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三國的宿命，內卷互耗還是攜手突破？_風聞

文 | 劉夢龍

過去三年來，每一年都在發生新的變化，如今2023年也將過半，即使是遲鈍的人也已感覺到，時代正藴釀着某種爆發。這種爆發勢必要極大改變我們所熟悉的世界，舊的經驗不再能簡單套用，而新的未來卻遲遲沒有清晰的勾畫。全球秩序舊範式的衰退與中國轉型週期的節點匯合到了一起，中國正不可避免地成為轉折時代的焦點。

在過往，政冷經熱一直是中日韓三國之間的一個主基調，巨大的經濟往來活動是三國在政治層面如何衝突仍能維持在底線之上的一個基礎。然而在當下，三國經濟也隨着舊格局末期的迴旋空間越來越緊縮，形勢發展到了今天，一度為人們所期待的東亞一體化正在被意識形態的清晰陣營壁壘所取代。在美國真正退出東亞地區之前，東亞地區不但沒有廣泛整合的基礎，矛盾爆發的危險反而在日益增加。

隨着東亞三國的分道揚鑣，最能引起彼此共鳴的，如今只剩下高度內卷這個標籤了。

內卷化，也就是involution，嚴謹的説應該譯為過密化，這是人們經常用來總結近世東亞地區落後情形的詞語。工業革命前的亞洲，特別是東亞，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一。但受限於自然地理條件，擴張既不現實，隨着人口的高速膨脹，尋求技術提升的效率還不如依靠廉價的勞動力。這就形成了我們所説內卷化的基調，以高度的內部競爭來爭奪有限的資源，成為一個社會的常態。

這種情形一直到歐美列強用艦炮打破家門，強行把東亞諸國帶進全球經濟循環才有所緩解。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根本解決，即使在今天，東亞諸國在資源稟賦上也依然有很大的壓力。這個國家所取得的任何成就與擁有的有利條件一旦被人口基數所稀釋就顯得微薄了。而在全球產業結構上，東亞諸國作為主要生產者，卻很難説是主要的獲利者。

貫穿明清五百年的長期過密化，給東亞世界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對人的塑造。歐美人經常給東亞人打上幾個標籤，比如古老，比如吃苦耐勞，比如温順服從。吃苦耐勞自然是一種優勢，但農民的吃苦耐勞和地主的吃苦耐勞顯然不是一回事。温順服從更像是形容好奴僕，也就是當時征服者給東亞老大帝國子民們的定位。這些標籤固然帶着征服者的傲慢，但卻也反應了一些問題。

19世紀歐美列強看到當時充滿了農耕社會式散漫，左右不分的底層中國人，驕傲自大，滿腦子迷信的中上層中國人時，很難想象他們會成為合格的工人，軍人，工程師。很大原因恐怕是因為他們正好在馬爾薩斯循環的一個高潮進入亞洲，看到的本就是不符合日常的異常景象。

東亞的優勢在哪裏，我想就在它的成熟緊密上，能夠承受劇烈的社會變化，這是一個經得起折騰的社會，在世界其他地區處於這種劇烈變化中往往是要自行解體的。在這個劇烈變化的過程中，東亞的文化內核是沒有根本性變化的。

東亞地區沒能自行完成近現代化也許更多是因為客觀環境而不是族羣文化自身的問題。當時的外來者認為它已經沒有升級的餘量了，但它確實擁有現代化的潛質。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潛質，承受激烈變化本身也是進步的一種代價，但變化也意味着很多舊經驗是不合適的，這一點在過去的一百年的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

最終的結果，或者説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如今隨着中國成為日益成熟，即將居於當代人類工業化頂點的國家。有一些我們這一代人，乃至過去幾代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是要改變。

我們本來就是生活在一個承上啓下的轉折期，這個歷史階段是帶有過渡性質的。而使我們猝不及防的是，中國人的深刻社會變革，和自大航海時代，西方崛起以來，五百年未有的全球大變革牢牢捆住一起，驚濤駭浪，環球註定同此涼熱。

當代中國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長期過密化遺留的影響，就好像一個五百年的噩夢，一個是長期高速增長帶來的幻想，這是一個差不多四十年的美夢。而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不會長期沉浸在夢境裏，不論是噩夢還是美夢。

過密化社會會帶來一些典型的思考模式，如總是傾向於在內部找解決方式，畢竟一個過密化的社會往往也是一個邊際效應明顯的社會。同樣一個過密化的社會總是努力要求它的社會成員儘可能的節約，用來應對越來越稀薄的資源分佈。這就是大家常常説的，人人少吃一點就如何如何，節約一點就如何如何。

