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戛納，中國影人能夠關注什麼？_風聞

暌違多年，在剛剛落幕的第7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上，終於又出現了不少活躍的中國面孔。在這個全球最大的電影交易市場上，來自中國的影人們正在向世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

由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主辦的中國青年電影全球推廣計劃，挑選了《臍帶》《何處生長》《獨行月球》《屋頂足球》四部影片，登陸今年的戛納電影節電影市場。這不僅幫助四部作品有更多的機會與全世界的觀眾見面，同時也是主創團隊與國際影人建立交流的珍貴時刻。多場不同主題的論壇與交流會，記錄下了國內外優秀影人的獨特視角與行業經驗。

同樣的話題或許在國內的許多電影節展也曾被無數次地探討，但戛納國際交流的背景下仍舊迸發出了不一樣的火花，而這些內容對於國內從業者的發展道路以及產業的發展方向，或許也能帶來一定的啓示。

青年影人融資難，全世界都一樣

國內創投活動遍地開花，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幫助青年影人解決融資難這一頭號難題。在沒有足夠説服力的市場代表作或者進入系統之前，這毫無疑問是卡在青年影人面前最大的一座山頭，即便在電影工業十分成熟的美國也是一樣。

來自美國的編劇、導演、演員Julie Sharbutt提到，年輕的美國導演經常抱怨找到融資有多麼困難，而且這一困境在這些年當中還在發生變化，“過去的方式是，把全部心血、金錢和才華投入一部特色電影中，讓它成為你的敲門磚，現在變成了，你必須多次證明自己是一個出色的故事講述者。”

因此，除了依賴一些當地政府提供的電影拍攝激勵措施之外，美國的年輕人電影人往往需要自行融資，一次又一次地建立並維繫與潛在投資者的人脈關係。一個在美國流行的説法是，“要找到你的首部獨立電影，與牙醫交朋友是個好辦法，因為他們通常有可支配的收入且有些無聊。”

創投的機會並非沒有，但競爭格外激烈。導演、製片人Jacqueline Elyse Rosenthal表示，在美國，青年導演尋找類似的創投平台和基金支持是比較難的。“比如我們參加一個寫作比賽，有很多競爭者，可能贏兩三個這樣的比賽才能獲得十萬美元的資助。”Jacqueline提到自己曾拍攝過一部短片，為了籌資發出了大約400封個性化的電子郵件。在她的理念中，雖然這樣的工作非常麻煩且難為情，但這是值得的，因為這是一種互動關係的開始，“我們需要有一個自己的人際關係網。”

而對於國內的創作者來説，至少各類創投活動或扶持計劃給有才華的年輕導演進入體系的機會要多得多。《臍帶》的導演喬思雪就提到，“以前需要敲門求資金，而現在有許多創投平台可供年輕導演選擇。80後的導演們用出售房產的方式來拍攝他們的處女作，而現在有很多經驗豐富的製作公司與我們一同成長，這對我們來説非常有幫助。”

當然，這些扶持手段也還存在着不少侷限性，比如對導演之外工種的忽略。在製片人黃茂昌看來，對於青年製片人的培養，就是目前國內不夠關注的部分，“一個青年影人怎麼開始學習，再把電影帶到戛納，有國際視野的製片人和導演同樣重要。”

同時，國際合拍對於青年導演來説也是一條可行的道路，但目前仍未被足夠重視，黃茂昌表示，它的缺點是花費的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我不是建議每一個青年導演都這樣做。不過對於有一些項目來説，和不同的國家合作，走國際發行會比較好，對於進入國外節展也是有一定幫助的。”

因此，在培養新人方面，國內雖平台越來越多、機會越來越多，但仍需要拓展更多路徑、覆蓋更多工種、提升資金來源於各行各業的可能性。

女性論壇上，希望未來不要有女性論壇

女性的身影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影行業當中，不光是在中國，全世界範圍內亦是如此。

美國著名演員，製片人Isabella Blake-Thomas提到，在美國，片場上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擔任各種職位，“雖然還不夠理想，但在過去的15年裏，我注意到這種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變。”

在法國，也有越來越多女性成員組成的劇組班底，而這有賴於當地的福利政策。來自法國的製片人Vanessa Djian透露，“當你的劇組中有50%是女性時，你可以享受退税的福利，拿到更多資金，這給法國的電影行業帶來了很大的改變。”

幾位中國的青年影人都提到，在國內，不論是影視院校中的同學還是創投活動中的入圍者，女性的比例都在肉眼可見地提升。

從業人數增加了，可從業過程中仍然會面對男性從業者所不會遭遇到的問題，比如對於大項目的支配權，Vanessa表示，“在法國，當藝術預算很高時，沒有很多女性創作者在做，高預算總是留給男性創作者。”

