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買三大件，我們買房，下一代買啥？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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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格涅夫 | 文·

最近和爸媽聊天，無意中得知1980年代中葉他們結婚時所購置的部分家電的價格：

本地產益友牌冰箱，900多元；

日本三洋牌電視，2300元；

進口雙卡收錄機（含一組磁帶），約1000元；

杭州金魚牌單缸洗衣機，400元……

這着實把我嚇了一跳。

要知道，那時候爸媽的工資收入每月才四五十元。光這四樣家電，就花去了相當於他倆4年的工資。於是我忍不住在朋友圈感嘆了一句：只要不買房、不做房奴，中國人的消費能力原來可以這麼恐怖！

事實上，光就居民可支配收入來説，國人平均從1978年的171元，增至2022年的36883元，44年漲了216倍。但另一方面，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卻經歷了多輪“上升、下降”週期，並整體呈現波動下降趨勢。

這中間，房地產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最近，關於“救樓市能否救內需”的話題，各方輿論吵得不可開交。但毫無疑問，樓市作為全民最大消費品（同時也是最大投資品）的黃金時代正在過去。

同時，隨着發展階段、國際局勢的改變，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的投資，其邊際收益正在減弱，而出口遭遇到的摩擦和替代因素也逐漸增多。未來的中國，必將更加依賴內需消費。只是，隨着房地產等大宗消費的回落，新一代年輕人的消費將落在哪些領域呢？

説起我們父母那一輩人的大宗消費，主要集中在結婚時傢俱電器的採購。那時候有個流行詞，叫作“三大件”。但具體是哪三大件，不同年代則有不同的説法。

70年代，“三大件”指的是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另外加上收音機，被時人稱之為“三轉一響”。是新人結婚的必備之物，也是小康家庭的標配。

當時賣得最火的一款鳳凰牌自行車，要價120元。而那個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資才不過三十元左右。也就是説，一輛自行車就要花掉一個工人4個月的全部收入。換算成今天的收入標準，差不多要好幾萬塊錢，已經可以買一輛五菱宏光MINI EV了。

雖然跟寶馬還有差距，但對那時候的人來説，能坐上自行車，已經感到很幸福了，絕對不存在所謂“寧願坐在寶馬車裏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上笑”之説。可見世代觀念尤其是消費觀、價值觀之變遷，有時候就是如此的劇烈甚至具有顛覆性。

到了80年代，“三大件”已經升級為電視、冰箱、洗衣機，並且開始講究買國產品牌，還是進口牌子？比如當時一台18寸的上海金星彩電只需要1800元，杭州的西湖牌電視機更便宜，但我爸媽卻選擇購買日本的進口品牌，為此寧可多花500多元。

除了家電，傢俱也按照腳數分為“16只腳”“24只腳”甚至“44只腳”等幾類。腳越多，説明傢俱件數越多、越體面。

｜示意圖

進入到90年代，各類電子產品急劇豐富起來。除了上面提到的電視機由18寸變為24寸、黑白變彩電，洗衣機由單缸變雙缸外，影碟機、音響、電話機，甚至空調、摩托車、BB機、大哥大等生活家電，相繼走入尋常百姓家。

記得1992年前後我家剛安裝固定電話機時，號碼才6位數。可沒過多久，號碼數量就不夠用了，於是升格至7位數，在首位數字後面添加了個0。再後來，變成了8位數，號碼開頭加個8。從這個細節亦可看出，彼時電話普及速度之快。

總的來説，從改革開放直至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伴隨城鄉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時，住房、醫療、就學等民眾的基礎需求，又仍處於國家統包統攬的狀況下，百姓負擔較輕。這兩方面因素徹底激活了人們的消費慾望，居民消費率在需求與供給的相互作用下不斷攀升，而這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回頭來看，雖然當時的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仍處於較低狀態，卻可能是過去幾十年裏國人最敢消費的階段，直到那個宿命般的時刻來臨。

1997年，金融危機席捲亞洲，並波及國內。為了刺激經濟、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國家於次年全面啓動房改。自此，實行了近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退出歷史舞台，“商品房時代”正式到來。

“98房改”對中國人的消費觀念產生了巨大且持續的衝擊。在此之前，房子屬於由單位分配的公共品，雖然條件簡陋、户型狹小、分房的等待時間也較為漫長，但起碼不用為住擔憂，賺了錢大可以用來消費，改善生活。所以那段時期裏，國人的儲蓄率雖然伴隨收入上升有所提高，但總體並不明顯，不少年份甚至還是下降的。

但住房商品化改革後，人們不得不自己掏錢買房來解決居住問題。有沒有房也日漸成為丈母孃衡量女婿合不合格的重要指標。加之房改之初，大多數國人還不太能接受按揭買房的觀念，覺得借了錢、欠着債，睡覺都不踏實，所以寧可攢夠了錢再全款購買。而這也導致居民儲蓄率自此急速攀升，到2008年時達到了51.8%的峯值。

