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19，芯片戰爭與產業政策_風聞

美國、日本、韓國、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成功，歐洲在大飛機領域的成功，都是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結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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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讀了Chris Miller 的《芯片戰爭》，以及一本寫ASML歷史的傳記《光刻巨人》。之前還讀過一本老書《空中客車，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幾部書，是企業史，也是產業史，有技術天才和創業者的夢想與財富神話，也有落後國家奮起直追的勇氣和汗水。

美國集成電路的騰飛，要感謝與蘇聯的軍備競賽。美國的登月計劃和洲際導彈需要的計算機，助力了美國芯片工業的起飛。五角大樓，既資助企業研發，又是“買買買”的大金主。美蘇軍備競賽，以及美國在阿波羅計劃投入的海量美元，促成了獨步天下的美國半導體行業。

在阿波羅計劃的高峯期，NASA的支出超過聯邦預算的4%，如果按這個比例乘以今天的聯邦預算金額，NASA每年的支出將高達2000億美元。再拿一個類比，1966年，NASA的預算是59億美元，而1966年，中國的全部的財政收入只有559億元人民幣，進出口總額只有127億元人民幣。

這筆鉅款，在民用市場沒有激活之前，養活了美國嬰兒期的芯片行業。直到民用計算機的出現，才讓芯片行業擺脱了五角大樓這條枴杖。不過，計算機也是美國軍隊孵化的產物，人類第一台計算機ENIAC，也是用來計算彈道的。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可以説五角大樓創造了硅谷。**但硅谷很快在民用領域，找到了更大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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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美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具有絕對優勢，擁有全球接近70%的市場份額。而十一年之後的1986年，日本半導體登上全球之巔。

**日本半導體崛起的背後，是日本政府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計劃。**這個計劃設立了國立研發機構——VLSI技術研究所（VLSI技術研究會），由日本通產省牽頭，以日立、三菱、富士通、東芝、日本電氣五家公司為主體，以日本通產省的電氣技術實驗室（EIL）、日本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綜合研究所和計算機綜合研究所為支持。這個計劃集中了優勢人才、促進了企業間的相互交流的協作攻關，推動了半導體和集成電路技術水平的提升、最終趕超美國的集成電路技術水平。

日本政府這個計劃的實施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有各種磕磕絆絆，企業之間也相互提防，但在垂井康夫，根岸正人等人的努力下，日本成立了國立研發機構——VLSI技術研究所，日立、三菱、富士通聯合建立的計算機綜合研究所（Computer Design Laboratory，CDL），以及由日本電氣和東芝聯合成立的日電東芝信息系統（Nipponelectric-Toshiba Information System，NTIS）。三個研究所分別從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算機和信息系統的研發，其中分工方式是聯合研究所負責基礎及通用技術的研發，另兩個研究所則負責實用化技術開發（重點為64K及256K內存芯片的設計及開發）。

參與方都派遣了其最優秀的工程師，來自各地的工程師們肩並肩地在同一研究所內共同工作、共同生活、集中研究，在微細加工技術及相關設備、硅晶圓的結晶技術、集成電路設計技術、製程技術和測試技術上取得了突破，其中聯合研究所主要負責微細加工技術及相關設備、硅晶圓的結晶技術的攻關，其他技術的通用部分也由其負責，實用化的開發則由另兩個研究所負責。

具體來看，六個研究室中，分別由不同企業負責協調：第一研究室主要攻關微細加工技術，由日立負責協調；第二研究室也同樣攻關微細加工技術，由富士通負責協調；第三研究室也同樣攻關微細加工技術，由東芝負責協調；第四研究室攻關結晶技術，由工研院電子總合研究所負責協調；第五研究室負責製程技術，由三菱負責協調；第六研究室攻關測試、評價及產品技術，由日本電氣負責協調。

這種國家協調，企業之間通力合作的日本式“舉國體制”，讓日本在十年時間登上全球半導體行業老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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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在半導體領域超越美國時，美國三家最大芯片製造商的CEO，想出的新的策略是，不靠市場靠市長 - 向華盛頓求助。**1987年，美國的芯片製造商和國防部合資成立了一家叫Sematech的財團，一半的資金來源於五角大樓。

