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斷親”｜編輯部聊天室_風聞

第86期主持人 | 徐魯青

“我做得非常堅決，微信不回，問候不發，祝福更是從沒有。有時候親戚提出想來我家小住，或者打電話找我幫忙，我都會直接拒絕。”

在近期《三聯生活週刊》一篇題為 《33歲，我帶着父母一起“斷親”》 的熱文中，居住在大城市、從事文藝工作的作者關於“斷親”的自述引發了許多人的共鳴轉發。“斷親”的概念出自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胡小武的論文《青年“斷親”：何以發生？何去何從》，它被定義為人們幾乎不同二代以內的親戚互動和交往的一種現象。這篇論文提到，如今年輕人與親戚的聯繫越來越少，大多數30歲以下的年輕人“偶爾與親戚有聯繫”，而18歲以下的調查者則大多“基本不怎麼與親戚聯繫”。

這份研究結果並不讓我感到驚訝。不管是身邊的同齡人還是自己，也早就和父母以外大多數親戚幾乎沒有了交往，連微信好友都很少加，只有在過年回家時草草説幾句話，面對着來自生活經驗差異巨大、邊界感較弱的長輩説教，每年幾乎要靠倒數逃脱時間來捱過這些場面。對我來説，血緣遠近幾乎和關係親疏無關。當親屬關係不再是重要的社會支持網絡的時候，我也會有意識去建構以趣緣和位置為基礎的支持系統，我知道在未來大多時候，陪伴我的更可能是朋友、同事，甚至同一層樓的鄰居們。

當血緣無關親近潘文捷：每次回到縣城老家，我總會感受到家族的力量，同時也感受到父權制家庭的束縛。你會感到很多老一輩覺得自己是絕對真理，“怎麼可以這麼和長輩説話”一句話就可以噎死所有討論。

最近讀到《文學中的人生進化課》，華東政法大學文學教授杜素娟在分析《雷雨》時説，周樸園這個角色原本堅決和女僕戀愛，如果放到巴金的書裏，真可謂是個進步青年，而且上了年紀以後，他其實也挺愛孩子的，雖然表現得有點拙劣。可是，怎麼到頭來，給孩子們的感覺就只剩下壓制、控制、威嚴，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呢？問題在於社會對父親的定義。

在中國文化裏，父親就是要掌控全家的人。其實身處在父權制家庭中的每個人，哪怕不是那個“父親”，都會受到這種文化的荼毒，比如長輩會覺得小輩就應該聽話，兒子覺得妹妹就應該為我做出犧牲。“斷親”是主動遠離那種有毒的環境，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心理上的“弒父”。

董子琪：What？周樸園是進步青年？還可以這麼比較啊？

沒有想要特意去“斷親”，但事實上因為生活環境的遠離，聯絡得已經越來越少了，尤其這幾年過年回去得少，斷不斷的都冷淡得差不多了，以至於收到姑姑的紅包都覺得不好意思，好像紅包是唯一聯結侄女和姑媽關係的紐帶了，只有錢才能收買我對她的姑姑身份的認可。不過，因為生了小孩的緣故，表姐表妹家的嬰兒物品倒是經常往我這裏運送，代代相傳的嬰兒服、小花被、嬰兒車都能體現我們親緣的緊密相依。討論育兒大概能拉近距離吧，表姊妹又能從育兒聊到婚姻事業種種，像真正的大人一樣對話。

讀童話《柳林風聲》諾頓註解本讀出了同感——裏面説，鼴鼠從家出發，在遠方得到和解。這不也是我所經歷的生命歷程嗎？起初像小鼴鼠一樣，從狹窄的洞穴中走出，想要掙脱家庭和親人的説教、捆綁，經過冒險的旅程，終於抵達了遠方，卻在這裏重新發現故鄉。現在的我已經到了和當年的姨媽姑媽差不多的年紀，卻遠遠沒有她們慈愛、會照顧人，但多少也體會到了身為母親和長輩的心情。想起大年夜鞭炮響起時姑姑用綿綿的雙手嚴絲合縫地捂住我耳朵，還有姨媽跑到我家裏一邊數落我爸一邊旋風似地打掃衞生。比起女性長輩，我的生活要更簡單、更輕拿輕放，或者説更缺乏情感？

尹清露：我覺得“斷親”有可能是雙向的。幾年前寫過一篇返鄉青年回家過年的稿子，採訪對象説每次回家親戚們的煩心事都很多，比如孩子找不到好工作，這與他們對子女二十四五歲成家的願望太遠了，因而心照不宣地不提相聚的事。孩子代表着希望，是凝聚家人的縫合劑，當孩子長大並倍感失落，作為長輩也不好受吧。

這也讓我想起蔣在的小説集《飛往温哥華》，裏面人的關係就十分隔膜。中年母親獨自飛去加拿大，陪患有抑鬱症的兒子租房，母子倆都很窮，好像也根本不存在親戚這回事。她看到路過的情侶都會黯然神傷：如果兒子能談個戀愛，或許就不會生病了。雖然寫的是異國經驗，讀起來卻莫名很熟悉。

