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買三大件,我們買房,下一代買啥?_風聞
秦朔朋友圈-秦朔朋友圈官方账号-06-10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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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格涅夫 | 文·
最近和爸媽聊天,無意中得知1980年代中葉他們結婚時所購置的部分家電的價格:
本地產益友牌冰箱,900多元;
日本三洋牌電視,2300元;
進口雙卡收錄機(含一組磁帶),約1000元;
杭州金魚牌單缸洗衣機,400元……
這着實把我嚇了一跳。
要知道,那時候爸媽的工資收入每月才四五十元。光這四樣家電,就花去了相當於他倆4年的工資。於是我忍不住在朋友圈感嘆了一句:只要不買房、不做房奴,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原來可以這麼恐怖!
事實上,光就居民可支配收入來説,國人平均從1978年的171元,增至2022年的36883元,44年漲了216倍。但另一方面,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卻經歷了多輪“上升、下降”週期,並整體呈現波動下降趨勢。
這中間,房地產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最近,關於“救樓市能否救內需”的話題,各方輿論吵得不可開交。但毫無疑問,樓市作為全民最大消費品(同時也是最大投資品)的黃金時代正在過去。
同時,隨着發展階段、國際局勢的改變,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其邊際收益正在減弱,而出口遭遇到的摩擦和替代因素也逐漸增多。未來的中國,必將更加依賴內需消費。只是,隨着房地產等大宗消費的回落,新一代年輕人的消費將落在哪些領域呢?

説起我們父母那一輩人的大宗消費,主要集中在結婚時傢俱電器的採購。那時候有個流行詞,叫作“三大件”。但具體是哪三大件,不同年代則有不同的説法。
70年代,“三大件”指的是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另外加上收音機,被時人稱之為“三轉一響”。是新人結婚的必備之物,也是小康家庭的標配。
當時賣得最火的一款鳳凰牌自行車,要價120元。而那個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資才不過三十元左右。也就是説,一輛自行車就要花掉一個工人4個月的全部收入。換算成今天的收入標準,差不多要好幾萬塊錢,已經可以買一輛五菱宏光MINI EV了。
雖然跟寶馬還有差距,但對那時候的人來説,能坐上自行車,已經感到很幸福了,絕對不存在所謂“寧願坐在寶馬車裏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之説。可見世代觀念尤其是消費觀、價值觀之變遷,有時候就是如此的劇烈甚至具有顛覆性。
到了80年代,“三大件”已經升級為電視、冰箱、洗衣機,並且開始講究買國產品牌,還是進口牌子?比如當時一台18寸的上海金星彩電只需要1800元,杭州的西湖牌電視機更便宜,但我爸媽卻選擇購買日本的進口品牌,為此寧可多花500多元。
除了家電,傢俱也按照腳數分為“16只腳”“24只腳”甚至“44只腳”等幾類。腳越多,説明傢俱件數越多、越體面。

|示意圖
進入到90年代,各類電子產品急劇豐富起來。除了上面提到的電視機由18寸變為24寸、黑白變彩電,洗衣機由單缸變雙缸外,影碟機、音響、電話機,甚至空調、摩托車、BB機、大哥大等生活家電,相繼走入尋常百姓家。
記得1992年前後我家剛安裝固定電話機時,號碼才6位數。可沒過多久,號碼數量就不夠用了,於是升格至7位數,在首位數字後面添加了個0。再後來,變成了8位數,號碼開頭加個8。從這個細節亦可看出,彼時電話普及速度之快。
總的來説,從改革開放直至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伴隨城鄉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時,住房、醫療、就學等民眾的基礎需求,又仍處於國家統包統攬的狀況下,百姓負擔較輕。這兩方面因素徹底激活了人們的消費慾望,居民消費率在需求與供給的相互作用下不斷攀升,而這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回頭來看,雖然當時的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仍處於較低狀態,卻可能是過去幾十年裏國人最敢消費的階段,直到那個宿命般的時刻來臨。
1997年,金融危機席捲亞洲,並波及國內。為了刺激經濟、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國家於次年全面啓動房改。自此,實行了近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退出歷史舞台,“商品房時代”正式到來。
“98房改”對中國人的消費觀念產生了巨大且持續的衝擊。在此之前,房子屬於由單位分配的公共品,雖然條件簡陋、户型狹小、分房的等待時間也較為漫長,但起碼不用為住擔憂,賺了錢大可以用來消費,改善生活。所以那段時期裏,國人的儲蓄率雖然伴隨收入上升有所提高,但總體並不明顯,不少年份甚至還是下降的。
但住房商品化改革後,人們不得不自己掏錢買房來解決居住問題。有沒有房也日漸成為丈母孃衡量女婿合不合格的重要指標。加之房改之初,大多數國人還不太能接受按揭買房的觀念,覺得借了錢、欠着債,睡覺都不踏實,所以寧可攢夠了錢再全款購買。而這也導致居民儲蓄率自此急速攀升,到2008年時達到了51.8%的峯值。
不過隨着金融常識的普及,特別是房價的一路飆升,按揭買房已經不是個人意願可以阻攔得了,否則壓根就買不起。
2013年,我去長沙蔘加一個媒體會議,遇到一位深圳的朋友,彼此聊起房價,他説他家的房子幸虧是2008年“四萬億救市計劃”出台前買的,才八千多一平米,現在已經漲到五萬了。我表示震驚,因為當時長沙房價平均才七千多一平米,即使杭州也才一兩萬。
於是我內心暗暗感嘆:深圳,不愧是一線城市。
2020年房價最高位時,有天我和同事閒聊,對方突發高論:杭州之所以還不能算一線城市,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上海、深圳十幾萬一平米的樓盤一抓一大把,而杭州也就錢江兩岸那麼數得過來幾個。這話讓我想起了深圳的那位朋友,於是私信他,詢問其所住小區現在的二手房價格。結果被告知:接近16萬。
深圳的房價雖然不具有普遍性,但房價和收入的日漸脱節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房價越來越貴,人們不得不付出更多金錢,甚至掏空“六個錢包”,造成國民儲蓄率持續下降;二是買房越來越從一個消費行為,異化為投資行為。許多人的心態也從早年的抗拒按揭,轉變為死命加槓桿,導致居民負債率從2008年時的18%,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42%。
這兩方面因素同時對消費造成了壓制。以致輿論形容北上廣深的“新窮人”:坐擁千萬房產,卻過着節衣縮食的苦日子。而這其實是我們這些漂在大城市的80後一代的普遍寫照。


