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為什麼中華文明具有歷史連續性？理論上如何解釋？》一文跟帖的統一回復_風聞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英文視頻5月21日發佈，5月25日在外網多個平台播出。此後兩週時間在網絡上一直有高水平的跟帖參與討論，6月7日在觀網上發表了中文文字版和英文跟帖節譯之後，也收到很多非常有建設性的中文跟帖，這些積極的參與大大推動了該話題的傳播和討論的深入。本人深表感謝，並在此對其中一些主要觀點做一個統一回復。

“定居-遊居”二分法，最早是本人在2019年寫作《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時作為理論建構所需的一個基本假設工具提出來的，起源於對英文單詞nomad的重新認識。在中文譯著中，這個詞無一例外地被翻譯成“遊牧”，但實際上nomad的英文原意中並不必然包括“牧”的含義，只要是居無定所的、四處遊走的、始終處在移動和遷徙狀態的人羣，都是nomad. 而中文意義上的“遊牧”只是多種nomadic生存方式的一種，特別指中國北方草原地區和西北高原地區各個“逐水草而居”的部落社會。在中國的古籍文獻中，有時將其稱之為“行國”，區別於中原的“居國”。

本人在英文視頻中將歷史上的騎馬民族horse-riding people，駱駝民族camel-riding people和海上民族ship-riding people或seafaring people或sea people統統歸結在遊居民族nomad folks的概念之內，並未引起很大歧義。由於這個概括讓長達數千年直到今天的世界歷史有了一個統一的解釋框架，得到了很多讀者的認可，認為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如果在中文裏繼續使用狹義的“遊牧”，整個理論就無法建立，因為無論如何都無法將利用船舶和海路進行大規模移動的海上民族稱之為“遊牧民”，而將後者概括在nomad folks當中對於建立統一解釋框架至關重要。

這個二分法的另一個來源是近年來取得了巨大進展的關於早期智人遷徙過程和路徑的研究，通過分子遺傳學技術，歷史學家們可以越來越精確地重建智人走出非洲之後人類在世界各地的遷徙歷史。這是一個長達數萬年的過程，而人類文明史，只是這個大歷史中的最後階段，最多不過1萬多年。

這意味着，遊居也就是nomadic才是智人自古至今的主流生活方式，同時也是智人演化的主要環境背景，而定居則是偶發的事件，需要滿足很多特殊的環境條件並克服人類自身很多固有習性才可能實現。這也就是我所反覆強調的：在文明史的早期階段，定居部落隨時會被周圍的遊居部落吞沒，猶如汪洋大海淹沒零星孤島一樣。在這一點上，從自然和歷史博物館中得到的關於早期人類生存方式的印象會形成一種誤導，因為大多數的考古發現都是這些零星孤島，而遊居民族像汪洋大海一樣的遊走和遷徙活動在歷史上留不下多少痕跡。

進一步考慮到定居部落即使僥倖生存下來，由於遊居部落也在不斷通過頻繁的征服並且發明更多更好的移動工具而變得日益強大，可以認為，定居社會在近1萬年的文明史時間段裏也仍然隨時面臨滅頂之災，即使強大如古埃及社會、古巴比倫社會等，也仍然難逃厄運。而定居和遊居這兩種社會之間的生死博弈，不僅是智人大遷徙歷史的延續，也實際上構成了近1萬年裏所謂“世界歷史”的主線。像威爾斯、麥可尼爾等歷史學家在其關於世界史的著作中，都認為直到19世紀之前這條主線仍是清晰可辯的。

有的評論認為，規模才是保持文明歷史連續性的更為基本的因素。在我看來，這個認識還是把原因和結果搞反了。通過分子遺傳學的分析，在大遷徙歷史中的遊居人羣，也就是歷史學家們所説的遊團（band），人數通常不會超過150人。這是長期移動並依靠採獵獲取食物的生存方式所決定的，語言交流和分工協作能力都大大限制了人數的增加。而只有首先實現了定居，並逐一經歷了季節變化、食物存儲、產量提高、外部入侵等眾多考驗之後，人口規模的增加才成為可能。在定居社會的人口規模增加之後，遊居社會通過與定居社會之間暴力或非暴力的交往互動，其規模也開始等比例增加。

還有評論認為，文化更為本質。這更是一種本末倒置。在早期人類社會，所謂文化無非是對生存方式的一種回應。在一個只有幾十人的採獵者遊團中產生的文化，與在一個數百人的農民村落中產生的文化顯然是完全不同的。所謂中華文化，從起源上講是一種最典型的關於定居生存方式的文化，也就是在最初的定居者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終於相對長久地在家園土地上定居下來之後逐漸形成的勝利者文化。孔子説“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意思就是經過了夏商周三代，天下就定型了，天不變道亦不變了。但其實，一旦出了他所理解的這個天下的範圍，進入到真正的遊居世界，所謂的周道、春秋大義、禮制文化，都形同廢紙，因為這種文化與遊居社會的生存方式兩者之間完全沒有適應性。

也有評論指出，“定居-遊居”二元論還可以進一步進行本質還原。例如“背山遠行”在評論中提出，可以通過將文明定義為可承載“有序性進化”的載體，用“系統內要素間互相協調與支持的水平”和“系統的生存發展能力高低”來區別不同的文明，以此涵蓋更多可能的文明演化路徑，包括未來的新文明形態。首先，本人對於這種觀點所包含的“理論性”非常讚賞。好的理論就是通過這種思維方式建構出來的，就是通過不斷迭代，最終找到個數最少、可涵蓋範圍最大的基本概念，並通過基本概念之間的基本關係建構出成體系的理論。再者，本人也不排除這個探索方向的可能發展前景，實際上，國際上一直都有將人類歷史與地球乃至宇宙的演化歷史合為一個大系統並建立統一理論的嘗試，也出了很多成果，非常值得繼續努力。最後，我想進一步補充一下使用“定居-遊居”二分法的其他方面考慮：1）這兩個概念具有某種“折中”性，既不特別抽象，也不特別具象，因此可以與紙上的文獻歷史、地下的考古歷史和實驗室的古DNA歷史都建立起較為直接的聯繫。2）如前所述，在中文文獻中早有“居國-行國”二分法，在英文著作中也早有settled folk-nomad folk或sedentary-nomadic的二分法，我所做的，主要是將遊居的概念進一步擴大了，一方面擴大到了文明出現之前數萬年大遷徙歷史中的遊團，一方面擴大到了文明出現之後數千年裏的大部分人類社會，同時將定居理解為在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文明生長的主要動力。3）將近代以來由西方海上民族建立的帝國與歐亞大陸歷史上先後崛起的由騎馬民族建立的帝國，在本質上一體看待，都視為是以定居社會為掠奪對象的遊居社會，可以提供新的視角和新的解釋力，也有助於解構西方中心的世界歷史觀。外網的英文評論中有很多的反映了這一點。

最後還要説一下外網英文跟帖評論中有多人提出的關於印度文明的歷史連續性、歷史地位以及與中華文明的可比性問題。我承認，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之所以我在這次的講座中隻字未提印度文明，一方面是由於問題的提出者羅傑斯先生沒有提到，限於時間我也就沒有提；另一方面是這個問題比較大，需要專門做一個專題來説明。

再次感謝大家對問題的關注和對討論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