不過隨着金融常識的普及，特別是房價的一路飆升，按揭買房已經不是個人意願可以阻攔得了，否則壓根就買不起。

2013年，我去長沙蔘加一個媒體會議，遇到一位深圳的朋友，彼此聊起房價，他説他家的房子幸虧是2008年“四萬億救市計劃”出台前買的，才八千多一平米，現在已經漲到五萬了。我表示震驚，因為當時長沙房價平均才七千多一平米，即使杭州也才一兩萬。

於是我內心暗暗感嘆：深圳，不愧是一線城市。

2020年房價最高位時，有天我和同事閒聊，對方突發高論：杭州之所以還不能算一線城市，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上海、深圳十幾萬一平米的樓盤一抓一大把，而杭州也就錢江兩岸那麼數得過來幾個。這話讓我想起了深圳的那位朋友，於是私信他，詢問其所住小區現在的二手房價格。結果被告知：接近16萬。

深圳的房價雖然不具有普遍性，但房價和收入的日漸脱節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房價越來越貴，人們不得不付出更多金錢，甚至掏空“六個錢包”，造成國民儲蓄率持續下降；二是買房越來越從一個消費行為，異化為投資行為。許多人的心態也從早年的抗拒按揭，轉變為死命加槓桿，導致居民負債率從2008年時的18%，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42%。

這兩方面因素同時對消費造成了壓制。以致輿論形容北上廣深的“新窮人”：坐擁千萬房產，卻過着節衣縮食的苦日子。而這其實是我們這些漂在大城市的80後一代的普遍寫照。

**2022年，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而今年，新出生人口預計還不到800萬。**顯然，高房價已經對生育率產生壓制，而低生育率又反過來帶崩了樓市。

2019年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一旦房價收入比超過9：1，房地產對於經濟的作用就會由正轉負。而根據社科院計算的2018年全國房價收入比為，9.3：1，已經突破了拐點。

除了高房價，經過20多年的地產大躍進，目前平均每户城鎮家庭已擁有0.86套住宅。如果將已購期房也算上，那麼這個數字是1.02套住房。

而人均住房面積則從1998年房改啓動時的18.7平米，增長至41.76平米，翻了一番都不止。已經遠超國際上關於中高收入國家人均住房面積的標準（29.3平米），逼近高收入國家的46.6平米，甚至比德國（40.9平米）、法國（40平米）、日本（35.2平米）、英國（35.4平米）、西班牙（25.8平米）、韓國（28平米）等發達國家人民住得還寬敞。

這些都暗示着，中國的房子已經夠住了，房地產業的好日子快到頭了。事實上，按照全球房地產發展規律，人均GDP達到8000～10000美元的時候，住宅必然進入減量減速減價的時代。

環顧我周圍，情況也確實如此。很多杭州本地的95後、00後，家裏基本都給安排好了房子，不用再像我們80後初入社會時那般拼命攢錢買房。而許多外地來的杭漂青年，除非進大廠或者當網紅，杭州的房價已經有點讓他們高攀不起，因此做好了長期租房的準備。

而一旦年輕人在“房事”上選擇躺平，他們反而更願意花錢消費，以取悦自己。用最近看到的一個段子的説法——

上一代：好好攢錢給兒女買車買房；這一代：兒孫自有兒孫福，沒有兒孫我享福；

上一代：什麼礦泉水要20塊，渴了就回家喝；這一代：什麼礦泉水要20塊，買兩瓶嘗一嘗；

上一代：存點錢，萬一哪天要用呢；這一代：存什麼錢，萬一明天就掛了呢……

難怪有財經大V感慨，儲蓄變投資的時代真的過去了。

事實上，政府也已經在為這種兩極分化後的躺平做準備了。最近深圳南山區白芒村等多個城中村變身“統租房”，由地方機構親自下場充當“二房東”便是一例。無論是對那些“家中有房、心中不慌”的，還是買不起但有地方租的年輕人來説，他們的消費觀似乎再一次重新迴歸到50後那代人的老路上。

只是跟50後、60後追求“三大件”，70後、80後青睞房子、車子不同，如今的年輕一代更會玩。

根據2020年時京東發佈的《青年消費報告》，95後年輕人用於娛樂的消費佔比達到26.69%，比85後足足多了10個百分點。其中他們最願意在電子產品和遊戲產品上消費。

當年1～4月，該年齡段人羣的遊戲消費同比增長了270%（85後僅為62%）。另外，花卉綠植的消費同比增長35%，也高於85後。而異寵（禽、龜類，微型哺乳動物，昆蟲等）消費的增長則高於全站10個百分點。

可見，逐漸擺脱房子束縛的青年世代，不僅更樂於消費，而且消費偏好也更加多元。有人喜歡潮牌，有人看劇追戲，有人全世界旅遊……這預示着，未來的內需消費將更趨分散化、個性化，這既是市場的方向，也是產業的機遇。

雖然那種全民通吃的平台型企業，今後越來越難冒出來了，但垂直細分領域的單項冠軍，還是有很多機會的。這點從正在走出“日本化”的日本，就能找到很多例子。

作者：長三角區域城市觀察家、允九智庫研究員、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