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白人教會竟然能靜悄悄地隱藏成千上萬的兒童死亡真相_風聞

加拿大白人教會竟然能靜悄悄地隱藏成千上萬的兒童死亡真相

鍾嘉棟：誰之土？誰之民？加拿大寄宿學校兒童遺骸背後的原住民問題 

 2021-09-06

 （節選）

原住民寄宿學校曾遍佈加拿大各地。逾15萬名原住民孩子從父母身邊被帶走，送入長期與世隔絕的寄宿學校，有的孩子當時才兩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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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5月下旬以來，加拿大多地披露的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內大批無標識墓冢和遺骸，也在以一種殘酷的方式提醒人們，這個今日奉行多元文化的“馬賽克”國家，其歷史和當下有着無法抹去的不堪。

原住民兒童的遺骸

6月是加拿大“全國原住民歷史月”。但就在2021年5月底，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又譯卑詩省）甘露市（Kamloops）的第一民族Tk’emlúps te Secwépemc（簡稱TteS，其族名意為“匯流之處的人”）公佈，雷達地面探測顯示，在一處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地下葬有未被官方記錄在案的215具學生遺骸。這一數字在7月中旬修正為大約200具。

6月24日，內陸省份薩斯喀徹温省的第一民族科維賽斯（Cowessess）部族公佈，在馬裏瓦爾（Marieval）印第安寄宿學校舊址附近，通過雷達探測初步發現751個無標識墓冢。

6月30日，卑詩省克蘭布魯克（Cranbrook）的第一民族下庫特內（Lower Kootenay）部族證實，在當地一所寄宿學校舊址附近發現182個無標識墓冢。

7月12日，加媒體披露，卑詩省第一民族佩內拉庫特（Penelakut）向周邊原住民社區通報，在寄宿學校庫珀島工業學校舊址發現160多個無記錄、無標識墓冢。

上述數據均來自雷達地面探測，理論上存在一定誤差。目前暫無任何一具遺骸被挖出，也尚無一座墓穴被打開。同時，有些地方的歷史情況相對複雜。譬如，有的墓地早年也埋葬來自醫院的死者。但無論如何，數以千計的遺骸及無標識墓冢，極大地震動了加拿大輿論。TteS部族的發現公開後，加拿大政府機構均為之降半旗。

加拿大多地原住民社區目前正在對寄宿學校舊址進行雷達探測，可以預見，未來還會陸續公佈類似發現。

儘管加拿大人並不否認原住民遭遇過包括寄宿學校制度在內的黑暗歷史，但這一系列發現所揭露的原住民孩子和他們家庭的悲慘程度，仍大大超出了很多加拿大人的想象，也令7月1日加拿大154週年國慶日蒙上陰影。

加總理特魯多就此多次表態，要求天主教教會承擔責任。他還呼籲教皇親自向加拿大原住民道歉。

7月21日，安大略省格蘭德河（Grand River）六族原住民保留區大酋長馬克·希爾在當地的莫霍克學院舊址樓前呼籲，當局應將該地區寄宿學校舊址附近潛在的無標記墓冢搜尋工作列為刑事調查來處理。

▲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格蘭德河（Grand River）地區的莫霍克學院舊址。該寄宿學校存在於1834年至1970年之間。此樓現已用作當地六族原住民文化中心 圖/鍾嘉棟

遺骸曝光後，在部分地區，有人開始縱火焚燬教堂；一些被認為對寄宿學校制度和殖民歷史負有責任的歷史人物和英國王室成員（包括英女王維多利亞、伊麗莎白二世以及加拿大開國總理約翰·麥克唐納等）的雕像，也遭推倒、破壞或移除。

加拿大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約有原住民人口167萬，大概佔總人口的4.9%。官方預測，20年後，原住民人口可能超過250萬。加拿大官方登記的原住民部落約600個，使用逾70種語言。