過密化就是這樣，外部不再有出路，而內部資源總量並不少，因此傾向於保守和內耗。但福禍相依，過去一千年的過密化也許是一場噩夢，可不要忘記它的前提是古典時代的東亞已經發展到極限了，在中國這意味着已經佔有了儘可能最好的位置，最多的人口。

關於人口的討論已經很多了，隨着中國社會高速的現代化，中國的龐大人口從負擔變成了岌岌可危的財富。當一個社會生產力不足的時候，面對馬爾薩斯循環，面對有限的資源，過於龐大的人口當然是一個負擔。而在一個經過現代化洗禮，各項基本制度完善的工業化社會里，龐大的工業人口當然不是一種負擔。它意味着穩定可靠的內部市場，意味着足夠多的工程師，建設者，教育者，一個可持續的內循環，帶來強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這一切鉅變都是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經歷的。

這是一個隱藏的關鍵問題，那就是以東亞自身的資源要支持其社會工業化與現代化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它沒能完成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但相對應的，一旦進入全球資源體系，一個社會結構上能無縫對接現代化的東亞國家，也必然能高速完成工業化，並具備強大的全球競爭力。**與之相對應的，我們一定不能忘記另一件事就是，中國對全球市場的依賴其實不小於美國人。**只不過現體系內，很多時候中國還是生產者，美國已經是終端消費者而已。

漫長的過密化社會塑造了中國和整個東亞地區，依靠自己是沒有問題的，但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當代中國的偉大就在於為如此龐大的人口帶來了富裕與繁榮，由此從量變走向了質變。但相應的，中國的工業機器是為世界市場打造的，其巨大的規模不可能靠一個國家去支撐，必須擁有不亞於當下的外部市場。而這種外部依賴性則在日韓，尤其是韓國這樣的金絲雀國家更早顯現出來。

過密化的第二個重要遺產就在於人民的勤苦耐勞，安分守己，畢竟非如此社會就難以維持，更不用説擴展到極限了。民眾既吃苦耐勞，整個社會又能熟練掌握工業化的複雜體系，東亞國家在20世紀普遍低開高走和這一點是不無關係的。民眾易於滿足，又勤於工作，整個社會的積累量就會高，發展速度當然也快，甚至社會結構也會更加穩定從而起到加速作用。但這個遺產正在迅速消耗，其消亡的速度和現代化的速度是一樣的。

實際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它的盡頭。任何一個成熟的工業化社會，都不可能再保留農業社會遺留的那種吃苦耐勞。直白的説，一個繁榮的工業化社會，人民不能痛快的消費怎麼會快速進步？發生了質變的生產力，必須通過持續增長的消費來滿足。但人民為什麼要消費，怎麼能促使人民安心消費，這要比指望掏空人們的錢包，或者指望人們少拿工資多幹活有意義的多。

工業化和現代化並不是一回事，固然兩者往往是相輔相成的。一個社會的工業化速度是可以超出現代化速度的，這裏是指生產力的高速增長，但制度和人變化可以是相對滯後的，當然也僅僅是滯後而不是會不到來。隨着工業化的進程，人對物質要求的不斷提升是理所當然的，同樣提升的還有精神狀態的變化，乃至整個社會對工作，對生活，對權利義務的看法。

中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的劇烈變化，思潮的急速轉向是一個非常複雜宏大的問題，日後我也會和大家進一步探討。這裏只談最簡單一點，那就是支持過去那種高積累，高發展的民眾基礎將要迅速削弱。人民的忍耐力實際上是要下降的。

中國社會的必然要進入一個發達國家應該經歷的歷史階段。這包括市民社會的進一步完善，人們對社會治理會有更高要求，更強的參與熱情。而更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就該使相當一部分人有脱離生活日常的權利。以工業和金融為中心的現代社會自有其一套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與田園牧歌式的舊時代壁壘分明。

在老一輩看來不務正業，斤斤計較的行為將變得理所當然，奉獻和犧牲不再是一種常態，當然相應的，更強烈的自信心，更強烈的認同感，也是那些前輩所沒有的。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從1990年中越停戰起，過去的三十年完全是一個奇蹟。在最近200年歷史裏，世界主要大國的崛起始終伴隨着鐵與血，這是目前為止一個主要大國持續和平，快速發展的最長記錄。（不算戰後某些戰敗國的復興，它們情況特殊）而這個奇蹟還在不斷延長，中國就是一個特例。在我們見證奇蹟的同時最好不要忘記，奇蹟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不正常的。

