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輪迴：大國如何能擺脱路徑依賴的宿命_風聞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貓哥的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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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農耕技術和豐厚的農業收益

很多人對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後耿耿於懷，也有很多人分析中國落後的原因：

比如文化原因啊，民族性原因啊，宗教原因啊，等等等等。

但其實都沒説到點子上，根本問題在於：

中國古代農耕技術太發達，讓農業種植獲得巨大的遠超古代歐洲的回報。

中國人處在舒適區中，沒有動力去向海洋探索，也沒動力去搞資本主義。

有人可能會覺得，農耕不就是種地麼？還要啥技術？

其實，把地種好，一點也不簡單。

第一是鍊鐵冶煉技術。

中國其實點出金屬冶煉科技樹很早，只不過早期青銅原材料獲取比較困難和昂貴。

所以大都用於祭祀禮器，民間普及有限，金屬農具的普及，要到鍊鐵技術進步之後了。

鍊鐵技術説白一點就是讓冶煉青銅的800度，通過用風箱提高吹氧量的方法，提高到1300度。

不要小瞧這區區1300度，它意味着煉出的鐵是液態的，可以從爐子中流出來，而且可以任意澆注成型。

這種模式讓鍊鐵成本一下子變成白菜價，不但可以迅速普及鐵質兵器，甚至可以普及鐵質農具和鋼製農具，淘汰石斧、石鐮、石耜以及青銅農具。

使用鐵農具，生產效率提高，糧食增產，國家才會強大。

歐洲雖然也有塊鍊鐵，但生鐵則13、14世紀才出現。

11世紀，北宋年產鐵十幾萬噸，而英國工業革命之後的1788年，鐵產量也只有6.8萬噸。

普利尼在《自然史》中記載：“雖然鐵的種類多而又多，但沒有一種能和從中國來的鋼相媲美的” 。

第二是壟耕種植法。

有了鐵質農具，才讓土地的深耕成為可能，才能挖土成溝，堆土成壟，壟耕種植法應運而生。

壟耕種植顧名思義，就是將莊稼成排種植在壟上，壟與壟之間要保持一定的間距。

壟的土地一般要比壟之間的溝略高（高度差根據作物的不同而不同，有些時候幾乎是平的）。

為什麼莊稼必須這樣種？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唯一能保證高產的種植方法。

首先這樣可以保證每株莊稼獨立成長，互不干擾，而且農民在給莊稼除草和間苗是在壟和壟之間行走，不會踩傷到莊稼；

其次，莊稼之間便於通風，不會腐爛；

再有這樣便於灌溉，澆水施肥效率很高。

當然，最神奇的是，壟和溝在兩季種植之間是互換的。

每季莊稼收穫完畢，要將田重新耕一遍，這時壟就變成了溝，溝就變成了壟。

這樣田地雖然每季都在種莊稼，但具體到每一壟土地實際上是輪流修耕，可以保證地力。

歐洲只有“三圃制”種植模式，兩塊耕作（不同農產品），一塊休耕。

這樣一來，每年實際能利用的土地也只有三分之二，其效率完全沒法和中國的壟耕種植相比。

這個壟耕種植法直到今天還廣泛運用。

在中國華北大平原，在美國西部大平原上整整齊齊成排地種植着小麥、大豆和玉米，而採用的耕種模式依然是中國古老的壟耕種植法。

毫不誇張地講，壟耕種植法是除了灌溉之外，農業高產最重要的保證。

第三是農機和牲畜。

後世學者總結，中國古代農業種植技術在各個方面都領先歐洲一大截，除了早於西方2000多年的壟耕種植法和鑄鐵炒鋼技術以及豎爐冶鐵技術之外，還有農業機械和牲畜使用。

中國很早就發明了耒耜，用耒耜來翻整土地，播種莊稼，進行農業生產。

後來，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人們又將耒耜發展成犁。

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和河南輝縣都出土過戰國時期的鐵犁鏵。

到了漢代，鐵犁已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土的作用。

歐洲一直比較缺乏帶犁壁的犁、種子條播機（耬車）和耘田工具等重要農具，導致農耕效率很低。

同時，中國為了驅動沉重的犁，在2500多年以前，就開始把牲畜力用到農業生產方面。

當時人們除了利用牲畜馱拉運輸外，並利用牛來幫助耕田和播種，耕牛比歐洲馬動力更有效，成本更低。

所以，由於古代中國種植技術全面領先古代歐洲，導致東西方農業種植收穫差距極大。

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農業種植收入是按照“種子產出比”計算的——也就是説，在田地裏撒下多少斤種子，未來收穫多少斤糧食有一個大致固定的比例。