在官方定義中，加拿大原住民包含三類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即印第安人及其後代，約97.7萬人（2006年數據）；梅蒂斯人（Métis），為早期歐洲殖民者與第一民族等原住民的混血後代，約58.8萬人；因紐特人（Inuit），曾被稱為愛斯基摩人，約6.5萬人。

過去數百年間，伴隨加拿大的殖民拓荒以及塑造聯邦的過程，來自歐洲的殖民者不僅攫取着土地、資源，也在很長時期內對原住民推行強制“同化”，消解原住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

其中，設立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系統便是重要一環。1920年，加拿大政府的印第安事務部副部長曾預言，依靠（寄宿）學校，在一個世紀之內，原住民在加拿大將不再是一個可識別的文化羣體。

在加拿大聯邦於1867年成立之前，教會機構已經開始設立原住民寄宿學校，但大多不成氣候。位於安大略省格蘭德河地區的莫霍克學院存在於1834年至1970年之間，是少數維持如此長時間的寄宿學校。

加拿大自19世紀70年代左右開始系統性地設立針對原住民兒童的寄宿學校。據官方報告，政府與教會之間在1883年確立合作關係，將學校委託給教會運營。合作持續至1969年。直到1997年，最後一所寄宿學校方關閉。

原住民寄宿學校曾經從西到東分佈在加拿大各地。據不完全統計，逾15萬名原住民孩子從父母身邊被帶走，送入長期與世隔絕的寄宿學校，有的孩子當時才兩歲。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默裏·辛克萊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CBC）採訪時稱，至少6000名孩子在就讀寄宿學校期間死亡。

卑詩省卡里布地區前主席艾爾·里士滿認為，對原住民的缺乏瞭解導致了很多不應有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假如你的孩子被帶走，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不知道他們是否吃飽穿暖，那種遭遇令人恐懼，但這是很多人親身經歷的，”他説，“我們所有人都應承擔責任，拒絕這樣的行為重演。”

▲2021年7月下旬，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蘭德河（Grand River）地區的莫霍克學院舊址樓前，人們擺放大量玩具、童鞋等，表達對寄宿學校死亡原住民兒童的追思 圖/鍾嘉棟

寄宿學校裏發生了什麼

“上帝給你了這張嘴。你（説本民族語言）是對這個神聖禮物的玷污。”影片《印第安·豪斯》（Indian Horse）中，修女以這樣的理由懲罰寄宿學校裏使用本族語言的孩子。體罰、羞辱、鞭笞，甚至囚禁、性侵，是孩子們面對的日常。他們從進入學校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名字。當脆弱的生命終結時，他們只是被草草埋葬。

這些情節均非虛構。2015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公佈的數百頁報告，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了大批寄宿學校倖存者的經歷。該委員會採訪了超過6000名倖存者。

他們在孩童時遭遇的故事往往開始於一個教區牧師、騎警或印第安代理人的敲門聲。接到通知的孩子必須離開父母，被送往陌生的寄宿學校。

艾薩克·丹尼爾斯來自薩斯喀徹温省詹姆斯·史密斯保留地。他還記得那個晚上，父親臨睡前哭着對母親説：“要麼讓孩子去上寄宿學校，要麼我去坐牢。”第二天起牀後，艾薩克對家人説，好吧，我去寄宿學校，因為我不想讓爸爸進監獄。

有的原住民孩子被送上沒有窗户的卡車；有的則坐上旅程長達1200公里的火車，沿途各站擠上了更多的孩子；還有偏遠社區的孩子被小飛機接走。很多人意識到要遠離父母時，忍不住哭泣。可抵達學校後他們才發現，更大的創傷才剛剛開始。

西北地區的伯妮絲一到學校就被剪去頭髮。“我非常害怕，只想媽媽。”她去寄宿學校的唯一原因是想和姐姐在一起。可到那兒才發現，所有姐妹兄弟都不被允許接觸，否則就要遭受體罰。

