係。大戰略史上不乏這樣的教訓：傲慢的大國從自身的宗教或者意識形態出發而不是從冷靜務實的現實主義戰略思維出發，最終導致戰略災難，今天的美國正在犯同樣的錯誤。

對於美國國運來説，日本和印度的加入有害無益。日本這個國傢俱有獨特的忠誠精神：它永遠忠誠於最強大的那個國家，因此在2035之後，隨着中美國力對比的變化，日本可能成為觸發美帝國體系“去槓桿”的關鍵變量。而印度的戰略傳統源自其謀略經典——考底利耶所著的《政事論》，其中的重要理念是利用別國之間的矛盾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向雙方索取好處。因此，印度精英如此概括他們的對外政策：與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剝洋葱，一層層地往裏剝會讓你覺得充滿希望，令你感動得淚流滿面，但是剝到最後是一無所有。金融常識告訴我們，未來美方面臨巨大的反轉風險，因為槓桿是有成本的，時間越長，盟友們向美國索取的“利息”就越多。當別國有意地針對其盟友體系中的弱者施加壓力的時候，或者充分利用其盟友之間的矛盾的時候，美國需要支付的代價將遠遠超過其從盟友身上獲得的好處。

《尚書》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天命思想”，精煉地説明了人心向背對政治的決定性作用。一國之內如此，國際社會亦然，因為全球性大國之間的競爭必然在世界市場體系、國際政治舞台和全球地緣格局中產生廣泛影響。平行時代裏，只有贏得全世界人心的國家，而不是拉着幾個小跟班耀武揚威的國家，才能在這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以自強圖發展，以鬥爭謀和平

平行時代的大國競爭是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的全方位競爭，如何應對這場大國競爭，需要我們堅定信心、轉變思維、以“鄰”為鑑。

首先，如果平行競爭的時代將持續30年，那麼前15年我們應該主動強化參與競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而後15年則應該戒驕戒躁，謙虛謹慎，並且注意給對手的生存留有餘地。

過去，中國社會中存在一些不自信的民眾，這一方面是受某些別有用心的、崇美恐美的言論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我們“不做大哥好多年”的不無關係。我們中華民族的主體人口，自明亡之後，已經有300多年沒有為天下掌舵了。1911年清帝遜位之後中華大地陷入了事實上的割據狀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雖恢復了初步的統一和主權，但並沒有成為一個獨立陣營的中心，而是處於世界舞台的邊緣地位，多數時候只能老老實實地向別人學習，亦步亦趨地追隨別人的方向。長久的邊緣狀態，使得這個國家的多數精英缺乏華夏祖先們所展示出來的那種自信和眼界。如今中華民族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們已經具備了相應的物質和能力基礎，現在差的就是與之匹配的自信、眼界和心胸，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早年所説的“心之力”。所以，2035年之前，在表面上看中國仍然處於相對劣勢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努力鼓起勇氣，敢於直面競爭和風險。

在我看來，競爭早期無須太多政策創新和戰略上的另闢蹊徑，而應充分借鑑美國、蘇聯的經驗和教訓，只是我們的規模比他們更大，質量比他們更高，速度比他們更快，（由於後發優勢而）犯的錯比他們更少。正如我在《中國為什麼有前途》一書的第一章中所詳述的那樣，過去500年大國權勢的更替過程中，存在創新與擴散的辯證法。下一代的領導國家在取代上一代霸主的時候，基本都是先學會後者所創新的核心內容，但是能以5到10倍的規模將對方壓倒或者邊緣化。至於中華民族對人類歷史進步做出巨大的貢獻，如科技和文明創新，是獲得主導性大國地位之後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競爭後期，我們恰恰需要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大國心態，因為我估計到2035年前後，中國的相對國力會經歷一個加速爆發的過程，而我們的競爭對手則可能在內政、外交、經濟、貨幣等各個方面經歷連鎖的“去槓桿”過程。假如事態真的如此發展，我們就需要再次喊出“太平洋足夠寬廣”的口號，展示出我們的胸襟與格局。歷史上，在明帝國早期，明成祖對元朝殘餘勢力韃靼（阿魯台部）等的清剿，導致破壞了北方草原的勢力均衡，為瓦剌部落的崛起掃除了障礙，從而為之後的長期戰略困境和明帝國的最終覆亡埋下了伏筆。我們要深刻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追求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一種“操之在我”的大國均衡與共生關係，而不是與其他所有人為敵的叢林狀態，也不是用我們的意識形態或者制度模式去改造別的國家，更不是擊敗對手時的酣暢淋漓。

