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大省，何去何從？_風聞

能否擺脱煙草“依賴”

5月31日是第36個世界無煙日。今年無煙日的主題是“種植糧食，而非煙草”（Grow food，not tobacco），將目光鎖定至煙草種植的負外部性——糧食問題上。

有關煙草種植的爭議一直在持續。即便揹負“吸煙有害健康”的“原罪”，煙草種植的高利潤和賺取外匯的能力，仍然令全球多個地區不願放棄。而眼下，如世界衞生組織發文指出，由於許多國家用大片肥沃的土地種植煙草，並且由於煙草業對煙草替代種植的干擾，加劇了全球糧食危機。

從很早開始，中國就為煙草種植替代作出努力。

一個重要節點是2003年，中國成為《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簽約國。根據該公約內容，將以經濟上切實可行的方式酌情幫助煙草種植者從煙草種植轉向其他替代農作物。2021年，中國代表團在公約第九屆締約方大會上宣佈階段性成果：通過積極壓縮煙葉種植面積，2012年至2020年，中國煙葉種植面積減少約37%。

即便如此，中國煙草種植基數仍然龐大。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援引數據指出，中國是煙草種植第一大國。2021年，中國煙葉種植面積為101.3萬公頃，雲南、貴州、河南排名居於前三，特別是雲南，40.9萬公頃的種植面積佔據全國40.4%的比重。據其規劃，到2025年，全省煙草產業營收將達到1600億元。

一面是省內具有核心競爭力和較強影響力的特色優勢產業，一面又是減少種植面積的需求，煙草大省要如何應對？

種煙大户

在煙草行業，雲南一直是當之無愧的“大哥”。

煙葉種植面積自不必説，雲南以全國四成的佔比高居榜首。位於第二的貴州，2021年煙草種植面積13.7萬公頃，不及雲南1/3。

大規模種植換來可觀的煙葉收入。去年，雲南煙葉收購總值為273.83億元，加上各項政策性補貼收入，煙農總收入308.3億元，同比增加26.48億元，煙葉税共計61.34億元；平均來看，僅靠煙葉收購一項，煙農户均收入為6.5萬元，同比增加0.83萬元。與此相比，雲南2022年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1萬元。

雲南也是煙葉種植規模較晚收縮的省份。比較過去20年的種植規模變化，在種植規模前十省份中，僅雲南、四川兩省較2003年有所增長。雲南更是一路上升至2012年的最高峯54.5萬公頃後，才開始逐步走入收縮通道。

雲南發達的煙草種植產業，與其煙草製造業的發展同樣相輔相成。

2021年，全國共生產捲煙2.43萬億支，其中雲南產量為3534.3億支，居全國第一；居於第二的湖南為1644.1億支，不及雲南一半。由此，煙草製造業與能源共同構成雲南製造業税收貢獻的兩大支柱：2020年，雲南煙草製造業創造的税收佔製造業的71.1%，煙草工商系統上繳財政收入佔全省財政總收入的30%左右。

雲南是如何成為煙草第一大省的？

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社會學系陳雪曾詳細回顧雲南煙草史。儘管雲南煙草種植最早可追溯至明朝，但直到上世紀初，國外煙草行業進入中國，推動中國現代煙草工業的發展。由於此前煙種不能作為機制捲煙的原料，1904年，當時全球最大的煙草巨頭英美公司拉開對國內煙草種植市場的考察。

當時，雲南並不是優選項。陳雪提到，由於當時雲南與內地交通極為不便，考慮到原料、設備以及產品運輸的成本和時間，外國煙草公司規劃在華種植生產版圖時，沒有選擇雲南，而是推動構建了一箇中國煙草行業以上海、青島、天津為主要產區的“上青天”格局。

上世紀40年代，煙葉種植開始向雲南轉移，並想方設法從美國引進、培育和推廣烤煙種，努力打破煙種封鎖，晚於山東、河南迎來煙草種植的增長。

人為力量的推動，在上世紀80年代更為明顯。當時，河南仍佔據中國“煙葉王國”之位，當時在玉溪捲煙廠的褚時健主導一系列改變，特別是借鑑美國煙農種植煙葉的經驗，建立煙草基地，助推當地煙草種植水平進一步提升。到1990年，雲南煙草種植規模超過河南，多年來首次上升至全國第一。

“北煙南移”

我國的煙葉種植，一直都是在煙農自主選擇和政策指揮棒的雙重影響下不斷變化。

圖片來源：《中國煙草》微信公眾號（楊漾 攝）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曹東勃在《在城望鄉：田野中國五講》一書中曾作過概括：

煙葉是一種特殊的經濟作物，既具有較高的收益，又需要較高的前期資本和勞動力投入，要求一定的技術知識和管理水平。此外，煙葉生產系統一端連接着分散化的個體農户，另一端對接壟斷性、享有專賣特權的煙草企業，背後還有若隱若現的地方政府。

比如，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曾通報重慶巫山縣部分鄉鎮“鏟苗種煙”的違法傷農事件。當時，為完成全縣烤煙生產考核基數，當地鄉鎮強行剷除農民多育的玉米苗和其他作物。而農民不願多種烤煙，則源於擔心收購時壓級壓價，賣不上好價錢，“站着種煙、坐着烤煙、跪着賣煙”。