在公元11世紀之前這個比例大致只有1:2左右，即使到了17世紀工業革命前夕，這個比例也不過1:4左右。

1:2左右是個什麼概念？

一畝地古代大致能播下20斤種子，那麼未來就只能收穫40斤糧食！

中國呢？

以秦朝的小米為主，一畝地大致需要20斤種子（現在只有十幾斤），而畝產就能達到240斤糧食！

按照“種子產出比”計算就是1:12，差不多是中世紀英國的6倍+！

到了後來甚至達到了1：20！

巨大的種植產出比，深遠影響了東西方歷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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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一與分裂

農業種植巨大的差距，對東西方政治、經濟造成了深刻影響。

首先我們看看東方。

在春秋時期，由於農業種植科技樹（液態鐵煉製技術與關聯壟耕種植法）還沒點開，農業種植收穫不高。

所以諸侯國國力有限，春秋就只能是爭霸，而無法滅國。

戰國時期農業種植科技樹點開之後，諸侯國國力大增，開始羣雄逐鹿，最後秦統一。

正是農業種植技術的提升，讓中國具備統一的條件，也能負擔一箇中央集權國家巨大的統治成本。

而在西方，由於農業種植技術低下，所以整個古代歐洲一直處於混亂與分裂狀態。

這種長期分裂的狀態導致歐洲地域差異發展成為文化差異與民族差異，文化差異與民族差異一旦形成，統一與融合就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

其實在中國春秋時期，其實地域的差異已經有演化成文化差異的跡象。

比如文字和語言。

在《戰國策》中曾經記載過一個故事，説的是“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樸。”

意思就是説鄭國人稱呼一種玉石為“璞”，而周王城的人則稱呼一種老鼠叫“樸”。

發音相同，但東西不同，便是鬧出了笑話。

各個諸侯國都有自己的文字、貨幣，如果這個階段延續太長時間，那麼不排除每個國家都會演變成一個獨特的民族。

中國也會像歐洲的法蘭克王國分裂成德、法、意大利一樣，分裂成不同的國家。

萬幸的是秦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才強行扭轉了中國分裂趨勢。

統一的文字、貨幣、度量衡成為了中國凝聚力的源泉。

為啥周天子只能搞分封制，秦朝就能搞中央集權？

根本原因就是農業種植的收入的差距****，這就是古代中國率先點開種植科技樹的紅利。

有紅利當然也有弊端。

中國古代農業種植能產生1:10—1:20的高額回報，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首先是地租高，土地資本收益高。

我們以明清時期為例，根據包世臣《安吳四種》記載：

在江南地區，“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鬥，抵米五斗”，但是地租收入是“最上每畝一石二斗”。

這麼算下來，地租收益大致是土地出產的40%。

如此高的收益率導致歷朝歷代土地兼併不但速度快，而且成為無法治理的頑疾。

歐洲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因為農業生產力差，收成少，為了不讓農民餓死，就不能讓農民交太高的地租。

舉個例子就明白了。

假設一年一個勞動力要吃500斤糧食，那麼按照中國40%地租來算，他就要生產1250斤糧食。

可是歐洲糧食產量低，只有300斤甚至200斤，那麼就必須降低地租，讓農民拿走大部分糧食不讓自己餓死。

根據研究英格蘭若干郡的27個莊園的檔案資料，統計了自13世紀末實行貨幣地租以來至16、17世紀之間的租金變化。

其結果表明，在這三百多年間，租金高的時候是1/6，低的時候只有1/18。

歐洲本來土地出產就低，地租佔比更低，所以，歐洲土地收益就完全無法與中國相比。

所以別覺得古代那些住城堡的領主多NB，其實也是窮嗖嗖的。

其次就是民間借貸利率極高。

因為土地產出高，在地租之外還有巨大的空間，所以中國古代民間借貸利率一直很高。

北宋王安石變法，其中有一個青苗法，就是政府提供較低的普惠型信貸給農民，降低農民借貸成本，提高農民收益。

但是這個被認為是普惠型優惠信貸年利率也高達30%。

在中國古代，民間借貸利率一般都在40%—60%左右。

政府税賦主要來自於土地，所以歷朝政府空前重視農業種植，與之對應的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在士農工商中排名最後。

