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復外蒙古的民族英雄徐樹掙將軍,中華兒女不應忘卻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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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現代史的風雲人物中,大名鼎鼎的段琪瑞曾任北洋政府總理。而世人卻不知段琪瑞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均出自一人的策劃,段琪瑞對此人近乎於言聽計從。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在民國早期歷史的幾次重大轉折關頭都留下其深深印跡,尤其是在處理舉世震驚的外蒙古“自治”問題上力創奇蹟的徐樹錚。

徐樹錚(1880~1925年),字又錚,號鐵珊,漢族,江蘇蕭縣(今安徽省蕭縣)醴泉村人,秀才出身,文武雙全,曾任北洋軍閥皖系將領,陸軍上將、遠威將軍,與傅良佐、靳雲鵬、曾毓俊並稱為段祺瑞的“四大天王”。徐樹錚將軍的所作所為,給當時的政壇影響頗大,故有了“小扇子軍師”之稱,孫中山和張學良對其極為敬仰。1913年底,外蒙古遠征軍在遠征內蒙古遭到徹底失敗後,退出了內蒙古,並取消了“獨立”,改為“自治”,但依然在沙俄的掌控之下。在沙俄的羽翼下,外蒙古自治政權步履艱難。

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俄國國內也一片混亂。這時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蘇聯紅軍節節勝利,俄羅斯遠東地區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原來由沙俄支持的外蒙古“自治”政府也失去了庇護,但外蒙古境內依然駐有沙俄白匪叛軍、日本人所謂的保護日僑部隊等,這些軍隊虎視眈眈。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強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奪回這片中國固有的領土呢?

這是北洋政府考慮的一個重要題目。時任北洋政府軍總參謀長的徐樹錚將軍於1919年4月17日向北京政府提交的《西北邊防條陳》時,在它的第一款特別指出:辛壬以往,中國多事,無暇顧及邊圉,俄人乘機煽誘外蒙獨立,致成三方協約之局。乃歐戰以來,俄國政變相繼發生,干戈相尋,迄無寧日。於茲急起直追,復我故物,自屬報施之道,原不必以蒙約為顧忌,惟外蒙自治一節,不惟載在協約,對內對外均經政府確切麥示,國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輕議變更,而民族自治,為世界潮流所趨,尤不可顯與背馳,致招他國非議。況自俄亂以來,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變其宿昔之態度,對於中央深表親賴之意。
如近日謝米諾夫勾煽蒙人獨立,外蒙官府竟不為所動,足為明證。在我正應一意懷柔,使中蒙關係日益親密。若輕墮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內向之誠,更恐別生誤會,致來外力干涉。因之數年之功,敗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繫,不可不特加註意。

這是徐樹錚為了收回外蒙古而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一個積極的謀略。實際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徐樹錚將軍的策劃下,北洋政府就已經在考慮利用俄國在遠東力量的削弱收復外蒙古了。
當時,中國宣佈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徐樹錚將軍就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轄地包括新疆、甘肅、內蒙古、察哈爾、熱河和東三省等地區,實力非常雄厚。他毛遂自薦,利用協約國借款,招募軍隊,編練中國參戰軍,卻駐屯西北按兵不動,準備等待時機一舉收復外蒙古。他認為,“收復外蒙只是個時機的問題,因此名義上準備投入對德作戰,實際上隨時準備出兵庫倫。”當時的報界稱其為“中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衞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另一人為孫中山)之一。
1919年,德國戰敗後,俄國國內發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混亂不堪的俄國無力顧及外蒙古。中國北洋軍政府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將一戰參戰軍改為西北邊防軍,派遣徐樹錚將軍準備出兵外蒙古。

為了收復外蒙古,徐樹錚將軍先派遣一個旅的兵力在大青山進行備戰和軍事演習,他本人在多倫鎮守使唐啓堯將軍的將軍署署衙內設立“收復外蒙古前進指揮部”(在今內蒙古多倫縣舊城牛市街北,即舊政府招待所院內),並以多倫為大本營招兵買馬、籌措糧草。
準備出兵的西北邊防軍所有士兵,均由河南永城、安徽亳州等處召募,多系18~25歲的壯丁。為了彰顯中國軍隊之威風,樹我中華之形象,徐樹錚將軍按照閲兵的標準,在多倫趕製了大量的新式軍服、增添了大批新武器裝備,準備出兵庫倫時使用(此後,在外蒙古的中國軍隊被一些國外見聞者稱為世界上軍服最為整潔的部隊之一)。