寄宿學校通常都會剪去原住民孩童具有精神意義的髮辮，除去他們的傳統服裝，並將他們的本族名字改為白人慣用的名字，甚至使用數字。

在魁北克的一所學校，所有學生被以號碼命名。吉勒斯還記得，自己曾經是95號、4號、56 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管他走到哪兒，都只是一個數字。

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在20世紀上半葉，寄宿學校實行所謂“半天制”，即一半課堂學習、一半職業培訓，實則把學生作為學校賺取補貼的童工。學生常被禁錮、毆打。在一些學校中，性虐待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寄宿學校為了按人頭賺取經費，常常違規接納患病兒童。由於學校糟糕的衞生和通風環境，容易暴發傳染病並造成致命後果。一旦有孩子生病、死亡或出逃，校方通常不會告知家長。父母原則上也不得探視孩子。這造成大批兒童最終下落不明。

倖存者斯蒂芬説，在伊努維克的寄宿學校裏，缺乏同情心的環境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沒有擁抱，沒有安慰，什麼都沒有。”曼尼托巴省的維多利亞説，她們學會的是不相信任何人，封閉自我。

如今，隨着輿論重新關注寄宿學校的黑暗歷史，一些原住民、尤其是寄宿學校倖存者，也開始在媒體面前再次揭開自己記憶中的傷疤。

失去的童年和母親

蓋瑞·瓦塞克西克（Gary Wassaykeesic）是米什凱戈明（Mishkeegogaming）第一民族原住民，老家在安大略省北部的皮克爾湖附近。

蓋瑞先後進入過兩所寄宿學校，也曾被送到寄養家庭。他仍記得幼時在寄宿學校動輒就被毆打、虐待，甚至幾乎喪命的情形。

他説，自己認識的一個家庭不得不向寄宿學校送去了7個孩子，另一家送了5個孩子進去。“他們全都再也沒有回來。”可是，“今天的孩子大多數只知道這個國家有多麼美好。”

不過，相比自己失去的童年，母親的死才是烙在蓋瑞心頭近40年的心結。

幼年時，蓋瑞被送入白楊山（Poplar Hill）第一民族寄宿學校。1976年，11歲的他被告知，母親索菲已在數月前離世。等待數月後，他才被允許短暫返回家鄉。

驗屍官最初的報告説，索菲是死於“自我飲酒過量”。但蓋瑞回到家鄉時得知，母親死於非命。人們甚至告訴了他是誰幹的以及過程是怎樣。

少年蓋瑞找到了那個人，用手指指着他説：“我會抓到你。”但實際上，他無力做更多。

▲2021年6月，原住民社會活動人士蓋瑞·瓦塞克西克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省議會樓前講述自己幼時在寄宿學校的經歷 圖/鍾嘉棟

如今，披着長髮的蓋瑞是活躍在多倫多一帶的一位原住民社會活動家。他關注原住民婦女失蹤和被謀殺的問題，也常常現身於各種抗議活動中。然而，面對命運他常深感無力，有着與很多原住民一樣的經歷：憤怒、酗酒、吸毒。

2015年，他重新得悉了“那個人”的蹤跡，並在一家醫院裏找到了對方。在他出發前，有部落長老特意提醒，別使用暴力。

當見到躺在病牀上的“那個人”時，蓋瑞感覺到自己已經積蓄了所有能量，可是憤怒與憎恨突然消失了。他説，在對方眼中看到了害怕。

“你需要政府做些什麼？”面對本文記者的這個問題，蓋瑞拿出一摞當局為寄宿學校倖存者提供金錢補償的材料。他説，這些補償有數萬加元，但“這不是重點”，“我們要的不是錢，而是承認。”

“他們（賠償）的錢和資源從哪兒來？”蓋瑞自問自答道，“是依靠把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裏的人趕走。”