第三是人口問題。

因為土地出產太高，所以古代中國人口增長極快，一般在200年左右的時間人口增長就能超過土地能夠承載的上限。

遇到對農業不利的氣候土地出產突然下降，疊加土地兼併的影響，就出現天下動盪，改朝換代。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週期律。

11世紀整個歐洲人口只有1500萬，同時代的中國北宋人口已經達到1.2億。

然後又歷經幾百年戰亂，明初人口又變成了幾千萬，到了200多年後的明末又達到2個億。

清初人口再次下降到幾千萬，歷經200多年，清末人口又達到4億。

歐洲人口飛速增長是13世紀之後，蒙古東征給歐洲帶去先進的鍊鐵技術與先進的種植技術，才帶來歐洲人口的快速增長。

哪怕如此，到了14世紀，歐洲人口才達到4500萬。

所以，就因為中國古代農業種植技術太發達，農業出產太高，所以整個民族形成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土地依賴症。

優秀的人才人生路徑就是讀書做官買地，資本圍繞土地流動，高利率抑制工商業發展。

加上商人社會地位低下等一系列因素，導致了最後的結果——

中國很難誕生資本主義，更不可能開啓大航海的時代。

可是西方和中國完全就是個相反的例子。

古代歐洲因為農業種植水平低下，導致土地出產很低，地租低，土地投資回報低。

所以資本更願意向工商業、金融領域流動與發展，也願意大航海去冒險。

歐洲大航海時代基本模式就是商人集資出海冒險，這個風險大，投資收益低大致平均只有10%左右，但是仍然有大批商人願意投資。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最鼎盛時期（壟斷東方的商業），其股票年回報率一般也只有20%左右，只有中國地租收益的一半。

大家想一想，假如你是中國的地主，是願意賣地收取穩定高額的地租，還是投資風險更大，收益不穩定並且耕地的航海工商業？

這就是中國古代歷史宿命——

農業種植技術太強大，反而讓整個國家與民族形成對土地的路徑依賴，讓西方率先開啓大航海時代，率先開啓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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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的氣運：新中國讓中華民族擺脱了對土地依賴症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在1993年憑藉其“路徑依賴”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簡單來説就是：

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不能輕易走出去。

在對土地的絕對依賴之下，資本主義發展註定是阻礙重重。

明末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未能成氣候，土地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資本圍繞土地而流動，民間借貸利率居高不下，都嚴重製約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

所以，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出現與發展，一直到農民起義、社會動盪、依賴土地的經濟結構被改變才開始。

我們看一組數字。

1854年太平天國爆發之前，江南地區生絲出產最高也就是2.5萬包。

到了1864年，短短十年時間，生絲出產就達到了8萬包。

可是沒過幾年，產量又再次降低到4萬包。

為什麼會如此？

就是因為1854年之後太平天國運動導致江南地區動盪不安，地租收益下降並且極其不穩定，資產才開始向工商業投資，生絲產量提升。

太平天國失敗之後，江南社會恢復穩定，資本又紛紛從工商業流入土地，導致江南生絲產量下跌。

所以，如果沒有經濟驅動，中國社會發展模式是很難發生變化的。

只有在戰亂動盪時期，工商業才能取得一絲髮展的縫隙。

但問題是，國家總歸是要穩定的，依賴農民起義或者戰亂來壓低土地收益，逼迫資本向工商業（製造業）流動終究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所以中國就這麼在黑暗中探索了上百年時間。

就在近代民族氣運沉淪到谷底的時候，是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華民族。

中國共產黨給出的方案有三個：

第一，土地革命與土地改革。

很多人都認為，實行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是為了摧毀封建土地制度，解決廣大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順應民心，爭取廣大人民支持來打贏戰爭。