同時在多倫籌措資金購置了80多輛大卡車從北京開到多倫,這在當時可謂是最先進、最快捷的裝甲機動設備了。然後,徐樹錚將軍命令董其祥旅從宣化徒步走到多倫,駐紮在匯宗寺、善因寺附近加緊整訓。整訓結束後準備換上新式軍服,再乘上這80多輛大卡車出發前往庫倫。
這個董其祥在1913年的驅逐外蒙古遠征軍戰役中,曾任炮兵團團長,在多倫戰鬥過,非常瞭解多倫和蒙古地區的環境。同時,徐樹錚將軍還派出大批偵查人員赴外蒙古,包括被俄國吞併的、面積達17萬平方公里的唐努烏梁海地區,廣泛收集情報,秘密反饋回多倫前進指揮部。

外蒙古派駐在多倫匯宗寺、善因寺參加佛事活動的喇嘛,很快將徐樹錚將軍在多倫諾爾整訓並準備出兵外蒙古的消息秘密傳到庫倫,外蒙古自治政府一片驚慌。以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濟尼瑪丹彬旺舒克為首的外蒙古王公貴族見勢不妙,立即派遣所謂的“外蒙古代表團”到多倫商談。“外蒙古代表團”抵達多倫後,進駐匯宗寺東側的外蒙古會廟。隨後,他們馬上就到徐樹錚將軍的前進指揮部商談,表示“情願取消自治”迴歸中國。

“外蒙古代表團”隨行還帶來了“自治政府”單方面提出的《外蒙古善後條件六十三條》的副本呈交徐樹錚將軍,這個《外蒙古善後條件六十三條》的正本已由北京政府駐外蒙古都護使陳毅派秘書黃成垿送到北京,內容徐樹錚早已知曉。其主要事項如下:
一、中央政府無論何時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畢,盟長、將軍、扎薩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轄治理權,永遠照舊。中央政府並不得實施殖民事項,將盟旗土地改歸他人所有。
二、設駐紮庫倫辦事大員一員,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恰克圖可設參贊人員,幫辦參贊一員。正副人員,必須一蒙一漢,並且輪流更換(如第一任漢正蒙副,則第二任蒙正漢副),而漢員必須以文職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總裁之一,必須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駐軍,其計劃佈置及額數,由駐庫倫大員及幫辦大員會同商定,遇有緊急事項,增派軍隊,事定仍需撤回。
四、內地人民建築房屋,經營工商等業,以及開墾、種菜、伐木、割草,必須先取得該管(旗)扎薩克之許可。
五、開發礦產,興辦鐵道,電報,郵政,必須由駐庫倫大員及幫辦人員會商辦理。如必須借用外款,並必須先得外蒙地方議會通過,使得辦理。

這個《外蒙古善後條件六十三條》,通篇充斥着外蒙古王公貴族仍以“高度自治”來制衡中國政府之管理的幻想。徐樹錚將軍閲罷怒髮衝冠,將《外蒙古善後條件六十三條》擲於地,嚴厲駁斥“代表團”成員。徐樹錚將軍嚴正警告外蒙古當權者休抱幻想,重申外蒙古是中華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蒙古行政、軍事等事宜必須由中央政府決定。
不僅如此,在中央軍到達外蒙古庫倫後,所謂的外蒙古武裝應立即上繳槍支9000支以上、大炮5門及幾十挺機槍、大批炮彈、槍彈(外蒙古武裝配置已由徐樹錚將軍先期派偵探人員偵知),否則嚴懲不貸!外蒙古“代表團”成員看到徐樹錚將軍強硬的態度和大批軍隊雲集多倫諾爾進行整訓,準備出兵外蒙古,無奈之下,只好連忙答應。

“外蒙古代表團”在參見徐樹錚將軍後,還到匯宗寺、善因寺進香、禮佛,分別參見了章嘉活佛、六世噶爾丹錫勒圖活佛、墨爾根活佛等,以示誠意和迴歸中國之決心。隨後,“外蒙古代表團”返回庫倫。
1919年10月23日, 39歲的徐樹錚將軍率領裝備一新、精神煥發的中國東北邊防軍第一師,計步兵二個旅,騎兵一個團共4000餘人,乘上80多輛大卡車從多倫諾爾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發向庫倫進軍,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古的戰幕。

與此同時,徐樹錚將軍還在多倫諾爾設立西北邊防軍後勤供應部,由多倫鎮守使唐啓堯將軍(有的文獻稱之為唐啓喜,實為筆誤。但在徐樹錚將軍出征後,新任多倫鎮守使李榮殿負責其後勤供應)負責徵辦各類戰略物資,多倫諾爾西北邊防軍後勤基地源源不斷的戰略物資輸往北征的徐樹錚部隊,保障了收復庫倫的成功。
徐樹錚是典型的中國謀略型將領,自多倫諾爾至庫倫約為2000華里,途中多為沙磧,以汽車輸送,需時五至六天方可抵達。徐樹錚為了保持軍容的整肅,特規定七日期限到達。他自己的座車與先頭部隊一起按日緩緩行進。外蒙古地域遼闊,中國軍隊實際上兵力也不足,只有兩個旅和一個團4000多人,且軍械皆來自在多倫籌措到的國外貸款。
徐定謀於“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自謂作左宗棠收復新疆之第二,直取庫倫。

