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評《狂飆》:不能為了反派人物的生動性、豐滿性而過分給予“人性”加持_風聞
多动症孩童没有爱-06-10 09:59
來源:上海文匯報
作者:張德祥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文藝的敍事功能就是講故事,故事就是人物活動的軌跡,是人物命運的展開。俗話説,性格決定命運。實際上,這句話並不全面。應當是,性格與環境決定命運。命運,是主觀與客觀相互作用的結果。人來到世間,就是來到了一定的環境中,無論先天給予人怎樣的稟賦,都要在一定的環境中成長與生存,都要與環境形成特定關係。這種關係,可能是順應的,可能是對抗的,也可能是既順應又對抗,對立統一。人創造了環境,環境也塑造着人,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所以恩格斯説,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強調環境對人的重要作用。環境不真實,人物就不可能獲得真實的生命,就可能是概念化的、虛假的,其審美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甚至人物都不能成立。但凡那些生動的人物,都是從典型環境中走出來的,沒有榮寧二府,沒有大觀園,很難想象會有王熙鳳、秦可卿、賈寶玉、薛寶釵、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不是抽象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存在於具體的人身上。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關係就是環境,所以藝術形象也必然是性格與環境的總和。
文藝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社會環境中,只要環境真實,個性鮮明,形象生動,人物就獲得了藝術生命,就成了活生生的藝術形象,也就具有了審美價值,比如祥林嫂、閏土、阿Q、吳蓀甫、葛朗台、李雙雙。至於人們怎麼評判他們,那是另一個問題。民諺説得好,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為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處境來接受人物,人的處境不同,就會對人物有不同的評判。可見,環境、處境不僅對塑造人物至關重要,而且對受眾欣賞藝術品也起着重要作用,這就是環境之於人的重要性。同時代的人,因所處階層不同,就不可避免會有認識差異、情感差異。觀點來自於“觀”之“點”。
電視劇《狂飆》是一部反映掃黑除惡鬥爭的現實題材劇,引起廣泛而持久的社會關注。彰顯法治社會的公平正義,這無疑是大多數人從劇中獲得的審美體驗。但是,也不可否認,對於該劇中高啓強這個人物,網上出現了一些議論,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這就需要認真分析高啓強這個人物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形象,為什麼會引起觀眾的不同反應,從而為今後此類題材的影視劇創作提供鏡鑑。
首先需要確認,該劇塑造的高啓強形象真實嗎?可信嗎?很顯然,這個人物立住了,甚至可以説是一個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因為該劇寫出了高啓強從自由市場上一個賣魚的個體户,是怎樣一步步蜕變成黑社會老大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他的個性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他在特定生存環境中的選擇。他本來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個體户,起早貪黑,賣魚為生。但是,他的這種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場“管理人員”唐家兄弟打破了,暗示他要送禮,否則,就要重新分配攤位,給他“挪個地方”。他為了保住這個攤位,硬着頭皮去送禮,送去的價值七千元的電視機被唐家兄弟砸了,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離子電視機。他忍無可忍,與他們發生了衝突,結果他被拘留了。得罪了“管理”市場的唐家兄弟,攤位保不住了,大過年的還被拘在看守所。在自由市場上混,被市場惡霸所欺負,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尤其是在放開市場不久,市場規則不健全而“潛規則”與“錢規則”滋生蔓延的那個年代,屢見不鮮。一個底層人物的生存現實而已。但是,高啓強偏偏遇到了一個善良的警察安欣,看不過唐小龍欺人太甚,替弱勢一方高啓強説了句公道話,攤位保住了。
安欣做了一件職責所在的正當事情,但安欣在高啓強和唐小龍眼中是“權力”的象徵,唐小龍從此不敢欺負高啓強。實際上,唐小龍此前欺負高啓強憑藉的正是“管理者”的“權力”。高啓強從這個事件中認識到權力的重要性,有人“罩着”,就能被另眼看待,甚至還能狐假虎威,借力逞能,辦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於是,他嚐到藉助外力改變處境的好處,巧妙利用一切資源,開始了他人生的逆襲,以至於攀上京海市建工集團董事長陳泰,走上了發跡之路。商場如戰場,在那樣一個開發大潮乍起、市場尚不規範、機會多於風險的跑馬佔地、魚龍混雜的背景下,膽大心狠的高啓強、高啓盛兄弟應運而生,如魚得水,玩得風生水起。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種掘金不擇手段的畸形財富觀念,貪婪過度,用力過猛,鋌而走險,衝出了正常的人生軌道,衝出了法律底線,給社會帶來嚴重的黑惡危害。《狂飆》的藝術價值之一就是通過高啓強、高啓盛、唐小龍、唐小虎、徐江以及趙立冬、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軌跡折射了一種社會關係,折射了一方經濟政治生態——官商勾結,曾經的“塌方式腐敗”怵目驚心。而高啓強這個人物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因為這個人物的真實性,只是很少有作品把這類人寫得如此“如魚得水”。
那麼,高啓強會一直“如魚得水”嗎?