這種認識沒有錯，但其實還有更深層次原因，那就是改變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模式。

地主階級為什麼要消滅？

不完全在於其剝削農民，也不完全在於其吝嗇，而是在於其自私、短視、愚蠢、保守。

很多收藏圈裏的網友都聽説過官銀、碎銀和私鑄銀元寶的區別。

這種私鑄的銀元寶，就是一些地主老財收上散碎的白銀之後，找鐵匠或銀匠給熔成好計算的銀元寶。

為了防盜，這種銀元寶有的高達上百斤，來了賊也偷不走。

看到沒？

地主們有了錢，選擇囤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消費和擴大再生產。

對地主來説，他們希望的是不停地兼併土地，讓更多的農民變成佃户。

然後拼命剝削，實現財富增值。

然後娶小妾生孩子，砸錢供子女讀書考功名，拿官身當家族護身符。

然後兼併更多土地，成為更大地主。

而佃户，則越窮越好，這樣才能對地主產生人身依附。

可地主的錢失去了流動性，也就不會再製造財富，就算能繼續在農村享受高回報的農業產出，對整個國家又有什麼益處？

社會經濟也會成為一潭死水。

相反，對國家來説，是希望產生的財富再投資的，實現財富增值，也希望農民不要被地主盤剝，農民有錢才會消費。

這樣才能拉動經濟增長，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繼續進步，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

前面説的青苗法，其實就是國家在無法撼動土地地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種農業經濟模式改革，希望能讓農民增加點消費能力。

但這就動了地主的蛋糕。

地方官員、中央閣老，本身也都是大地主，或者是大地主投資上位的。

他們隨便用點手段，都能把良法變成惡法，最終不僅青苗法失敗，王安石還背了黑鍋。

所以新中國要想發展，指望找地主們商量把錢、勞動力都解放出來，是不現實的，必須硬碰硬地消滅整個地主階級。

就像美國南北戰爭，找南方種植園主商量把奴隸都放了去北方工廠幹活現實嗎？

不現實。

那麼南方就必須被消滅，不消滅，美國發展工業化就沒有勞動力，也就沒有現在的美國。

所以通過土地革命和土改，才能徹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第二，土地公有制。

中國古代不是沒進行過“均田地”的農民起義，但均田地之後，你能攔得住災荒？生病？懶惰？賭博？

所以農民賣地是難免的，這樣土地就又會被兼併，形成新的地主，新的佃農。

當兼併到一定程度，又是一次改朝換代。

但是土地公有之後，情況就變了，所有人擁有的就只是公有土地的使用權，而沒有買賣的權利。

這樣就避免了投機地主不斷累積土地資源，地越來越多，其他人地越來越少的情況發生。

這就好比國家給每個人提供了一隻雞，你喂這隻雞，雞下的蛋歸你所有，你可以吃，也可以賣，但雞並不屬於你。

你要是把雞賣了，或者把別人的雞買了，對不起，違法了，雞的買賣不受法律保護。

誰會花錢買一個法律上不屬於你的東西呢？

這樣一來，就徹底切斷了資本向土地流動的希望。

資本想要增值，就只能進入城市，投入製造業和工商業，這就是政策引導下的資本流動。

第三，幹掉食利階層。

前期的工農蘇維埃政權和武裝割據政權時期，選擇打土豪分田地，消滅了食利階層，獲得賦税與地租，擁有與統治階層對抗的力量。

但是建國後，雖然地主都消滅了，可是因為人身上對食利的渴望，總是埋着產生新地主的可能。

於是國家想了個辦法，不想讓出現食利階層，那麼讓種地無利可圖不就行了麼？

所以中國借鑑蘇聯人為地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的方法，實行了統銷統購政策。

國家每年給予農民一定的糧食徵收指標，且規定徵收價格（價格是低於自由市場下的價格的）。

然後把徵收的糧食去供應城市使用，保證城市的工業化可以正常運轉。

城市的工業品，則以高於實際價值的價格賣給農民。

雖然這種工農剪刀差傷害了農民的利益，但為了長遠利益，不得不犧牲眼前的利益。

而且更關鍵的是，這種模式，防止了土地兼併的復辟。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這種剪刀差之下，土地兼併幾乎無利可圖。