過去的四十年，上溯至過去的七十年，應該是中國歷史進步的一個時期。徹底的打碎了過密化的噩夢，幾乎在一夜之間走進了另一個美夢，尤其在過去的四十年裏更是如此。四十年的時間足以讓一代人形成根深蒂固的觀念，比如關於和平，關於進步，關於一切會更好，關於寅吃卯糧的理所當然。

過去一百年裏，整個東亞地區對進步的渴望是無與倫比的，這也是進步的動力。就像我們習慣把演化論説成是進化論一樣，事實上很多人已經把哲學上的永恆運動乾脆理解成進步了，變好和進步已經是很多人的信仰而不管實際的情況如何。這種預期實際正在形成某種巨大壓力，哪怕是奔跑也不可能是永遠在高速。

這不禁讓人擔憂，那就是整個社會對艱難困難，對負重而行的承受力是不是在下降？在整個的國家物質力量變得強大起來的同時，整個社會的胃口也在越來越大，而在精神和社會承受力上卻遠沒有跟上。

**追趕一定是有其盡頭的，這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過去中國的高速進步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追趕，而這種追趕越是向前，難度理所當然的越大，速度也必然要下降，最終會有一個頂點。作為比我們更早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日韓，在一段高速增長後都進入了某種社會停滯。我並不認為中國會重複這個道路，日韓進入停滯是因為舊體系還能勉強提供他們的位置，而他們也要去自我限制在能提供的有限空間裏，總的説那個盤子是有限的。

但中國的體量放在他們的位置上並不現實。就像中國進入均GDP一萬美元大關後，如果按照日韓的經驗二十年內至少還要翻一番，那等於GDP重量要達到差不多三個美國，但這個世界能承受住四個美國嗎？當實力發展到這個階段，必然要面對激烈的打壓，矛盾和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為是不可避免的，必須要拿出足夠的強硬態勢，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一面我們不得不認識到高速的發展有其盡頭，整個社會很可能要進入一個咬牙忍耐的調整期，一面我們也應該清醒的意識到這種調整是為了繼續前進而絕不是追求一個足夠投降的價碼。過去的四十年，我們確實經歷了一個韜光養晦的時期，但妥協是為了交換前進的時間，而以進步發展為代價的妥協則毫無意義，那不過是飲鴆止渴而已。這必然要走向某個艱難時局，一面是巨大的外部壓力，一面是艱難的內部調整，漫長的西行前路艱險，總有人迫不及待的希望依靠投降來回到高老莊的美好時光。

**雖然我往復提到忍耐，但這種忍耐不是倒退，不是停滯，而是一種內部資源分配再調整，一種內部各種力量的彼此妥協，是一種社會進步。**這本質上也是一個成熟社會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實現讓廣大羣眾都過上美好的現代化生活的目標之前，中國是不能接受停滯的，過早的停滯意味着自我崩解的開始。

為了實現這種空前壓力下的持續突破，需要更多團結進步，內部的改善是必須的，而不能指望靠外部壓力，就能解決一切，那樣不過是把明天問題，加倍推到後天來爆發。高速增長能掩蓋許多問題，當增長不再高速的時候，就像退潮，很多問題都要暴露出來。

更使社會管理者痛苦的，恐怕莫過於過去可行的做法，很快會變得不可行。人民的需求隨着生產力進步是提升的，這種需求也包括社會治理的態度，力度，速度的不斷追求。但歸根到底，不患寡而患不均，困難可以一起克服，而進步帶來的利益自然也要一起分享。小老闆們花天酒地的好時光也許到頭了，不代表就該讓人民回去啃窩頭。相反人民羣眾並不打算止步於能吃上五花肉。

當下的中國內部，很多人都有這樣那樣的不滿，內部矛盾和問題總是會伴隨着發展層出不窮，但如果我們看外部問題的話，只要不是根本立場是殖人心態的人想必都會認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國際環境中，尤其是疫情這三年多來，中國遭到了西方世界如此大的惡意，其原因是中國做錯了什麼嗎？堅持獨立自主，不投降不下跪是錯的嗎？

錯的真不是中國，而是這個舊有的秩序範式，後冷戰時代行將結束了。作為冷戰後，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新興市場，中國的市場實際上已經喂不飽自己的工業巨獸，相應的冷戰後其他市場增長的速度已經趕不上發達國家消耗的速度。而西方這種惡意，顯然也不會只停留於針對中國政府，不管是對中國各種企業的制裁，還是對中國開展去工業化的鼓動，還是妄圖對中國實行的軍事包圍，這種惡意最後必然會落到每一箇中國人頭上。

