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對刑訊逼供的抗爭——訴訟證據的故事（7）_風聞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對於這一條法律規定，俗稱“非法證據排除規定”，也是一條重要的訴訟證據法律規範。只是它是在 2018 年刑事訴訟修改時才增加的，此前並無這一明確的法律規定。有一件眾所周知的錯案，很能説明這一規定的增加是何等的重要。

1998 年 4 月 22 日上午，昆明市一輛停放在市區路邊的一輛警車內，有一男一女被殺。警察查明死者男子為路南縣公安局副局長張曉波，女子為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湘。因懷疑王湘出軌張曉波後， 作為王湘的丈夫、張曉波的同學的杜培武可能羞憤殺人，警察抓捕了杜培武，對其進行了不分晝夜地突審，3 天 3 夜不讓他睡覺，留置 10 天杜培武仍然堅持自己沒有殺人。後警察將杜培武變相關押到他本人的單位昆明市強制戒毒所 2 個多月進行審訊，杜培武仍然沒有認罪。6 月 30 日，偵查人員對杜培武進行心理測試，測謊儀顯示杜培武在一些問題上説謊。還通過警犬對杜培武鞋襪氣味與死者車上的剎車踏板、油門踏板上附着 的足跡遺留泥土的氣味嗅聞反應，兩條警犬一條肯定、另一條否定。據 此，辦案人員給杜培武帶上了腳鐐，對他進行了連續 20 天的、令他永生 難忘的“高強度”審訊，基本沒有睡覺，跪在地上回答問題就是最好的 休息。在一系列酷刑下，杜培武被迫低頭，開始按照警方的思路“供述 殺人的罪行”。為了不捱打，他“不僅要按照審訊者的要求説，而且盡 可能地揣摩他們的意圖”編造案情，但始終交待不出槍支的下落，編一 個藏槍地點警察未找到槍支就吊起來毒打。反覆幾次後，就交待槍被拆 散後扔到滇池了才算交差，由此案件告破。同時審訊人員還警告杜培武： “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通過這種非人折磨的方式所獲得的杜培武的供述，是嚴重違反訴訟證據的法律規範的，依法都是不應作為案件的證據 使用的。因為從 1979 年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開始，刑事訴訟法中就有這樣一條規定： “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這一規定在歷次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都一直存在，是一個嚴禁刑訊逼供 的禁止性規定。

7 月 19 日，進到看守所的杜培武目光呆滯，步履蹣跚，兩個手腕、兩個腳踝都已腐爛化膿，手背發黑發腫。杜培武在得知看守所的警察不會打人後，7 月 29 日寫好《刑訊逼供控告書》交給了駐所檢察官。7 月29 日，駐所檢察官當着上百名在押犯和管教幹警的面，給杜培武拍下了4 張傷情照片。1998 年 10 月 20 日，昆明市檢察院向本市中級法院以故意殺人罪起訴了杜培武。12 月 17 日開庭審理時，杜培武在法庭上翻供， 稱所作供述是刑訊逼供所致，並當庭展示了自己身上的傷痕，強烈要求公訴人出示駐看守所檢察官所拍攝的照片，但公訴人説沒有拍過照片，要求休庭補充證據。1999 年 1 月 15 日第二次開庭，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訴人出示駐看守所檢察官所拍攝的照片，公訴人説照片找不到了。杜培武轉而對審判長説：“我還有他們刑訊逼供的證據！”他當場解開風衣，從褲腰內扯出了一套血跡斑斑的衣服高高舉着，大聲説到：“這是我當時穿在身上被他們打爛的衣服！”審判長讓法警收起血衣，對杜培武説：“不要再糾纏這些問題了！”杜培武高聲申辯：“我沒有殺人！我受到了刑訊逼供！”審判長髮火説道：“你説沒有殺人，你拿出證據來！”1999 年 2月 5 日，法院一審判處杜培武死刑，審判長在看守所向杜培武宣判時説： “你現在把槍交出來，我改判你死緩。”杜培武上訴後，雲南省高級法院認為此案確有存在的疑點不能排除，但主要證據是真實的，便於 1999 年11 月 12 日將杜培武改判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是一種俗稱的所謂“疑罪從輕”套路的判決。

2000 年 4 月，警方破獲了楊勇劫車殺人團伙案。因楊勇當過警察， 又是團伙主犯，覺得自己的犯罪都可以判幾次死刑了，態度很不好，十分囂張。在審訊楊勇時，警察斥責他知法犯法，楊勇卻譏諷警察説：你們比我還惡劣，為了破案還拿自己人下手。審訊的警察一聽吃了一驚， 覺得不對。經過深入訊問，知道自己反正是一死的楊勇，交待了自己當年和同夥殺害張曉波、王湘的犯罪事實。根據楊勇的交待，公安機關在楊勇的住處起獲了手槍和彈匣，經檢驗鑑定，此槍正是張曉波所配備並被用來槍殺張、王的槍支。同時，在楊勇的住處查獲了張曉波的微型錄音機一台，張曉波原購物發票上記載的錄音機與查獲的錄音機的機身號一致。由此，確認了殺害張曉波、王湘的兇手是楊勇及其同夥而不是杜培武。2000 年 7月 11 日，雲南省高級法院再審判決，宣告杜培武無罪。同時，杜培武恢復公職、黨籍。後來，對杜培武刑訊逼供的責任人也被判處了刑罰。

雖然在杜培武在被偵查、起訴、審判時，我國刑事訴訟法在 1996 年修改後還沒有關於非法證據排除方面的規定，而是在 2012 年和 2018 年兩次修改後才逐步完善的。但是，在被告人對刑訊逼供提出了明確的事實依據時，負責審理的法官對此仍然置若枉聞，是極其不負責任的。那位駐所檢察官的負責精神令人欽佩，負責審訊楊勇的警察和決定對楊勇交待的殺害張曉波、王湘罪行進行深查的決定者的責任心讓人欽佩。可是，那位出庭檢察官和主審法官的不負責任則令人齒冷，而偵查中的警察肆無忌憚的刑訊逼供，更是讓人觸目驚心。杜培武作為一名警察，儘管受到非人折磨，但是在關鍵時候、在關鍵問題上是清醒的，他的當庭索要被打傷情照片的言行和他當庭高舉被打血衣的言行，實際上是將刑訊逼供的證據公之於眾，對在場的所有人都還是有着一定的震撼的，對於二審法院的改判是有着重要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