庫倫當局和戰不定,加上中國軍隊為西北參戰軍精選的勁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對這支軍隊基本不敢抵抗,對於異動者,徐輕袍緩帶,在外蒙古門哥託草原擺下“鴻門宴”,殺一儆百,從而造成了當地蒙古高層王公、喇嘛的臣服。惟一敢於和中國軍隊交戰的,是原在外蒙古武裝中的僱傭兵、俄國顧問變成的白俄股匪。
但是他們只是劫掠物資,並無政治目的,因此無法阻擋中國軍隊的前進。中國騎兵曾經和俄軍交手,對所謂哥薩克騎兵的騎術也並不恭維,他們惟一比中國軍隊厲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時候敢於雙手放開,依靠雙腳控馬,依然能夠持槍還擊。而中國軍隊只有上坡的時候敢做這個動作。一路上徐樹錚將軍記錄日記,對在外蒙古看到長城非常詫異,懷疑是秦代長城的餘脈(應為金界壕北線——筆者注)。並認為應該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強中華文化教育(參見中華書局《徐鐵珊公日記》)。

但他主要的精力還是在軍事上,他認為外蒙古威脅西伯利亞交通,如俄國稍有緩遐,必進佔我邊疆領土,不佔領庫倫,不得全功。因此隨即命令高在田騎兵團等部隊離開主力,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以及被俄國強佔的唐努烏梁海等外蒙軍事重地。因為中國軍隊進展迅速,俄國方面內亂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應,只能坐視中國軍隊收復外蒙古各戰略要地。至10月29日,徐樹錚率部抵達叨林(距庫倫140裏,今蒙古國肯特省喬伊爾市)時,忽然停車不進,拿起電話叫接駐庫倫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辦事處。

徐樹錚在日本留過學,日語極其流利,用不着別人代譯。當松井接電話時,徐樹錚先説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後開門見山地説:“根據我派駐庫倫的辦事人員報稱,貴國派駐庫倫的武裝部隊多達兩千餘人,請問是否真有此事?”徐在此以前,曾偵得庫倫有日本兵約100餘人,現在故意作此誇大之語,只不過要松井承認日本有駐軍在庫倫耳。
果然,松井聽到徐的詐語後,急忙辯道:“你這一情報是不確實的,我這裏實在僅駐了120名武裝部隊呀。”徐聽罷松井這一坦白的承認,即時大笑説:“我並非準備與你們對壘作戰,你們的駐軍數目多少都與我無關!我所要問的是:你依據中日兩國何項條約,公然在中國領土內的庫倫駐軍?”松井這才明白徐的談話用意所在,但一時卻找不出適當的答覆,強辯説:“這是我國政府因為庫倫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員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來少數軍隊,以策萬全,並無其他用意。”
徐樹錚以松井的答詞已越出範圍,乃不再客氣,決然答道:“兩國之間,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牽涉到對方國家的利益時,必須根據事實,徵得對方國的同意行之。你們現在駐軍庫倫,既無條約依據,又未得到中國政府同意,顯然是違法行為。就請你在三小時之內,將你這120人的武器,送繳我駐庫倫的辦事處去,倘若超過了時限,則我所率的部隊進入庫倫時,如雙方發生衝突,其一切責任須由閣下負之”。

松井懾于徐樹錚的理直氣壯,又怕徐樹錚果真帶來大量軍隊,其後果更難想象,乃説:“閣下的要求未免太苛刻,而且也非我的權責所能答覆,必須假以五天時限,等向政府請示後再作答覆。”
此時徐樹錚已聽出松井語氣中含有畏懼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時間而已,當以斬釘截鐵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錯誤,系出於日方,閣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負責人,當然有責任替政府認錯,並且也有責任改正這種錯誤。現在就請你拿出‘負責’的勇氣,作一肯定的答覆吧!”
松井聽徐樹錚的口氣,料已沒有迴旋的餘地,只是嘴對話筒,乾咳無語。於是,徐樹錚乃故意為他留一緩衝餘地,説:“我們之間的談話,就此告一段落,我現在就命令我的部隊,將行程向後展延一個小時,希望你在這段時間裏,和我的辦事處長解決此一問題。我只憑我的辦事處長一個電話決定行止了。”説罷之後,他猶恐對方再事羅嗦,乃不等對方回話,即將話筒一掛,揚長而去。
果然不過半小時,庫倫辦事處的電話來了,向他報告説:“日本武官松井已將駐庫倫軍隊120人的武器全部繳來。”於是徐樹錚立即下令,命80輛卡車,載着武裝整齊的雄師,浩浩蕩蕩,開進了庫倫。