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保證5年之內國外公司在日本獲得20%的市場份額。美國同時扶持歐洲、韓國、台灣的企業與日本競爭。ASML的那本書，也講了ASML崛起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美國和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競爭，美國扶持ASML，對抗日本的光刻機廠商。最終，美國擊敗了日本，重新奪回了在半導體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

日本半導體衰落的兩個受益者，一個是韓國、另一個是台灣。硅谷的公司很樂意和韓國公司合作，拿桑德斯的話説：“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台灣科技產業的成功，也離不開政府背後的推手。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是被稱為“台灣信息產業父”的李國鼎。在《芯片戰爭》中有一段李國鼎的話。1968年，張忠謀第一次見到李國鼎時，李國鼎説**“知識產權是帝國主義者用來欺負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東西”。**這句話如果放在海峽對面不足為奇，出自李國鼎之口，多少讓我有些驚訝。

1985年，李國鼎聘請張忠謀領導台灣芯片產品，台灣當局提供了48%的啓動資金。飛利浦用5800萬美元，技術和知識產權換得了27.5%的股份，剩餘的從富有的台灣商人那裏籌集。當一位商人拒絕投資時，政府給這個商人打電話，説：“過去20年，台灣一直對你很好，你最好現在就為台灣做點什麼？” 可以説是威脅利誘了。

如《芯片戰爭》一書中所説，從第一天起，台積電就不是真正的私人企業，而是台灣當局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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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述空客歷史的那本書中，也寫到了歐洲各國是如何“齊心協力”，與美國在航空產業競爭的歷史。

二戰前，歐洲和美國的航空工業基本平分秋色。德國、英國都有世界一流的飛機制造公司。二戰中，德國，以及法國的航空工業都遭受了沉重打擊。1968年，歐洲的大型商用飛機的交付量，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幾乎在歐共體成立的同時，英國、法國和德國於1967年9月簽署備忘錄，決定合力打造全新的空客A300項目。1970年12月18日，空客工業集團掛牌成立時。英國這個歐洲攪屎棍，臨陣脱逃，沒有參加空客集團，但法國和德國還是決定靠自己走下去。直到1979年，英國再次加入。

2001年之前，空客並不是一家獨立的公司，而是企業聯合體，並不具備獨立的財務能力。德國、法國、英國三個國家，對空客提供了百億美元量級的財務支持，幫助空客承受住前20年的持續財務虧空，並矢志不渝地專注於不同機型的研發。今天，空客已經成為與波音分庭抗禮的航空業雙寡頭之一。

沒有當時法德兩國重振歐洲航空業的決心，沒有政府鉅額的資金補助，就沒有今天的歐洲航空工業。

C919的橫空出世，無疑也是中國國家意志的體現。中國商飛能否重現空客的成功，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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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國家是某個行業的遙遙領先的領導者，確實不需要啥產業政策，靠市場競爭就可以了。

**但一個落後國家，趕超時，只靠市場是不夠的。**中國的芯片產業，今天的市場地位遠不如日本在1985年時的情況，而已經被美國打壓。中國的芯片產業想衝破美國的圍追堵截，確實需要政府力挺，需要大力支持。

空客是在1970年成立的。經過50多年的發展，今天全球航空工業的競爭，比1970年激烈得多。C919，未來的路不容易，比空客當年更難。

但不做不行，咬緊牙關，硬着頭皮也得上。中國有14億人，比目前發達國家的人口總量還大。中國的人均GDP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在一兩個產業取得突破是不夠的，必須全面佔領高端產業。半導體、航空工業，都得努力站到產業巔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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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戰爭》的序言。是一位網紅科普作者寫的。這位作者似乎寫序的過程中似乎沒有仔細讀過這本書。《芯片戰爭》一書中隨處可見政府看得見的手的力量。但這個序言卻更接近“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觀點。

光有市長肯定不行，政府不是無所不能的。但如果一個後發國家想在芯片和大飛機這種行業趕超，光有市場也不行。即使美國，當年在日本的競爭壓力之下，企業想的也不是靠市場競爭取勝，而是去找華盛頓的官員。不能只靠政府，也不能只靠市場。美國、日本、韓國、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成功，歐洲在大飛機領域的成功，都是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結合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