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類社會國際交往中最大現實問題——離開敵人，自己真的活不下去_風聞

發達國家對我國進行絕對的科技封鎖，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傳統意義上的封鎖和制裁已經事實上不具有現實可行性了，我們正步入一個一邊刀槍相向，一邊銀貨兩訖的時代，歡迎來到新中世紀。

中國社會受上一個時代歷史記憶和教育的影響，對於人類社會在戰爭和衝突中的行事方法有太多刻板印象，這些刻板印象中相當一部分其實是把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狀態誤認為是人類社會一貫的行為模式，其中影響力比較大的一種，就是對戰爭中的制裁和封鎖有太多脱離實際的誤解。

當代中國社會對戰爭中的封鎖行為的理解大概可以描述為“兩個國家或者政治實體間陷入嚴重衝突後，其中一方為了迫使另一方就範，並防止資敵，會中斷和隔離與另一方的一切經貿往來”。

簡而言之，在很多人眼裏，制裁和物理隔絕差不多，一方制裁另一方，往往約等於把另一方直接從經濟活動中徹底抹掉，屬於一個蒼蠅都不允許飛過去那種程度。

這種觀念實際上是嚴重脱離實際的。

因為在現實世界，並沒有人會這麼做，倒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

我們平時討論政治時，經常會談及一個概念——全球化，但我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往往不夠徹底，不夠深入，浮於表面。

什麼是全球化？

用人話解釋就是，我離了你活不下去，你也一樣。

這是目前人類社會國際交往中最大的現實問題——離開自己的敵人，自己真的活不下去，敵人也一樣。

我都無需引用古代舊事，當下的俄烏戰爭就是一例，美國的政客們一直在高呼制裁俄羅斯，但實際情況呢？美國國務院一直在呼籲國內進口商購買俄羅斯的化肥和有色金屬以緩解美國國內的供應壓力，甚至為使用外國國籍的貨運船隻大開綠燈，為此不惜冒着和國內船運行業協會打官司的風險，同時一邊炸北溪管道，一邊通過第三方進口俄國天然氣，再加價賣給歐洲。

俄國也一樣，一直在暗戳戳的從韓國，從日本，從法國，以及從“國際市場”購買自己所需的各種物資和零部件，之前美國媒體炒作過一波在擊毀的俄國裝備上發現中國製造的零部件，頓時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什麼把柄和罪證，炒了沒幾天偃旗息鼓了，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發現的韓國零件比中國零件還多，甚至還有台灣省零件和意大利零件。

之前還有人津津樂道於歐洲花錢讓俄羅斯打自己，其實炸死俄軍士兵的導彈裏，又何嘗不含俄羅斯出口的有色金屬呢？

還有之前的敍利亞戰爭，歐洲一邊山呼海嘯着阿薩德必須下台，一邊繼續拿大馬士革做轉口貨運，中情局資助IS的資金，從歐洲到俄國轉了幾道手。

企圖把敵人從自己的經濟活動中徹底抹去，企圖嚴格意義上做到“不資敵”。在這個時代是一種天真幼稚的一廂情願。

政客們高呼制裁，其目的不是真的為了制裁，而是讓人民相信他們實施了制裁，是為了在政治上有個交代，當真你就輸了。

在將來，這種“不是要做什麼，而是讓人民相信我們做了什麼”的政治表演將會越來越多，因為這麼做對於政客們來説是省時省力的最優解，能夠躺着把錢賺了為什麼要站着？

問題在於，為什麼會這樣？

原因很簡單，因為生產力進步了，產業鏈越來越漫長了，人類社會化分工越來越擴散了，沒有任何人能獨佔供給側，也沒有任何人能獨佔需求側，沒有任何政治實體能夠獨立支撐起自己所賴以生存的經濟活動，它只是這個經濟活動中的一部分，它這一部分的存在，是以其它部分的存在為前提的，當然其他人也一樣。

另一方面，要做到這種“把對方從經濟活動中徹底抹去”程度的制裁和封鎖，需要一個絕對中心化的社會結構和動員化的經濟體制作為制度支撐，而這種經濟體制的維持成本越來越高，維持收益越來越低，以至於維持這種經濟體制的壞處，要比戰時可能資敵帶來的壞處還要大，所以這種體制基本上已經被人類社會逐步放棄，制度支撐消失後，這麼做的現實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