橙色T恤衫

一系列寄宿學校遺骸與無名墓冢的發現，令加拿大不少民眾深為震驚和悲痛。人們自發在寄宿學校舊址、議會、政府大樓或城市中心廣場等地，擺放一雙雙童鞋、各式玩偶、一束束鮮花，留下一張張留言卡，或是穿上橙色T恤衫，一起表達“查清每一所寄宿學校”“讓每個孩子回家”的呼聲。7月1日加拿大國慶日，各地不少民眾穿上橙色上衣，集體發聲。

橙色T恤衫有着特別涵義。實際上，每年9月30日是加拿大的“橙色T恤衫日”，人們在當天穿上橙衣，以示對原住民寄宿學校倖存者的支持。這源於加拿大當代知名女作家菲莉絲·韋伯斯塔德（Phyllis Webstad）的童年經歷。

菲莉絲來自卑詩省內陸的獨木舟溪印第安部落。他們生活的領地曾擁有加拿大最大的牧場，長期是一些好萊塢電影的取景地。菲莉絲稱自己為寄宿學校第三代倖存者。她的姥姥和姥姥的十個孩子——包括菲莉絲的母親——都曾被送入威廉湖附近的聖約瑟教會學校。這所寄宿學校存在於1872年至1981年之間。

菲莉絲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在菲沙河流域度過的童年，大家如何在晚上釣三文魚並把它們風乾，如何燒火取暖。她説，白人拿到了那裏最好的土地並經營農場，原住民則居於山谷中。

“我的橙色T恤衫故事並非與眾不同，而是很普遍的，”菲莉絲説，“每一個進過寄宿學校的人都有各自的經歷。”

她的姥姥幼時離家去寄宿學校時，需騎馬或搭馬車趕一個星期的路。在學校，除了上課，女孩們還需學習烹飪、清潔，男孩則要伐木、燒火。姥姥成了家族中第一個學會閲讀和寫字的人。母親則是坐在牲口車中，像牛一樣被送去寄宿學校。兩人都在那裏度過了十年光陰。

1973年7月，6歲的菲莉絲將被送去寄宿學校。姥姥特意帶她去鎮上，買了一件鮮豔的橙色T恤給她。菲莉絲非常喜歡這件新衣服，也為即將到來的學校生活感到興奮。

“然而，我到寄宿學校的第一天，他們就拿走了那件衣服，”菲莉絲用平靜的語氣回憶道，“無論我怎麼哭、怎麼要求，他們都沒有還給我，到現在也沒有歸還。”

“橙色總讓我想起自己在寄宿學校的時間。不管你有多餓、多病、多累、多怕，都沒有人在乎你。”她説，這也是如今橙衫運動配套口號“每個孩子都很重要”（Every Child Matters）的由來。

“我姥姥活了100歲，在2019年1月離開人世。我非常想念她。”説到這裏，菲莉絲哽咽起來。

她展示了與家人的照片。有着華人血統的兒媳如今操持家務、看顧孩子，這讓菲莉絲十分欣慰。“這是我們幾代以來，第一次可以讓孩子們在家裏得到父母關愛和照顧。而在寄宿學校，我姥姥、我母親、我和我兒子都沒有享受到這樣的人生。”

她説，寄宿學校的陰影讓自己的母親陷入心理問題中，並淪為酗酒者。這也讓菲莉絲失去了與母親倖福相處並感受母愛的經歷。

2006年以來，加拿大政府曾為寄宿學校倖存者提供補償金，並道歉。但有的人沒有接受補償金，有的不接受道歉。菲莉絲説，因為金錢和道歉都換不回父母的愛，換不回祖父母的引導，換不回原住民社區被破壞的文化傳承。

菲莉絲稱，“橙色T恤衫日”之所以設在9月30日，是因為那是原住民孩子被送去寄宿學校的日子。她在2019年創建了橙色T恤衫協會，致力於保存和傳播原住民寄宿學校的歷史。這個機構不接受來自政府的補貼或其他形式的官方支持，完全依靠社會捐款、橙衣銷售以維持運轉。