**2022年,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而今年,新出生人口預計還不到800萬。**顯然,高房價已經對生育率產生壓制,而低生育率又反過來帶崩了樓市。
2019年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一旦房價收入比超過9:1,房地產對於經濟的作用就會由正轉負。而根據社科院計算的2018年全國房價收入比為,9.3:1,已經突破了拐點。
除了高房價,經過20多年的地產大躍進,目前平均每户城鎮家庭已擁有0.86套住宅。如果將已購期房也算上,那麼這個數字是1.02套住房。
而人均住房面積則從1998年房改啓動時的18.7平米,增長至41.76平米,翻了一番都不止。已經遠超國際上關於中高收入國家人均住房面積的標準(29.3平米),逼近高收入國家的46.6平米,甚至比德國(40.9平米)、法國(40平米)、日本(35.2平米)、英國(35.4平米)、西班牙(25.8平米)、韓國(28平米)等發達國家人民住得還寬敞。
這些都暗示着,中國的房子已經夠住了,房地產業的好日子快到頭了。事實上,按照全球房地產發展規律,人均GDP達到8000~10000美元的時候,住宅必然進入減量減速減價的時代。
環顧我周圍,情況也確實如此。很多杭州本地的95後、00後,家裏基本都給安排好了房子,不用再像我們80後初入社會時那般拼命攢錢買房。而許多外地來的杭漂青年,除非進大廠或者當網紅,杭州的房價已經有點讓他們高攀不起,因此做好了長期租房的準備。
而一旦年輕人在“房事”上選擇躺平,他們反而更願意花錢消費,以取悦自己。用最近看到的一個段子的説法——
上一代:好好攢錢給兒女買車買房;這一代:兒孫自有兒孫福,沒有兒孫我享福;
上一代:什麼礦泉水要20塊,渴了就回家喝;這一代:什麼礦泉水要20塊,買兩瓶嘗一嘗;
上一代:存點錢,萬一哪天要用呢;這一代:存什麼錢,萬一明天就掛了呢……
難怪有財經大V感慨,儲蓄變投資的時代真的過去了。
事實上,政府也已經在為這種兩極分化後的躺平做準備了。最近深圳南山區白芒村等多個城中村變身“統租房”,由地方機構親自下場充當“二房東”便是一例。無論是對那些“家中有房、心中不慌”的,還是買不起但有地方租的年輕人來説,他們的消費觀似乎再一次重新迴歸到50後那代人的老路上。
只是跟50後、60後追求“三大件”,70後、80後青睞房子、車子不同,如今的年輕一代更會玩。
根據2020年時京東發佈的《青年消費報告》,95後年輕人用於娛樂的消費佔比達到26.69%,比85後足足多了10個百分點。其中他們最願意在電子產品和遊戲產品上消費。
當年1~4月,該年齡段人羣的遊戲消費同比增長了270%(85後僅為62%)。另外,花卉綠植的消費同比增長35%,也高於85後。而異寵(禽、龜類,微型哺乳動物,昆蟲等)消費的增長則高於全站10個百分點。
可見,逐漸擺脱房子束縛的青年世代,不僅更樂於消費,而且消費偏好也更加多元。有人喜歡潮牌,有人看劇追戲,有人全世界旅遊……這預示着,未來的內需消費將更趨分散化、個性化,這既是市場的方向,也是產業的機遇。
雖然那種全民通吃的平台型企業,今後越來越難冒出來了,但垂直細分領域的單項冠軍,還是有很多機會的。這點從正在走出“日本化”的日本,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作者:長三角區域城市觀察家、允九智庫研究員、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