一面是發展的不平衡，一面是產能的相對過剩，或許更重要的是發展的腳步逐步在減慢。這是我往復提到的，這三十年來幾乎沒有決定性的技術進步，進步是以管理體系的進步，資源再分配的效率進步為主的。

**生活在中國也許情形並不明顯，因為中國有着一個比較低的起點，高速發展的生活往往讓人產生全世界都在高速進步的錯覺。而在發達世界這種停滯會越發明顯。**那些易於突破，低垂的技術果實已經採摘殆盡，新的突破有賴於更加龐大的資源投入，大國的門檻要比從前來的更高的多，而淘汰者的命運誰也不敢多想。

一如既往的，東亞諸國仍然保持了怪物之間的不團結，尤其是面對中國。畢竟這是一個被中國主導了近兩千年的世界，東亞諸國或多或少都有着被中華秩序所支配的擔憂。這使得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市場，最強大的工業化產業帶始終沒能整合起來，如果不是彼此去試圖拆台的話。但中國的優勢確實是在不斷明顯的。中日韓三國共存的未來，固然要在平等的基礎上攜手為世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但這一過程確實本身，確實也是對日韓這幾十年來借美國霸權秩序庇廕下獲得的全球地位的進行修復的過程，這中間的過程究竟會如何發展，我們只能期望往好的方面進行。相應的中國自己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資本自有其流動規律，金融資本盤踞在資本世界的頂點，有着最好的人才，最多的資源，但相應的它也使資本走向全球，使原本作為資本主義發源地的歐美走向產業空心化。在這個過程裏，中國作為既西方列強的後起工業國家之秀，確實處於一個最好的時期。然而，這種流動不用説中國也難逃其最終規律。

在中國發生變化的同時，世界也正在發生變化，資本主義世界的又一次動盪可能就要到來，而這種動盪以何種方式展現也值得我們關注。從美國鐵鏽帶找不到工作的下層白人到歐洲交不起彩電税改回黑白電視的老百姓，在列強普遍內部矛盾激烈的時候，中國的一枝獨秀，並指望永遠如此，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後冷戰時代行將結束了。作為冷戰後，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新興市場，中國的市場實際上已經變成喂不飽自己的工業巨獸。相應的冷戰後其他市場增長的速度已經趕不上發達國家消耗的速度。如今，全球性的經濟嚴峻是最直觀的體現。

而在這個時期，我國還能在以新能源為代表的高新領域不斷進步，在全球範圍內攻城略地自然是一種底氣。但隨着西方在經濟與技術優勢上難以挽回的衰退，經濟畢竟無法脱離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干擾，這種正常的，和平的經濟競爭還能維持多久，是值得人們擔憂的。

如今，東亞諸國儼然已經是世界上最劍拔弩張的地區之一，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在空前的外部壓力之下，中國自己的內部問題也越來越明顯。整合是當代世界的主題。怎樣在危機爆發前，最大限度的整合自己內部，整合自己所能爭取到隊伍，從而在席捲全球劇烈變革中，贏得最大優勢，是擺在所有國家面前的共同問題。實際上，在俄烏戰爭爆發後，這種選邊已經越來越明顯。包括日韓在內，很多國家已經擲出了骰子。

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我們當然應把目光放在遠處，就像推動中東世界的和解，推動全球範圍的人民幣基準貨幣化。這些舉措都彷彿是斷匈奴之臂，張中國之掖，自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更應看到，支撐這一切的終究是來自中國人民的力量，是來自國家內部的力量。一棟分崩離析的房子是擋不住風雨的。

留給我們時間已經不多了。中國社會龐大的工業化人口帶來了高速化的過程，也意味着日後整個社會的巨大養老負擔。當這一代人老去，當老齡化到來，競爭力下降的速度也在一點點加速，中國實際是在和時間賽跑，趁着舊時代所遺留的精兵強將還在，趁着社會轉型的矛盾尚未爆發，拼盡一切要為新世界開拓出一條道路。

幾乎在同時，西方面臨自身的衰退，也絕不會坐視東方的崛起。甚至和我們相比，西方所面臨的局勢還要更嚴峻一些，這也意味着西方不可能容許我們從容來解決內部問題，再轉向外部。

這內外兩重問題，我們不可能坐視其疊加，這將是最危險的時刻。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始終是相輔相成。沒有良好的內部團結，就不能贏得外部的打壓，而打破外部打壓，最終目的，則是在內部建立一個更加成熟進步的社會，二者的解決，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