自兩年前開始，在9月30日這天，尼亞加拉大瀑布會打上橙色燈光，持續15分鐘，每1分鐘代表曾經失去童年的1萬個原住民孩子。

“挖空運動”

自1986年以來，加拿大的教會開始為試圖將歐洲文化和價值觀強加給原住民而道歉。2006年，政府與原住民達成協議，為139所寄宿學校的學生提供補償金。倖存者在寄宿學校滿一年可獲償一萬加元，其後每多一年再追加3000加元。

2008年6月，加拿大時任總理哈珀代表政府向原住民寄宿學校學生和他們的家人正式道歉，並承認設立寄宿學校的目的是將原住民同化，使之“融入”白人主流文化。同年，加政府成立獨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該委員會2015年12月公佈的報告將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制度定性為“文化種族滅絕”。

實際上，加政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開始着手調整問題頻出的原住民寄宿學校體系，推出了兒童寄養制度——將原住民兒童直接送入加拿大或美國的非原住民家庭寄養，且往往不經過孩子父母或部落的同意。

這一做法始於1950年代初，1960年代迅速在各地獲得“推廣”，尤以草原省份為甚。加拿大社會發展委員會研究員約翰斯頓在1983年的一份報告中首次將此做法稱為“60年代挖空運動”。

據加官方數據，1960年至1990年間，寄養的原住民兒童逾1.1萬人。但也有研究認為實際數字超過2萬人。一些孩子甚至被送至歐洲、大洋洲。

加拿大廣播公司曾在2016年揭露，其中一些孩童被領養機構明碼標價“賣”到國外。養父母為他們支付的費用從數千至上萬加元不等。

“挖空運動”本質上仍是謀求“同化”原住民以及消除其文化。2015年6月，曼尼托巴省成為首個為該政策向原住民正式道歉的省份。但寄養制度至今仍未終結。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指出，“60年代挖空運動”是加拿大以立法方式對原住民進行“文化種族滅絕”的一個重要部分。

2020年10月，加官方宣佈，將撥款8億加元，對“60年代挖空運動”受害原住民兒童給予補償。兩個月間，政府收到的補償申請超過3.4萬份。

據2016年官方數據，加拿大仍有約2.87萬名15歲以下兒童寄養在私人家庭中，其中超過52%是原住民兒童。身為因紐特人的聯邦眾議員卡卡克在2021年六七月間曾公開批評寄養制度是現代的寄宿學校系統，“殖民尚未結束。”

“我們都是條約人”

加拿大殖民歷史始於15世紀末。在18、19世紀，殖民者通過簽訂條約陸續讓加拿大原住民放棄大宗土地。加拿大聯邦成立後，政府以一系列“編號條約”拿下加西部、中部、北部的大片土地。這些條約均向原住民提供金錢、保留地等回饋，同時都包含取締原住民土地權利的明確表述。

原住民首領基本上不能閲讀英文，多靠口頭翻譯來理解條約。政府官員在談判中則有避重就輕乃至欺瞞之舉。不少原住民認為，按照條約，“一隻動物、一片木頭、一塊石頭，甚至一根草都沒有給白人……這些田野和山崗都是我們的。”這導致一些條約至今存有爭議，有的甚至流產，需重新談判。

如今，你在加拿大既能看到以條約編號指稱的原住民領地，也會看到有原住民宣稱其領地為“未割讓之地”。條約與法律，成為形塑和維繫加拿大政府與原住民關係的關鍵。

1876年出台、後經過約20次大修、至今仍然生效的《印第安人法》，正是加拿大長期推行原住民寄宿學校教育制度及其他涉原住民政策的法律依據。

《印第安人法》規定，土地的“合法所有權屬於英國女王”，並由女王“劃撥”給原住民部落，“供其使用和受益”。

根據此法，加聯邦政府是原住民部族的“監護人”，承擔管理保留地及其他財產的信託義務。該法建立了印第安人登記制度，導致產生了“註冊的”和“非註冊的”印第安人，這也意味着原住民失去了決定自己成員身份的權利。該法禁止原住民擅離保留地居住，另一方面，符合條件的原住民可脱離部族和保留地，獲得私有土地，並取得完整公民權。這項法律還重新構建了原住民內部議事規則，取消傳統部族權威等等。寄宿學校所實行的種種今天看來極冷酷的措施，均是依當時的《印第安人法》而為。