其次，我們需要改變對貨幣與財富的認知，從貪婪而短視的重商主義中儘快走出來。

什麼是錢？只有把這個問題從底層邏輯上弄明白，一個體系的主導性國家才能做出恰當的頂層設計，以實現以我為主、相互促進的國內國際兩大循環。1971年之前，錢是貴金屬，而貴金屬的生產成本是很昂貴的。因此在貴金屬作為貨幣本位的時代，債權人擁有對債務人的約束性權力。但是1971年黃金非貨幣化之後，錢的源頭成了大國的本幣計價的主權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的相對地位被顛倒過來了。無錨貨幣時代下，本幣債不是問題，反而是向別國徵税的一個重要渠道。窮國積累的儲備越來越多，富國的債務率越來越高，而後者並未受到來自債權國的任何約束，關鍵原因在於定價貨幣是債務人自己的貨幣。

人欠欠人，你所掙到的錢一定是某個主體的負債。只要債務人不願意增加債務，整個世界就掙不到錢，因而最後的債務人就是整個世界的主宰。一個體系主導性大國的成功，是讓別的民族的政府、企業和個人都願意將積累的財富和未來的希望兑換成該大國發行的信用貨幣，從而讓別人的命運綁定在自己身上。如果是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或者金銀複本位時代，國家多攢點金銀有其政策價值，畢竟金銀的價值是相對穩定的。但是在1971年之後的無錨貨幣時代，用自己的年輕人的勞動和生命（時間），用本土的資源和環境，去換取別國可以零成本無窮創造的貨幣，這種行為不是貪婪而是愚蠢，因為你積累的是別國的主權信用，那麼積累得越多，你越是別國的附庸乃至殖民地。

假如中國是一個小國，不得不接受別人制定的遊戲規則，那麼為了便利，儲備一些美歐國債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作為一個被美國確認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國家，繼續大規模儲備美國國債就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外匯儲備不是黃金儲備，它不是肌肉，不是力量的象徵，而是自身血脈不暢導致的水腫。我在很多場合呼籲過，中國應該扭轉思維，將手中的外匯儲備歸零或者換成貴金屬儲備，並進而取代美國和歐盟成為全球最主要的債務人，當然，我們債務的定價貨幣必須是人民幣而不是美元、歐元或者黃金。

貧窮帶給人的傷害至少有兩輪；第一輪是匱乏帶來的痛苦；第二輪是心理上對匱乏的恐懼而導致行為的扭曲。有些人非理性地積攢金錢卻給自己招來風險，許多國家在初步發展之後民眾身材普遍發胖，其實都是曾經的匱乏感帶來的第二輪傷害。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同理。沉迷於重商主義的財富錯覺，將積攢金錢當作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這種曾經的匱乏感給國家帶來的二次傷害的主要表現。

一旦願意接受本幣計價的適度財政赤字，一旦願意放棄每年幾千億美元的貿易盈餘，一旦擺脱重商主義的貪愚給我們自己帶來的約束，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就會呈現數倍的擴張。如何用好這種持續擴張的市場力量？我認為應該有意識地通過RCEP這類多邊協定，將盡可能多的非美經濟體納入到以我為中心的貿易和投資軌道上來，確保更大範圍的國際市場儘可能地向我們的高科技商品和資本開放。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場的開放通常是雙向而不是單向的。我們要想重點發展哪個領域，就要努力獲得這個領域的全球市場準入權，而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體系中，這也意味着我們會主動或被動地放棄某些相對次要的可貿易品的生產。考慮到中國規模巨大而又快速老齡化的特殊人口國情，考慮到我們“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國際承諾，我們遲早會放棄許多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的產業。如果逆市場規律和比較優勢行事，我們不僅會浪費巨量的財政資源和機會成本，而且還會自斷生路：跟你走的那些國家無法從與你的關係中獲得好處，即便他們由於政治或者安全的原因而不得不停留在你的體系中，他們也無法消費你的高科技產品和服務，因為你不願意留一點生意給他們做。有一些朋友缺乏對社會科學尤其是市場原理的理解，憑着樸素的感情而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中國的企業家足夠努力，只要中國政府給的政策足夠好，我們就能把高中低端產業通吃下來，讓它們全部留在中國。這種思維，如同認為足夠大力地向上拉拽自己的頭髮就可以原地飛昇一般。