你就算拿到再多土地，在農產品價格上不去的情況下，又能獲利多少呢？

相反，你如果去城市裏打工，或者做點小買賣、入股一個工廠，帶來的獲利要遠遠高於你去兼併土地。

過去農民是如何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土地兼併，如今農民就會如何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去湧入城市。

這樣一來，不僅解決了土地問題，而且還解決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勞動力需求問題。

第四，掃盲政策。

在農業經濟時代，為什麼地主能把人鎖死在農村？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統治者為了穩固統治搞的愚民政策。

簡單來説，就是壟斷知識。

一個人的知識越多，想法越多，越不安分，知識越少，想法越少，越能一輩子待在農村。

就像那個“放羊幹啥？—賺錢—賺錢幹啥？—娶媳婦—娶媳婦幹啥？—生娃—生娃幹啥？讓他放羊”的段子一樣，一輩子給地主當佃户。

所以提高獲得知識門檻，讓人的思想僵化麻木，是維持古代土地經濟穩定的必要手段。

但這種模式，並不適合想搞工業化的新中國。

畢竟，一個充斥着文盲的國家，如何能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如何能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實現強國之夢呢？

所以，要搞工業化，必須要先掃盲！

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

再加上義務教育機制的建立、發展和普及、完善，不僅消除了大批文盲，而且從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產生的渠道。

就這樣，中國花了幾十年給農民脱盲、建立全民教育體系。

又花了幾十年，讓農民從學機牀、學冶金、學採礦，乃至學推土機挖掘機等等開始，慢慢建立起龐大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出了大量的、合格的產業工人。

如果沒有國家的大力推進，如今的中國人大多數或許會在農村重複上一輩的生活，沒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

可隨着掃盲運動，中國農民明白了人生還有着更多的可能。

也讓農民有了接觸更多技術的可能，也將他們對體力勞動的刻板思想逐漸向腦力勞動和技術勞動轉變。

當一個農村人也能用手機搞直播，也能用微信支付寶來收款，就充分證明中國過去維持了幾千年的土地經濟模式依賴，徹底不復存在了。

你看，新中國就是通過土地公有制打破農村經濟基礎，通過統購統銷來倒逼資本前往城市，通過掃盲運動來吸引更多的人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成為工人，這才徹底改變了過去幾千年的土地路徑依賴。

在沒有搞侵略擴張，沒有搞羊吃人，沒有搞殖民地經濟的情況下，仍然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取得了如今如此的輝煌成就。

當然，在這個擺脱路徑依賴的過程中，中國經歷了刮骨療傷的陣痛。

整整一代人付出巨大的代價，但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這些代價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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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的國運與路徑依賴的宿命

和中國幾千年的文明相比，美國只有兩三百年曆史。

雖然只有這麼一點時間，但是美國同樣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症。

美國的崛起，其實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它抓住了尾巴，第二次工業革命又全程參與，還抓住戰爭機遇，兩次世界大戰中戰火都沒有燒到美國本土。

不僅讓美國有了充足的發育時間和發育機會，還在戰爭中發了大量戰爭財，完成了原始積累。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戰爭前後很多西方人來到美國致富和發展，這給美國發展帶來很多技術學術人才。

結果就是美國的工業實力發展極快。

1894年，美國的工業生產總值首次超越了英國，成為了資本主義頭號工業強國。

在這種工業實力的加持下，二戰中美國一共生產了8.6萬輛各型坦克、300萬輛車輛、29.7萬架各型戰機、8800多艘各型戰艦、5600多艘的大型商船等等，產能堪稱變態。