面對高利潤的“誘惑”，河南又為何願意將“種煙大省”之位拱手讓人，推動煙葉種植替代？要回答這個問題，也離不開這種複雜機制的影響。

事實上，在我國煙草種植業內，一直存在“北煙南移”的説法。吉林農業大學朱儁峯和湖南農業大學高志強均曾在其博士論文中詳細分析這一現象。以烤煙為例，據朱儁峯統計，50年間，重點產煙省從上世紀50年代的河南、山東、安徽三省（產量佔全國59%），轉變為上世紀90年代雲南、貴州、四川、重慶所在的西南煙區（收購量佔比為57.7%）。

推動轉變的一個直接原因是農業收入的提高。在不少人看來，煙葉種植本身技術要求高、勞動強度大，讓煙農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很容易選擇“主動退出”。高志強發現，在傳統煙區及其周邊，社會經濟發展較快，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令可選擇的、經濟上有效的煙草種植替代途徑相對較多，這樣一來，部分農户主動放棄了煙草種植。

事實上，煙草種植面積下降較早的河北、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當時均處於經濟發展加快時期，煙草種植替代更多是一種自然、自發的過程。而放棄種植煙草後，由於更多更有效的經濟發展方式存在，也讓地方財政可能實現平穩過渡。

政策之手也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朱儁峯詳細對比了小麥、稻穀、玉米三種糧食作物和煙葉在2003～2006年間的平均收益情況。據其測算，三種糧食四年平均淨利潤為 127元，煙葉則為155元，後者為前者的1.22倍；但從勞動投入來看，前者平均用工量為9.4個，而後者為38.8個，後者是前者的4.13倍。換句話説，種植煙葉就是拿4倍的勞動換取種植糧食差不多的淨利潤。

這與外界想象中高價的煙葉似乎並不相符。朱儁峯分析指出，對於煙葉收購，政府不僅控制額度、還掌握定價權，在種植合同中確定的價格不會根據糧食和生產資料價格變動而變動。此外，2003年以來，國家還實行糧食直補政策，更推動了煙農的種植替代，還倒逼煙草系統拉開補貼。

可否替代？

眼下，煙草種植替代很難再像北方省份當初那樣，僅僅出於自然替代實現。

根據《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簽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減少煙草供應和需求。而面對糧食安全的“國之大者”，每一寸土地都應釋放增產潛力。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煙草新產業首席經濟分析師曲幹年也曾分析指出，由於煙草行業嚴控煙葉規模，雲南煙葉規模增長必將放緩。

不得不再次論及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雲南能否擺脱煙草“依賴”？

圖片來源：新華社

數據上看，雲南已在設法縮小煙草種植規模。在2012年至2020年減少的53萬公頃煙田中，雲南以減量13.6萬公頃成為最大貢獻者，佔比達到25.7%。

新的種植技術，也在儘可能讓煙草和糧食種植實現協同。位於雲南文山的烤煙套種玉米示範項目去年共覆蓋約一萬畝煙田，部分縣實現玉米畝產值2000元左右。

但這仍然只能部分解決現有問題。如世衞組織發文分析，煙草種植對土地以及其他作物帶來的傷害可能無法逆轉，資源密集型的種植方式下對殺蟲劑和化肥的高需求，令土壤肥力更易被耗費，導致其種植其他作物能力較低，對農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是長遠的。曹東勃還提到，近年來氣候異常，旱澇不定，對成熟期的煙葉生長尤為有害。

反過來，要讓雲南進一步挖掘煙草種植替代的空間，似乎又存在諸多難題：不僅可能有損雲南本就不夠富裕的財政收入，還將影響煙農生計，傷害雲南佔比仍然相對偏高的農業經濟。

事實上，正如上述分析，僅從煙草種植來看，其帶來的收益並不如外界想象一般高。曹東勃在調研皖南石村煙草種植業時發現，2010年安徽多種農作物中，烤煙的畝均淨利潤不及大部分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

圖片來源：《在城望鄉：田野中國五講》，曹東勃 著

而高昂的現金收入背後，不被看見的是辛苦的農民勞作。如曹東勃分析，煙葉以葉片為主要目的物，生產過程不得不增加比一般農作物複雜得多的環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鄭榕也曾提到，煙草種植非常耗費勞動力，基本都是人工體力種植、收割，“煙葉是成熟一片摘一片，跟其他農作物不同，不是大面積收割”。

而在煙葉的烘烤環節，還將耗費大量的燃油、燃煤、電力，由於農村電網電壓負荷較低、配套改造不到位，在與居民生活用電競爭下，甚至可能出現大面積停電的情況。

讓煙農尋求種植替代的成本是低的。如曹東勃所説，經濟作物往往帶有“觸類旁通”的特徵，掌握了一種種植技術，可以舉一反三地應用到其他同類或近似品種作物的種植中。但需要打一個問號的是，當地氣候條件是否適合種植其他作物？

權衡的天平還在不斷傾斜。

有數據顯示，雲南地區的肺癌發病率是全國的2倍。根據世衞組織的説法，煙農在烤制過程中吸入大量煙草煙霧，加劇慢性肺病的侵害，此外，處理煙葉時皮膚吸收尼古丁也讓1/4的煙農尼古丁中毒。一系列健康危害，又會增加政府各類支出和社會成本。有國際機構評估，在我國，因吸煙導致的健康問題，每年造成的損失在一千億美元以上。

中國煙民的數量仍然龐大，中國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卻消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香煙。雲南的選擇，顯然關係的不僅僅是一個省的發展。

文字 | 楊棄非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