不論制定《印第安人法》，或是推行原住民寄宿學校體系，加拿大均在很大程度上師從美國。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直言，“《印第安人法》是一項殖民立法，讓一羣人通過它以‘保護’的名義統治和控制另一羣人。”“寄宿學校始終都不僅僅是一個教育項目。它是有意識的種族文化滅絕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無法否認的是，通過加政府如此全方位、系統化的手法，原住民早已淪為這個國家的邊緣人羣。而1867年殖民者建立加拿大聯邦時，甚至都沒有徵求原住民的意見。在加官方表述中，殖民者一詞現在通常被更為中性的Settler（定居者）一詞所取代。

在加拿大關於原住民歷史的教育內容中，有一句常見的表述：We are all treaty people（我們都是條約人）。它指的是，加拿大人大多是19世紀與20世紀各條約訂立者的後人，因而，他們有義務維護條約，並尊重條約所勾勒的和平與友誼。

但有當地原住民問題研究機構指出，原住民將過往與加拿大政府所訂立的條約視為“神聖的”，但同時也是“有缺陷的”。

萊斯布里奇大學原住民研究學者保羅·麥肯齊-瓊斯指出，“我們都是條約人”一説，意在強調所有人都有其條約權利與責任，但同時傳遞了一種錯覺，即原住民與定居者之間平等地分享利益。

唯授魚，未授漁

約20年前，華人環境學者湯友志博士因工作所需，曾深入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個偏遠的第一民族保留地。當地四面環水，遍佈沼澤，夏天須靠飛機或船舶出入，只有冬天結冰後方可通行車輛。這塊保留地居住了約千人，均享受政府定期發放的生活費用，所居房屋亦為政府所建。因物流不暢，當地物價較高，只有一家類似供銷社的綜合商店。兩家航空公司在當地每天各有3趟航班，可飛至安省北部礦業城市蒂明斯。但除去正副駕駛，飛機僅夠兩名乘客搭乘。

雖然有一些面對生活較積極的人從事木刻等藝術品創作，但大部分保留地居民基本上無工作可做，更談不上文化生活。當地有一所學校，在暑期關閉時，所有門窗都需釘上木板，否則易被無事可做的“熊孩子”砸壞。

湯友志認為，加拿大政府的確在原住民社區投放了很多金錢和資源。但不斷地花錢，並沒有太多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反而有副作用。

因為基本上全年不用幹活，當地居民糖尿病發病率較高。且在較為封閉的生活環境中，亦存在近親通婚問題。在保留地內，醫療條件也不理想，平時僅設一個護士站。醫生每隔一兩個月搭飛機前來坐診。

原住民週末會去教堂做禮拜。一些曾到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在言談和思想上與本地人有明顯不同。但湯友志也看到，對於這些部族而言，一方面，原有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難以完整延續；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真正融入現代社會。

當然，各原住民保留地的狀況有所不同。在安大略省南部，一些原住民保留地較為接近都會區，與現代都市文明的接觸相對更為密切。

通過與原住民的深入接觸和交流，湯友志認為，對於白人社會，原住民的心態與其説是仇視，不如説是不滿。他們希望不斷地向主流社會表明，自己是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在今天需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加拿大華人環境學者湯友志在安大略省北部第一民族保留地購買的原住民手工木雕藝術品 圖/受訪者提供