歸根結底，中國與西方兩個平行市場體系之間的競爭，比的是哪個體系的整體市場規模更大，哪個體系的內部分工更加充分，哪個體系的科技進步更快。兩個體系之間的競爭，不是兩個帶頭大哥之間的一對一決鬥，而是兩個球隊之間的團隊對抗賽。那些喜歡個人表演的獨行俠球星，儘管自己在整個賽季打得非常辛苦也非常出色，但是所在的球隊最終拿不到總冠軍，原因就在於他並不理解團隊競爭的含義，不知道如何帶隊。中國應該把引領整個體系技術進步的那些產業和核心技術抓在自己手中，而把其餘部分留給那些購買我們高科技產品的國家去做。當然，對於中低端的製造業，我們不是一放了之，一送了之，而是要通過“主權在人，治權在我”的海外產業新城，將它們配置到世界各地去，帶動外圍地區的發展，從而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們的外部市場搞得大大的，這就是我從2005年就已經提出的產業鏈編輯能力的應用。

最後，大國之間的長期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比的是各自國內政治經濟的健康穩定。我們一方面要持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提升中國國內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他國的教訓，在治理中克服國內矛盾和結構性缺陷。

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缺陷非常多，中國的學界已經有比較充分的研究。在我看來，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美國特殊的種族結構，他們自稱為民族大熔爐，但其實是一個種族“沙拉盤”，各個組成部分僅僅是靠財富和意識形態的“沙拉醬”攪拌在一起而已，並未真的“熔”為一體。我認為將來真正會導致美國社會分裂的不是黑人羣體，而是拉丁裔羣體，因為後者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宗教，而且增長速度遠高於其他族羣。美國兩黨各自的羣眾基礎已經出現越來越涇渭分明的差異：共和黨支持者基本都是白人，而民主黨內有色人種唱主角。二是美國的金融、醫療等利益集團對美國公共政策的綁架和對聯邦財政的吸血，導致美國財政狀況的惡化和貧富分化的加劇。三是美國兩黨分別被一些大金主通過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和非政府網絡所掌控，比如共和黨背後的科赫兄弟以及民主黨背後的索羅斯等人，這些人的操縱和博弈大大降低美國國家治理體系的質量和政策輸出的水平。四是處於歷史高位的貧富分化和互聯網媒體取代大眾傳媒的歷史進程，使得美國社會民粹主義盛行，普通民眾普遍堅信美國社會的精英在耍各種陰謀詭計來剝削自己，因此兩黨之間的矛盾進一步複雜化為四個派系之間的衝突：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民粹派，布什、切尼和麥康內爾等人為代表的共和黨建制派，桑德斯等人領導的民主黨民粹派，以及拜登和希拉里等人為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

許多人習慣於韜光養晦，這種策略在20世紀末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到了今天這種局面，如果再相信自己畫地為牢、消極防守就能歲月靜好、安然無恙，那就未免太自以為是、太單邊主義、太刻舟求劍了。我更主張軟硬兼施、攻守兼備，放開手腳敢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因為歷史反覆地告訴我們：只有通過鬥爭求和平，才能獲得可持續的、體面的和平。

是為序。

註釋[1] 關於中等收入和中產階級的定義方式，學界有很多爭論。我認為卡內基基金會的2015年的一項研究很有啓發：凡是擁有家用汽車或者類似生活水平的，就屬於廣義的中產階級。這個定義方法巧妙地避開了貨幣購買力的國家間差異和年份差異，具有較好的國際比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