世界各國為什麼越來越傾向於貿易自由化，各種自由貿易協定越來越多？除了這麼做有利於融入全球經濟大循環，改善經濟活動外，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走私越來越難抓了，防不勝防，還不如干脆放開，降低税率算了，這也側面證明了我們想象中的那種近乎於物理隔絕式封鎖和制裁越來越不可行。

國內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種物理隔絕式的封鎖和制裁歷史上有過嗎？有過。

不過持續時間很短，大概在南北戰爭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就是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間，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確實努力對南方進行了封鎖，南方為了打破封鎖，首次把鐵甲艦投入實戰以攻擊北軍艦隊，北方則製造了鐵甲艦還以顏色，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鐵甲艦之間的交火就是在這種封鎖與反封鎖的對抗中出現的。

隨後的普法戰爭中，法國雖然落敗，但法國海軍當時對普魯士及其德意志盟國進行了相當有效的封鎖，一度讓依賴外貿的北德意志諸邦的經濟瀕臨崩潰，還有此後的布爾戰爭，英國海軍的全力封鎖斷絕了布爾人從歐洲獲得援助的一切渠道。

物理隔絕式的封鎖的巔峯是一戰，一戰中，協約國確實對同盟國進行了有效的封鎖，這種封鎖讓德國和奧匈陷入嚴重的物資匱乏中，並最終讓他們輸掉了戰爭，同時德國海軍和奧斯曼海軍也對沙俄進行了嚴厲封鎖，重創了沙俄的對外經濟，並讓沙俄的崩潰要早於同盟國。

但一戰既是物理隔絕式封鎖的巔峯，同時也是它的絕唱，在此之後，這種形式的封鎖便再也沒有出現，實際上在二戰期間就出現了嚴重的鬆動。

二戰期間，美國一邊和德國交戰，一邊向德國出口石油，稀有金屬和火工品，英國則一邊和日軍交戰，一邊向日本出口食品和化工品，並從日本進口糖和橡膠，就連華北平原上，八路軍和日軍間，也多有糧食換軍火的買賣。

等到了二戰結束後，封鎖一説徹底成笑話，美國和蘇聯之間貿易往來綿密，蘇聯一度是幾款美國設計的計算機除了美國之外最大的製造國，被蘇聯人吹捧為人類汽車工業之冠的卡瑪茲汽車廠，是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美國日本的承包商聯合包建的，拉達轎車來自意大利，勃列日涅夫本人是可口可樂的忠實愛好者，蘇聯商店裏的法國食品從來沒有斷頓過。

而在“鐵幕”另一邊，法國和德國對來自蘇聯的化石燃料和鈾礦的依賴從那時候就開始了，同時裏海的魚子醬是歐陸富豪餐桌上的常客，各種技術出口打着軍民兩用的標籤，繞過巴統去到了鐵幕另一邊，畢竟，意識形態是不能當飯吃的，廠子裏還要發工資，我不去外邊搞推銷，幾百號人的吃喝拉撒還能指望那些政客施粥不成？

很多時候我看到一些影視作品裏把鐵幕形容的像是某種物理隔絕的結界就覺得好笑，發表鐵幕演説的丘吉爾本人就對蘇聯的皮草製品青睞有加。

就連中國也一樣，對建國後的工業技術引進史和進出口貿易有哪怕常識性瞭解的人，都不會相信所謂“帝國主義的封鎖”真像説的那麼懸乎，畢竟，西德的合金鋼擠壓設備，法國的線材成形裝置，日本的纖維，英國的發動機，瑞士的機牀，奧地利的鍊鋼爐，美國的鍍層設備和膠捲在那裏。