本來美國可以靠這種製造業優勢獨步天下，但隨着美元替代英鎊成為全球主要結算貨幣，金融資本迅速擴張，一切都不一樣了。

金融的特點就是流動快，產出高，收益遠遠超過苦哈哈的製造業。

如果二者能通過政府調控來相互促進，製造業當金融業的根基，金融業為製造業提供活水，那倒是相得益彰。

但美國的金融業卻漸漸失去了自我，甚至變成了與實體經濟搶奪資源的存在。

打個比方，金融為主的環境中，金融部門為了業績，只會大力創新金融產品，形成越來越複雜的金融產品體。

累加槓桿後金融收益大大增加，當金融業利潤遠遠高於實體經濟的時候，就會對實體經濟的人才、資金、資源形成虹吸效應。

最終造成金融業虛胖、實體經濟枯萎。

這很容易理解。

比如一個製造業老闆拿到了一筆投資，本來是用來擴大再生產的，結果折騰了一年，發現還沒有投資金融市場賺的錢多。

如果是你，你會選擇什麼？

當然是投入資本市場了。

這筆資金本來應該是從金融機構來去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但現在又回到了金融體系裏進行體內循環，這就脱離了金融的本意。

製造業長期得不到資金支持，只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日益萎縮。

這時候，就算金融資產價格膨脹好幾倍，對生產和實體經濟又有什麼幫助呢？

所以別看這些年美國GDP雖然一直是世界第一，但其中金融和金融衍生的律師、會計等服務業產值卻達到了18.4萬億美元，一下子就佔據了美國2021年GDP23萬億美元的80%。

與之相對的，是製造業全面拉跨。

1970年，美國製造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4.3％，而現在，只有不到12%了，始終不到50年前的水平。

從橫向比較看，美國製造業佔全球製造業的規模萎縮。

美國製造業佔世界份額從1970年40％下降至17.4％。

現在美國除了軍工業，其他的製造業基本上都沒了。

製造業不行，那靠什麼實現經濟增長呢？

美國人靠的是一套非常複雜的金融工具，玩“印鈔+債務驅動經濟增長”模式。

一方面印鈔收割全球，一方面借錢搞投資，寅吃卯糧。

這種模式好處很明顯，但壞處同樣很大。

金融市場已經尾大不掉，在不健康的經濟模式下，美國已經陷入了金融推動經濟的路徑依賴。

憑藉美元的霸權地位和曾經一度穩定的環境和良好預期，美國這種金融遊戲這麼玩下去沒啥問題。

但一旦遇到疫情、俄烏衝突、能源危機導致通脹這樣的黑天鵝事件，就會引發全面的危機。

咋辦呢？

既然金融已經成為立國之本了，那就繼續路徑依賴，從金融上解決吧！

美聯儲開動印鈔機直接印鈔5萬億美元，然後3年狂借美債8.4萬億。

不但挽救了美國經濟，還造就了美國經濟的強勁復甦，甚至還拉開了與中國的GDP差距。

這種直接印錢和借錢就能創造GDP的模式實在太爽來得太快了。

但是美國現在也開始受到印鈔和借債的反噬，包括通脹危機、債務危機等等。

這麼搞的問題難道沒人看出來嗎？

當然有。

我們看看特朗普的製造業迴流、拜登的拱火俄烏和台海，都是美國看到金融遊戲缺陷後作出的彌補手段，想讓資本和產業迴流美國。

這些手段不能説一點用沒有，但只能説想法很美好，效果很骨感。

就像飲鴆止渴一樣，看似能解決一些問題，但可能給長遠帶來更多問題。

現在美聯儲把政策工具用的差不多了，陷入滯漲是大概率的事情。

如果美國選擇進行一場革命，徹底清算金融集團，擺脱金融立國的路徑依賴，把金融集團的錢都拿出來研發科技、投入製造業。

以上千萬人失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動盪、暴動為代價，打造一個新美國，那麼美國還有點機會擺脱路徑依賴的問題。

但是美國又是一個移民國家，本身缺乏歷史沉澱與文化凝聚力，所以美國要搞一場席捲全社會的革命，搞不好國家就分崩離析了。

所以，美國人也只能眼睜睜看着美國滑向崩潰的深淵。

美國不是中國，中國因土地而興，站上世界巔峯，同時也產生嚴重的土地路徑依賴症，衰落到谷底。

是新中國通過刮骨療傷，以巨大的代價，脱胎換骨的二次重生才擺脱這個土地依賴症，走上製造業立國之路。

美國有改變路徑依賴的可能嗎？

沒有。

所以美國註定因金融而興，因金融而衰落。

這大概就是美國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