《飛往温哥華》蔣在 著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就我和周圍人的經驗來看，平時我們需要即時的撫慰、建議或者資源互換，而這些社會性支持不要説親戚了，連親近如父母也難以給予。另外，人類學者Marilyn Strathern認為，親緣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基因繼承的層面，另一個是知識層面。孩子自己構建的知識世界會導致和親屬的分離，但他們為了在信息更迭的社會上存活又必須這樣做。而隨着凍卵等技術的發展，我們已經在逐漸步入前者不如後者重要、DNA與親密感越來越無關的時代，所以年輕人和親戚關係變淡大概也是一種必然。

徐魯青：我對清露提及的知識構成如何影響親屬分離還蠻有感觸的。每次和親戚溝通，最大感受是發現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和我非常不一樣，似乎還活在20年前的場景裏。比如覺得十點之後的街道會很危險，但實際上現在十點鐘很多人才剛加完班；比如認定一旦拿到博士學位，就可以一勞永逸當大學教授，但現實裏很多隻能籤研究員合同工。

年長的親戚們因為根本無從意識到已經和現在的世界脱節，又自信於更年長就可以為後代指點方向，所以總是説出一些啼笑皆非的建議。我常常在感到生氣的時候有悲哀也內疚，我也是在信息邊緣的世界出生長大的人，現在成了拼命想理解信息更迭並迎頭跟上的人，但我已經沒有餘力再告訴他們自己認識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了。

“斷親”是進步還是問題？徐魯青：一則媒體採訪提到了年輕人“斷親”的想法——“當你沒有價值的時候，你也不要想去利用別人。”“有求於人的時候，她一般都用錢解決，極少借用人情。”我們該怎麼看待“斷親”所強調的“邊界感”呢？雖然邊界感為我們帶來了個人生活的便利，但現代社會交往中會不會有過分強調邊界感的傾向？這是否會導向另一種由交換主導的人際冷漠？研究“斷親”現象的胡小武也在採訪中提到，在割斷親緣網絡體系後，人們需要建構屬於自己的社會資本網絡，這種建構的模式理論上來講會更加理性。

林子人：前些年每到春節，互聯網上就會出現關於“過年回家”的吐槽，現在年輕人是直接“斷親”了嗎？青年學者羅雅琳對“過年回家”集體吐槽現象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年輕人在談“邊界感”的時候，到底在表達什麼：它是一種為適應原子化的陌生人社會而出現的現代價值觀，它是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輕人反擊父輩的唯一武器——年輕人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都市新窮人”，如今的“斷親”敍事與其説是傳統故事模板中的“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六親不認”，不如説是對強勢的、有更雄厚經濟基礎和更穩固社會地位的“小城中產”親戚懷有某種抗拒情緒。

有“斷親”的年輕人在接受採訪時説，“當你沒有價值的時候，你也不要想去利用別人”。這句話中就流露出了經濟實力、社會資源不對等中“我”的窘迫，而所謂的“維護邊界感”，不過是用“尊重個人空間”這一絕對正確的現代價值觀掩飾自己的失落罷了。

“斷親”現象還讓我想到了NHK的《三十不立》。那本書中提到，經歷了經濟冰河期就業形勢不斷惡化的日本“三十代”（30多歲的羣體）中，出現了一羣切斷了所有親友聯繫，即使流落街頭甚至孤獨死都不願向親友求助的人。調查記者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個越來越強調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社會里，那些年輕人內化了“自我責任論”，無法憑藉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中站穩腳跟——即使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問題——讓他們深感羞恥，是這種羞恥心阻止了他們向他人求助。

《三十不立》[日] NHK現代特寫節目錄制組 著 馬惠 譯譯文紀實·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09再回到“斷親”這個出現於中國社會的問題來看，我們且拋開綿密的熟人社會對個體意志的壓抑這一層不談（年輕人因此希望與親戚們劃清界限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斷親”現象之下，是否也有經濟焦慮的原因呢？《收入不平等》提出，當經濟不平等越來越嚴重，人們會因為不斷增長的社會評價威脅而退出公共生活，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增大，人們會越來越自我封閉，左鄰右舍的關係會疏遠，人們會因為擔心自己遭遇負面評價而傾向於“離羣索居”。當“斷親”不再是一個新奇的現象，而是一個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現象時，它值得我們警惕，因為這一定意味着整個社會出現了某些問題。

徐魯青：我倒覺得，有的斷親不一定是窘迫的年輕人對更強勢的“小城中產”親戚感到抗拒。很多時候，在城市裏發展較好中青年們也會選擇和更弱勢的親屬斷絕關係，即便如此，這種故事套用為“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六親不認”也是不妥當的。

人和人的關係太複雜了，更多的時候牽連着情緒、情境、説不清道不明的偶然性，只涉及到權力高低的描畫或許是不夠的。華中師範大學的文學院教授戴建業曾拍過一期講斷親的視頻，他認為“斷親”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為當代社會的親疏關係不應該由血緣決定。我同意血緣與親疏的弱相關是現代性的特徵之一，也解放了我們的情感關係，但總覺得人們越來越頻繁地提及“斷”“邊界”“個人空間”，這自由裏也充斥無奈，對關係的理解除了“斷”與“連”、“親”和“厭”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想象的可能？

來源：界面新聞-思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