加拿大的採礦、伐木和能源開發等行業，常常涉及原住民保留地。當政府或企業進行開發時，往往須原住民參與其中，着重從環境生態保護角度進行約束。但主流社會在現實中更多的套路是授人以魚，而非授人以漁。

湯友志介紹，除經濟補償外，原住民其實也希望獲得技能傳授，從而讓自身獲得更好的就業與未來發展的機遇與能力。

“原住民通情達理，注重平等、互惠，”湯友志説，“他們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

政策轉型與尋求和解

1971年，加拿大政府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宣佈實行多元文化政策。1988年，加議會通過《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法》。這意味着，從“同化主義”向“多元文化主義”的轉型成為加拿大的主流意識形態。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常被比喻為“文化馬賽克”。然而，對於漂亮的馬賽克而言，不同的色彩並不能真正融合。

總體而言，加拿大原住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基本能在和平的框架內尋求解決，但也不乏波折。

1990年7月至9月，在毗鄰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的村莊奧卡（Oka），因地方政府推動擴建高爾夫球場以及建設別墅項目，原住民莫霍克人認為土地權利遭到侵犯。矛盾演變成了原住民與警方、加拿大軍隊持續78天的流血對峙。這場被稱為“奧卡危機”的事件再次提醒加拿大社會，必須正視原住民的土地權利問題。

2015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其報告中倡議，提出修補政府與原住民關係的94項行動，其中包括6項關於失蹤兒童和墓地的建議。儘管現任總理特魯多承諾“全面實施”所有建議，但其中大部分至今尚未落實。加拿大廣播公司稱，其中僅10個項目已完成，64個仍在進行，20個還沒開始。特魯多最近表示，這些行動呼籲中有76項屬於聯邦政府的單獨或共同責任，當中逾八成已完成或正在推進。

加政府2019年承諾提供3380萬加元開發、維護一個死亡學生登記平台，並建立寄宿學校墓地的在線登記平台。但加拿大國家真相與和解中心表示，目前僅收到這筆錢的一小部分。

2021年寄宿學校舊址一系列發現披露後，加政府明顯加快了在原住民相關問題上的動作。

加國會於6月初通過法案，將9月30日設為“全國真相與和解日”，並定為法定假日。6月14日，加政府宣佈，原住民可以在身份證件上恢復使用他們本民族的傳統名字。官方稱，更名過程將全部免費。

2021年6月21日，原住民日當天，加政府推動國會完成兩項立法。其一，修改公民誓詞，增加了承認官方與原住民之間條約權利的表述；其二，通過落實《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的法案，規定了確保加拿大法律與此宣言一致的途徑。不過，仍有一些投反對票的議員表示，擔心原住民對自然資源項目擁有否決權。

2007年9月13日，《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在聯合國大會上獲壓倒性多數贊成票通過時，加拿大是4個投反對票的國家之一，其餘3票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加拿大在2010年改弦更張，轉而支持該宣言。其後，將該宣言內容納入加國法律的嘗試曾兩度在國會遭遇失敗。

2021年7月初，加聯邦政府與曼尼托巴省的梅蒂斯人聯合會簽署協議，承認該省梅蒂斯人的自治權。與此同時，在薩斯喀徹温省，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原住民科維賽斯部族簽署協調協議，將兒童福利與保育責任歸還給原住民部族。這是加官方與原住民社區基於2020年元旦生效的《尊重第一民族、因紐特人和梅蒂斯人兒童、青年和家庭法案》而籤的首份協調協議。

7月底，加政府與原住民就兩起集體訴訟達成庭外和解，同意提供近80億加元以解決保留地由來已久的缺乏安全、清潔飲用水的問題。

但最具象徵意義的舉動，是作為因紐特人的瑪麗·西蒙在7月26日正式就任第30任加拿大總督，從而成為加拿大有史以來首位原住民族裔的總督。

74歲的西蒙擁有因紐特人和白人血統。她曾與其他原住民領袖一起參與了1982年的加拿大憲法談判，推動將原住民相關權利正式納入憲法。

在就任儀式上，西蒙特意介紹了自己的因紐特名字：Ningiukadluk。她向特魯多解釋説，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霸道的小老太太”。