奔馳轎車更是在改開前就已經在國內小有名氣了，當時國內還去西德引進過奔馳的汽車薄板生產線，當時靠外匯券更是能在友誼商店買到百達翡麗的手錶，上層人士對法國干邑也並不陌生，除了商品貿易外，諸如電影，電視劇，唱片，書籍等文化產品的互通有無更是常態，當年國內針對外國商船海員在海關商店購買商品還專門出台過相關政策，那時候日本人特別喜歡到中國海關用各種玩意交換樟木箱子，美能達的相機和萬寶路的香煙是中國沿海港口城市居民手裏的時髦貨色，那種物理隔絕式的封鎖，從來就只存在於某些人的想象裏。

到了當代，大家更是裝都不裝了，除非有人鬧的厲害，那裝模作樣的迫真封鎖一下，平日裏連走私都懶得抓，還封鎖？幾個菜啊喝成這樣。

所謂的物理隔絕式封鎖，不過是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這段特殊歷史時期在特定生產力條件下的特殊產物而已，一戰後至今的人類歷史已經把這種錯誤觀念一次又一次證偽，那些堅信制裁和封鎖等於把對方從經濟活動中抹除的朋友們，應該儘早更新自己的國力觀，戰爭觀和世界觀，以免跟不上時代。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出現這種物理隔絕式的封鎖？

這和那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那個時代有個特點，就是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產業門類稀少，產業鏈較短，社會化分工不徹底，產業的資金週期短，產品輻射面比較小，幾百萬人口就可以支撐起全套的產業門類，比利時這麼芝麻大點的國家都是一個體系健全的完整工業國，各國在產業上是真的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一國產業的存在不以另一國產業的存在為前提，國與國之間在產業層面上對抗大於合作。

再加上那個年代現代化動員體制剛剛出現，高等教育尚未普及，建立中心化的社會結構和動員化的社會體制的成本低而收益大，性價比非常高，因此，物理隔絕式的封鎖和制裁具有實施的現實基礎和現實環境，這才出現了這種特殊情況。

那是傳統意義上的總體戰和總動員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總體戰和總動員是必需品，是一本萬利的買賣，所以當時的各國才會對此無比追捧。

也就是説，物理隔絕式的封鎖，是總動員制度，中心化社會和總體戰的配套產物，是隻存在於那個動員成本低廉，收益巨大，生產力水平特殊，產業鏈較短的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玩法，並非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常態，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常態是連走私都只能抓到小貓三兩隻。

中國在當時恰好處於積貧積弱時期，在缺乏總動員體制和總體戰能力的問題上吃了無數虧，導致全社會產生PTSD，形成歷史性的反向補償心理，把總體戰和總動員的重要性無限上綱上線到不切實際乃至於包治百病的地步，看任何政治問題都習慣性的用總動員和總體戰時代的看法去做出判斷，進而忽略了時代的變化，乃至於產生了物理隔絕式封鎖依然適用於當下的錯誤觀念。

這正應了那句話——童年的缺失，要用一生去彌補。

然而這種情況到了今日已經發生了徹底改變，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獨力支撐起全產業鏈和全產業門類了，你就算能吃下供給側，你也吃不下需求側，而且隨着生產力的進步，產業鏈的變長和社會化分工的擴散，這種趨勢只會進一步加強，越是居於價值鏈上游的國家，對世界市場和世界供應鏈的依賴就越嚴重，馬斯克和黃仁勳的到訪，雄辯的證明了這一點。

這也是我堅決反對任何事情都要無腦追求所謂100%國產化的原因，因為這麼做，本質上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是和生產力發展的大趨勢對着幹，最終結果，往往是在封閉和孤立的環境中加拉帕戈斯化，成為日本那樣，坍縮為一個靠各種“仙人”來向越來越狹窄的市場傾倒溢價產品的可悲環境，那種環境是沒有未來的。

那麼是不是説，在未來人類社會，合作和共生會越來越大於對抗和敵意，最終實現一個全人類合作共存，沒有戰爭，沒有衝突的完美烏托邦呢？

放心，不會的，人類社會的衝突和對抗只會越來越激烈，一邊共存一邊爭鬥將是未來人類社會的常態，而且原因也非常簡單。

首先，人類社會宏觀層面越是合作共存，微觀層面的對抗和衝突就越激烈，因為利益矛盾更具體化了，近代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遠方的韃靼人比隔壁的鄰居更招人喜愛，根子就在於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遠方的韃靼人和自己實在是相隔甚遠，沒有任何交集，沒有交集，就沒有矛盾，而和隔壁的鄰居則要天天打交道，交道一多，矛盾就多，久而久之，自然就出現韃靼人比鄰居好的認識。