1919年11月,徐樹錚將軍的部隊開進烏蘭巴托,外蒙古王公俯首稱臣。一月之內收復了淪為俄國殖民地七年之久的外蒙古。
局勢初定,徐樹錚毫不手軟,把外蒙古偽政權的“內閣總理”那木那蘇倫“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濟尼瑪丹彬旺舒克加以軟禁,威迫外蒙古偽政權履行在多倫達成的協議——上繳了槍支9000支以上、大炮5門及幾十挺機槍、大批炮彈、槍彈。在威風凜凜的中國軍隊面前,那些叫嚷着鬧“獨立”的外蒙古偽政權的喇嘛及王公貴族們頓時沒了威風。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回到中華民國懷抱!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面積達17萬平方公里的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佔,也在這時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後達到最大的頂點!徐樹錚同時向當時的總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孫中山先生髮電述職。

孫中山先生收到來電後異常喜悦,不顧國民黨內某些人的反對回電慶賀他的大功:“彼得來電,諗知外蒙回,四內響應。吾國 久無陳湯、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歸,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之不已”,“徐收回蒙古,功實過於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
徐樹錚可以稱之為名至實歸的惟一真正愛國將領,完成了對外蒙古的統一!徐樹錚將軍在收復外蒙古後隨即寫詞一首:
念奴嬌·笳砉然長嘯,帶邊氣,孤奏荒茫無拍。坐起徘徊,聲過處,愁數南冠晨夕。夜月吹寒,疏風破曉,斷夢休重覓。雄雞遙動,此時天下將白。遙想中夜哀歌,唾壺敲缺,剩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濃,胡遽烏烏驚逼。商婦琵琶,陽陶觱篥,萬感真橫集。 雕戈推枕,問君今日何日?

中國政府收回外蒙古後,隨即開始建設外蒙古。徐樹錚發現外蒙古蔬菜等極其匱乏,隨即命令多倫後勤供應部的多倫鎮守使李榮殿將軍(唐啓堯將軍此時已調離多倫)招多倫諾爾、察哈爾附近之菜農,趕赴外蒙古庫倫,幫助當地牧民種植大白菜,解決蔬菜匱乏難題。他還召集在庫倫經商的包括多倫商號在內的旅蒙商開會,下令旅蒙商不準盤剝牧民。
此外還在外蒙古修建公路、開辦銀行、創刊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於外蒙古社會發展的事業。儘管有五四運動歸還青島的陰影(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理應收回原被德國侵佔的青島。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巴黎和會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

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的迴歸祖國,應是當年中國最可慶祝的大事。1920年9月,皖系軍閥下台,新上任的北洋政府撤消了西北籌邊使公署,徐樹錚將軍被通緝,3個月後被迫返回內地。
1921年3月,外蒙古經過革命,又宣告完全獨立。徐樹錚是段祺瑞的靈魂,由於鋒芒畢露、膽大敢幹,樹敵太多。袁世凱曾這樣評價徐樹錚:“又錚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軌,可期遠到。但傲岸自是,開罪於人特多”。徐樹錚槍殺了馮玉祥的舅舅兼大恩人陸建章,埋下了隱患。1925年,徐樹錚將軍被憤怒的馮玉祥將軍部下槍殺,帶着與孫中山先生一樣的遺憾離開了人間,英年43歲。
時南通狀元張謇曾挽之以聯雲:語讖無端,聽大江東去歌殘,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邊才正亟,嘆蒲海西顧事大,從何處更得此龍虎人。
維新運動領導者,南海康有為亦挽之以詞雲: 其雄略足以橫一世,其霸氣足以隘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識通於新舊。既營內而拓外,翳杜斷而房謀;又揚歷乎域外,增學識於四洲。其喑鳴廢千人,其洞視無全牛。其飛動高歌擅崑曲,其嫵媚清詞追柳周。大盜竟殺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命之前,為人龍而寡儔。衰世亂而內爭兮!碎明月於九幽。
倘若徐樹錚將軍專心一志治理外蒙古,以他的才華和魄力,不消幾年一定大有成就。可惜他志不在此,也許,他在這幾年最後悔的事就是不慎離開了外蒙古,造成外蒙古的重新失去,而他本人已經無力迴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