由於特魯多率領的自由黨正在謀劃秋季大選，以圖改變目前少數政府的尷尬局面，屆時，總理將向作為總督的西蒙提請解散議會。有當地媒體評論説，此舉意味着這位原住民女性將“終結”（本屆）加拿大政府，而這將是一個頗有意義的時刻。

“和解”能否真的實現

“當我們在發達地區討論5G甚至6G網絡，使用APP訂餐或在網上與家人交流時，他們仍在渴望有信號，哪怕是2G。”

2019年，當時供職於一家知名通訊企業的Chris Pereira（中文名彭家榮）為了拍攝一部反映高速網絡如何改善當地人生活的紀錄片，深入到加拿大北部偏遠的原住民社區。此前，他曾到過一些原住民社區，總體印象是“他們被主流社會遺忘或忽略了”。但在北部，情形更加糟糕。

▲Chris Pereira於2019年在納努武特地區與因紐特人合影 圖/受訪者提供

努納武特地區首府伊魁特（Iqaluit）位於巴芬島上，僅能乘飛機前往。即使夏天，當地氣温也在冰點以下。人們常常需要用到發電機。這個人口僅約6000人的城市沒有電影院或其他娛樂場所。當地原住民仍維持着傳統的工作——捕獵，也仍保留着以物易物的生活。

彭家榮到那兒沒幾天，便幾乎人人都知道來了一個“南部人”。當地人給他留下的印象是，樸實且熱情。但他也看到酗酒現象突出。即便在工作日下午三四點，政府專營的酒類商店也排起長隊。“我從沒見過那麼多人排隊買酒。”

彭家榮接觸的當地年輕人較多。“他們非常渴望好的生活，喜歡使用新科技，希望回饋自己的社區……他們很清楚自己社區的心理創傷有多大，而他們的藝術品往往就是輸出內心感受的一種表達方式。”

“贏者撰寫歷史。”彭家榮坦言，自己從小所學的歷史課形成的認知是，原住民與歐洲移民曾有過一些矛盾，但“後來解決了”。課堂中涉及原住民的內容讓他留下較深印象的是：原住民捕獵後，會用盡動物的所有部分；一幅白人與原住民在餐桌上分享火雞的畫面；原住民的圖騰和其他藝術品。實地探訪保留地後，他才發現，南方人正享受着與北方原住民完全不同的生活。

無論是個人身心健康，還是社區管理問題，彭家榮認為，都應歸結於原住民的發展機會以及與主流社會接軌的困境。不過，原住民與主流社會能實現真正的“和解”嗎？

彭家榮認為，“和解（reconciliation）”一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總之是要以某種賠償，為過往不好的行為找到彌補、回饋的方式——不論是以經濟手段，還是給予某種權利、待遇。“説實話，我覺得（和解）很難。”

新任總督西蒙説，“和解是一種生活方式，需要日常工作。”“和解就是相互瞭解。”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其報告中對“和解”作了這樣的闡釋：“和解是指在這個國家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建立並維持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為了實現這一點，必須有對過去的認識，對已造成傷害的承認，對此的贖償，以及改變行為的行動。”“和解必須支持原住民從殖民化的破壞性後遺症中癒合，這些後遺症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在各種體面的場合被用於開場的“土地確認”，正是一種尋求和解的姿態。作為國際知名學府的多倫多大學，在其官網上引述了某權益組織的這樣一段註解：重要的是，要了解讓你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並尋求瞭解你在這一歷史中的位置。

然而，加拿大諸多學術機構在對“土地確認”的闡釋中，也均有這樣的表述：“土地確認”並不存在於過去時態或歷史背景中，殖民主義是一個當下正在進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