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結果是，從此以後天下所有人都是鄰居了，再也沒有什麼遠方的韃靼人了，就連遠方的韃靼人都成鄰居了，所以矛盾激化了，以前是韃靼人比鄰居好，現在是他們一樣壞。

全球化導致全人類在分食共同的經濟成果的同時，也必須爭搶共同的經濟機會，有句話叫説相聲的盼着死同行。以後全人類都是同行了，恭喜恭喜。

其次，全球化時代的一個結果是生存成本變的低廉，活下去變的如此唾手可得，以至於衝突成本大幅下降了。

古代和近代，衝突的結果往往伴隨着重大生存風險，比如一場戰爭把農田燒了，一個村子的人這個冬天就得餓死，這種重大生存風險的存在，是制約古代和近代衝突頻繁爆發的重要現實桎梏，這也是為啥古代戰爭往往很漫長，動不動就幾十年，因為大多數時候其實根本沒在打，都忙着種地餬口，應付災荒，只在大家都有餘糧的情況下，才能組織起來幹一架，生存成本的高企，讓衝突成了奢侈品，戰爭只是帝王將相的遊戲。

全球化之後，基本生存變的廉價，民用產品的軍用價值增加，軍民技術的界限日益模糊，不論是豐田的皮卡還是大疆的無人機，都能讓人以相對低廉的成本組織起一支像模像樣的軍隊，衝突的門檻大幅下降，導致衝突更容易爆發——成本的降低，往往是一件事物得到普及的最大驅動力，戰爭和對抗的內在驅動力和社會基礎開始下沉，很多時候決策者其實是被更廣泛的社會基礎推着走，社會意識和集體認知取代了帝王將相成了戰爭和衝突的最大驅動力。

某種意義上説，戰爭決策權實際上一定程度上“民主化”了。

就像阿富汗戰爭，911事件發生後，是否發動阿富汗戰爭已經不是小布什甚至不是國會的事，當時的情況是美國社會民情洶洶，小布什在世貿大廈的廢墟視察時，消防員們朝着他揮舞拳頭，憤怒高呼“喬治，幹掉他們，把他們全都殺光”。

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小布什必須開戰，他要是不開戰，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再比如薩達姆和卡扎菲一類的政治強人在以往的認知中往往被認為是兇殘好戰的戰爭販子，結果是他們死後和平不僅沒有到來，大家反而打的更起勁了，人類驚訝的發現，此類傳統政治強人居然成了地區和平穩定的壓艙石，反而是傳統上被認為畏戰如虎的民眾一個比一個好戰。

而這種因為生存成本低和對抗成本低而導致對抗性增強的現象，正在全世界各個社會普及，它導致人類社會的衝突只會愈演愈烈。

最後，是人類政治行為的非理性因素開始增加，全球化帶來了生產力的大發展，生產力的進步讓人類有更多的閒暇去關注那些基本利益之外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通過層層遞進，最終進入政治議程中，成為引發衝突的炸藥桶。

實際上，目前人類社會的一個關鍵趨勢是，純粹利益關係在政治議程中的位置正在靠邊站，完全基於理性的利益取捨在日益邊緣化，這也是為啥各國的決策形成過程都在排斥純粹技術官僚和專業學界參與的原因——不是他們的觀點不對，而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合時宜了，屬於活在上上上一個版本的活化石。

我都無需引用別的例子，就説當代中國和美國，從純粹利益關係的角度來看，美國沒有任何理由與中國為敵，中國是美國主導下的全球經濟秩序的最大承重牆，尤其是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支撐，美國與中國為敵，是在打砸自家的金庫。