不僅如此，Vanessa還注意到，大量的項目是通過與製片人、導演和作家們一起吃晚餐建立起人脈聯繫來促成的，而女性在這樣的傳統路徑下未必有足夠的優勢以建立人脈聯繫。於是Vanessa每年在電影節期間，都會舉辦一個女性聚會，“比如正常的晚宴是八點半開始，而在前兩個小時的時候，我只會讓女性影人進場交流。女性之間的這種奇妙鏈接能夠帶來很多能量和很多出奇意料的項目。”

又或者，所謂工作與家庭如何平衡的話題，在演員姚晨看來，這是男性工作者完全無需困擾的，“在我們的影視生態環境中，當一個男演員有了孩子，可能對事業沒有任何影響，反而會收到更多讚譽，有父親光環，顯得非常有責任感。反觀女演員，在有了孩子之後再回到職場時，人們會來挑剔她在外形上的改變，胖瘦老醜等，可能對很多人不具備吸引力。這是轉向生理上的看法，而不是精神層面的。”

而這卻是幾乎在每個女性影人論壇中都需要被反覆提起的話題，這也是女性影人在產業中所處位置的一大側寫——很大程度上，男性影人蔘與的討論往往是去性別化的，而女性影人論壇中則無法不談論基於女性的處境而產生的獨有話題。

與會嘉賓幾乎都表達出了，對女性影人未來發展最大的願景就是不再需要有這樣特殊化的話題與論壇出現。《小白船》的導演耿子涵認為，“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努力，做女性題材電影還是女性運動和論壇等，都是為了讓這個話題不再成為一個話題。”姚晨則表示，她希望能參加一個男性論壇，聽到他們探討如何能更好地瞭解女性。海清更是直言不諱，“我希望女性論壇這個詞能取消。”

本質上，女性影人在電影行業的境況相比從前已經在發生轉變，但還有更多隱性的障礙需要被克服，來自制度，來自觀念，來自結構。畢竟，女性所代表的不只是女性，誠如海清所言，“女性只是第一個被看到的，很明顯失衡的代表。而除了女性，還有老人，小孩等弱勢羣體。如果第一個問題不被看到和不被支持，其他一系列的問題都會接踵而至。”

國際合作的視野不能只靠個人打開

客觀地説，儘管國內電影市場仍處於恢復期，但龐大的人口基數仍支撐着它冠絕全球的票房潛力，這是不少國際影人共同提及且豔羨的部分。或許也正因如此，國內的電影創作者更多時候考慮的都是向內挖掘本土觀眾對電影的喜好，而鮮少研究國際觀眾和國際市場，並嘗試做出同樣適配於國際傳播的創作。

Trinity Filmed Entertainment公司聯合創始人、執行總監塞德里克·貝雷爾就指出了這一點，“我覺得中國有很多製片人很瞭解自己的本土市場，他們做得很好並且也知道該怎麼做，但是他們不太瞭解國際市場的運作模式。”

具體而言，比如發行模式上國內外就有巨大差異，如果不瞭解並適應，必然會使得國際傳播受限。塞德里克分析道，中國市場的發行時間很短，可能在發行前都沒有聽過它的預告。而在西方，一些電影在沒有開拍之前就會知道它要上映了。“預告和上映期間，有至少四個星期以上的時間，讓發行公司能去尋找合適的方式宣傳這個片子，更早地接觸這個片子，就會給到他們發行的建議。”

當然，很多時候文化產品的銷售成績不完全取決於銷售手段，也極大程度關乎於創作本身，如何在創作中講好中西方觀眾都愛看的故事是一個複雜而長久的命題。

在甯浩看來，情感是造成壁壘的主因，“我老把電影分成左腦還是右腦，是更理性還是更感性。有理性的部分，就可以更好在不同的文化中傳遞。更感性的話，壁壘就會變強，因為不同國家的文化感受是不同的。我寫故事的時候，會從感性的角度介入，但最後有個理性的‘橋’，就會讓更多的觀眾看到。”

而《屋頂足球》的製片人任寧則提到，儘管兼顧中西方觀眾很困難，但有一種新的可能路徑，“現在有一些從海外留學的編劇和導演，有跨文化的背景，回國後製作電影。他們寫的一些故事，可能會有跨領域的元素。比如電影《過往人生》，就講述了一個韓國人在紐約的愛情故事。有沒有可能我們也能寫類似的故事，從而打破文化壁壘。”

這樣的創作者在國內並不少見，但這樣的故事會否被寫作、以及會否有投資人和製作團隊願意將它製作出來卻要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本質上，國際視野的掌握沒法僅靠導演、編劇或製片人個體的轉變，而需要整個產業都從觀念上有所更新，才能形成全流程的國際項目孵化並將經驗傳遞下去。

任寧就表示，期待在國際合作裏，有更系統化的組織出現，“我在國外拍過片，然後回來就會有朋友問國外的資源，但都是個人對個人，比如找演員。這樣的製片工業過於私人，如果它可以系統化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