顯然不會,因為今天的社會環境已經明顯發生了變化。一系列治國理政舉措和新發展理念的貫徹,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強力反腐,掃黑除惡,大快人心,全社會有目共睹,極大地淨化了社會環境,優化生態,社會正氣和正確的價值觀逐步形成。這種變化必然觸及到每一個人。但是,曾經在過去環境中以不正當、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的人,走慣了黑路的人,總是難以擺脱路徑依賴,不能自新。不能適應新的環境,必然被時代淘汰,高啓強和他的保護傘趙立冬就是這樣的人。
高啓強是一個悲劇,甚至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他的“黑化”過程,是個人慾望的膨脹與一種無形外力裹挾的結果。他本來可以走一條正常的人生之路,但看到了“捷徑”,由“斜路”到“黑路”,得以快速致富,出人頭地,但畢竟不是“正路”,不是合法之路。不義之財,難免要把人引入深淵。這個人物引起的某種共情,一方面是他的平民出身,一出場就被人欺負,引人同情;另一方面,高啓強的人生逆襲走的是“黑道”,首先就要與黑道人物交手,這個“黑吃黑”的拼打過程也給他帶來某種光環,畢竟是“能力”的顯示。尤其是在他發跡之後,攜財富之光環而極具風采,衣着座駕,高檔時尚。不僅如此,高啓強還富有“人性”深情,可謂有情有義。
不過,觀眾對這個人物的判斷出現道德偏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該劇過多地渲染了這種“光環”,而淡化了“黑”色本質。這就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提出了一個“度”的問題,不能過度依賴人物的才智光環掩蓋人物行為的黑社會性質,也不能把哥兒們“義氣”等同於人間正義,更不能以“私情”代替“公義”。西方有些作品對反派人物的塑造,有時就過分渲染此類人物的驍勇義氣,大有“英雄”氣概,引起觀眾好感,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行為是反社會的、非正義的。所以,人物的行為動機才是一個人的根本價值的體現,這是人物塑造過程中不能逾越的底線。亡命徒不是英雄,梟雄也不是英雄,人物有自己的性格規定性,其核心就是人的行為動機的價值觀。雖然説人性正邪兩賦,人也是矛盾的統一體,但畢竟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着人的性格和命運。
這一點,還希望影視劇主創在今後的人物塑造上把握得更為準確,不能為了反派人物的生動性、豐滿性而過分給予“人性”加持,以至於光彩四溢,就逾越了善惡邊界。
當然,必須看到,《狂飆》與一般涉案題材劇的不同之處在於,不僅是寫掃黑除惡,而且寫出了一個好人是如何“黑化”的,寫出了黑惡勢力盤根錯節的複雜性、深刻性,真正揭示到“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沒有特定時期的土壤,產生不了這個人物,沒有保護傘,這個人物也難以立身。一個人物形象的成立,依賴於典型環境,就像魚和水的關係一樣。高啓強這個人物,有很強的“時代”印記。
人,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環境對人有塑造作用。但是,人畢竟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動性。走什麼路,是自己的認知與選擇。歸根結蒂,價值觀引導人生走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至關重要。無論什麼人、在什麼崗位,無論遇到什麼風浪,遇到怎樣的誘惑,也就是説,無論處於什麼環境,都要牢牢守住良知的底線,相信邪不壓正。人間存正氣,邪惡不久長,這是歷史規律,也是人生規律。但是,人性的弱點總是心存僥倖,僥倖與不幸,一紙之隔,遲早被命運捅破。高啓強看起來是一個強者,但他有致命的人性弱點,就是過分相信了權力和財富的力量而失守了道德法律底線,走向了深淵,令人惋惜。現實主義藝術的深刻感染力,就在於能夠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成為社會與人生的一面鏡子,有“警世”“醒人”之審美功能,有助人向善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