可現實是美國就是要和中國為敵，從上到下只在如何與中國為敵的具體技術細節上有分歧，但在和中國為敵這件事上保持一致，你有什麼辦法？

美國為了自身利益不應該和中國為敵，這是存在於真空球形中的理論。美國就是要和中國為敵，這是存在於客觀世界中的現實，當理論和現實相反時，理論必須讓步。

另一個例子是俄烏戰爭，從純粹利益的角度來看，美國援助烏克蘭是應該的，但歐洲不應該援助烏克蘭，因為歐洲援助烏克蘭會破壞俄歐軸心關係這一重大核心利益，只要俄歐軸心關係能夠維持，俄歐之間的產業互補和地緣互相依託就能繼續維持，整個俄國都將是歐洲的戰略縱深和後花園，有了這麼大一塊經濟殖民地，歐洲才有和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資格，能夠繼續作為世界一極維持存在，而俄國的統治集團也非常樂意承擔這一職能，因此歐洲應該在烏克蘭問題上維持綏靖姿態，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但只是理論如此。

但現實是，歐洲國家領導人哪怕只是在援烏問題上態度不夠堅決，都是重大政治事故，與澤連斯基會面是進入歐洲主流政治議事日程的入場券。

這才是現實。

所謂的“民粹化”，本質上就是這麼一回事，不是抱着理論不撒手的老學院派們錯了，他們的理論沒毛病，只不過環境變了，他們的理論該向現實低頭了，僅此而已。

總有人想象着政治決策是一個冷血無情精巧細密環環相扣如機械手錶自鳴鐘般的冷酷機器和真空球形理性機。

並不是，那種理性機器只存在於你們的想象中，實際的一般政治實踐和決策形成過程中，拍腦袋，糊弄事，踢皮球，追漲殺跌，應激反應，手足無措，走一步看一步，三個雞蛋上跳舞和幾個蠢事中選一個不那麼蠢的才是常態。

一般來説，決策過程能做到今天的指令不和昨天的指令自相矛盾就燒高香了。

否則就沒那麼多合訂本了。

這也是為啥我們現在越來越感到世界各國政府部門的草台班子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的原因——其實一直都是草台班子，只是以前信息不發達，大家不瞭解，有一些基於神秘感形成的不切實際的想象，現在只不過是信息發達了，原形畢露了而已。

從傳統的純粹理性和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諸如黃金峽谷，俄烏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類軍事行動就不該爆發，可它們就是爆發了，阿富汗戰爭甚至差點就養出了美軍自麥克阿瑟後最大的海外藩鎮，這證明人類社會的決策形成過程和衝突爆發過程在逐漸“去利益化”，或者説，對利益的界定方法已經在逐步發生本質變化，傳統的國家利益的界定方式已經逐漸不再合乎當下的客觀現實，一些原本的利益不再被視為利益，一些原本被認為無關緊要的東西，正變的日益重要。

實際上這種對利益的界定和判斷髮生根本改變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當初天主教和東正教能為了吃死麪餅還是發麪餅的問題打的雞飛狗跳，是上帝和耶穌是不是一體能搞出人命官司和宗教戰爭，凱撒和龐貝能為了是否直接會晤而爆發戰爭，印加人為了神像的形制而把敵人賣為奴隸，中國的諸侯把戴什麼帽子穿什麼衣服屋子裏用什麼裝飾視為戰爭的發起理由。

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無比的可笑，可在當年的古人眼裏，這些是事關生死存亡的重大利益，不僅一點也不可笑，反而還十分嚴肅，必須掰扯清楚，否則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在未來，或許我們今天視為重大利益並不惜訴諸武力的理由，也會變的同樣可笑，未來人類爆發衝突並視為利益的東西，可能也是我們完全無法想象的。

一邊共存，一邊互相捅刀子，我從你那裏賺錢來向你發動戰爭，這樣的事情，今後只會越來越多，還記得那個澳大利亞擴充海軍來防止中國破壞澳大利亞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的著名笑話嗎？這種事情，很快就會變的不再是笑話。

如何在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共生，對抗不止，在一口鍋裏吃飯但又巴不得滅敵人滿門的世界上求生存謀發展，去贏得衝突，才是最關鍵的命題。

前天看到評論區裏一句話，天下事，壞就壞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下事，好就好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話至為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