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和平和王道基因源於…_風聞

【本文由“高松峻嶺”推薦，來自《文揚：為什麼中華文明具有歷史連續性？理論上如何解釋？》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中國如此熱愛和平的深層歷史基因——夏商周三代早期農業國家和春秋之際的孔子才是理解中華文明不擴張和王道秩序的關鍵

在夏商周三代中國已經轉向不可逆轉的農業文明、同時社會生產能力由於人類的心智和外部技能均由鐵器時代的出現而有重大進展，但因此帶來了文明的異化和混亂，主要表現在私有制加速進度，成熟的國家制度開始擺脱普通成員的控制而成為“苛政猛於虎”的陌生外部壓迫性力量，而人心不再沌樸既“人心不古”，中國早期文明進入了最後階段，具體來説就是西周滅亡後東周階段後，戰爭在大範圍內席捲了當時華夏民族已經建立起穩定疆域的華夏區域。

戰爭是從兩個方向而來：首先是各諸侯國間爭霸爭利，因此東周後期又被稱為“戰國”。由於進入了階級和國家階段，和鐵製武器的出現，與原始社會新石器時期以及銅器時期相比戰爭表現得格外野蠻和殘酷。而這一期間諸侯滅國絕城、殺人盈城盈野的戰爭核心目標就是擴展疆土，並取得疆土之上的民眾，是純粹的利益戰爭，因此孟子説“春秋無義戰”。

春秋戰國週期長達五百餘年，華夏民族在此前經過數萬年而創造的社會、精神、禮樂制度和秩序、以及生命自身全面地遭受戰爭暴力的侵蝕，這種現象是春秋之前的華夏民族從未經歷過的。而春秋時期，由於華夏區域內亂，已經進入了先進農耕社會生活的華夏區域變成為四周處於其它較低種類生活方式的夷狄民族入侵的對象，華夏民族在內部諸侯戰國爭天下的同時，又必須面對外部的壓力，而外部適當的壓力構成的巨大挑戰，往往可以使民族和國家發展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

因此在與周邊夷狄對峙和戰爭的過程中，華夏民族形成了內聚力更強的華夏文明一統觀念，同時吸收了夷狄文明的一些制度性的優勢如“胡服騎射”，同時疆域在對抗過程中持續向外延伸，早期華夏國家緩慢但堅決地將自己先進的農耕文明制度和器物向周邊區域擴展，但同樣有可能會因為夷狄的擴展而失去自己的文明根基，因此孔子説：“唯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正是面對着華夏民族成長後的第一個重大混亂迷惑的亂世，而對紛亂的戰爭和人民困苦不堪，君王們同樣迷惑，天下需要理性指導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歷史的“軸心時期”出現了各種基本觀念和繽紛思想、其中最偉大的人物和思想當屬孔子。身處亂世，對前朝歷代的歷史有深刻的理解，對前朝各種制度瞭如指掌，對亂世賊子深惡痛絕的孔子，不象當時一般的謀士和政治家一樣僅作對策性的政治謀劃，而是從人類的前途和命運這個更加廣大的視角出發，去構想一套能使天下、社會、家庭和諧的體系，而這套體系的核心是一種和平、理性、秩序、公正的價值觀，通過對這種價值觀的接受而將實現一種類似於人類早期社會時相對和諧的人際、人地和君民秩序，這就是孔子一生所致力於創造的觀念。

孔子所代表的華夏文明在這裏作出了與世界上其它重要民族有重大差別的選擇：不是通過宗教的方式去創造一個外在的超過人類自身的宗教救世主，通過天啓和神論來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而是採用歷史回憶和反思的方式從華夏民族自身的歷史中去尋找真正的歷史精神和智慧，去發現人的本性深處能夠使人向善與和平的觀念。

孔子從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和歷史中汲取了大量的觀念要素，經過重新整理和表達並形成典籍文字，並不遺餘力地在各國間奔波推行，同時通過教育的方式培養和造就社會的中堅力量並傳承自己的理念。孔子所代表的中華文明本土性的儒學理念其實就是處於農耕社會的華夏民族對秩序、和平、文明和幸福的理最深刻和完全地表達想，因此得到幾千年始終以農業立國的華夏民族的全面認同。而孔子儒學儘管沒有直接全面涉及農耕時期國家的疆域制度，但其推崇的周禮卻包含着完善的相應制度和理念。

隨着儒家學説在西漢正式成為官學，夏商周三代延續而成的中國遠古早期王畿疆域制度和觀念便成為中華文明深層的結構，儘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各朝代中國的疆域制度外在的規模和形態在不斷變更，但其內在的歷史精神已經在中國夏商周三代成型、並始終影響着中國歷史和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