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温紅醫生被判無罪！“醫療事故罪”該取消嗎？_風聞

　　“對醫療過失要慎用刑法，不能患者一報案，公安機關發現醫生有主要過錯，就啓動刑事立案程序。”

　　**撰文 |**凌駿

　　今天（6月11日），温紅醫生一審無罪判決正式生效。“醫學界”從温紅辯護律師李惠娟處獲悉，暫沒有接到檢察院抗訴的通知。

　　温紅是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兒科主任醫師，2015年她所在科室接診了一位急性白血病（高危）患兒，患兒後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死亡。此後，温紅先後捲入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被訴醫療事故罪，歷經被逮捕、取保候審、限制出行等。（案件詳情參照：罕見！醫生因醫療事故被刑事審判，雖“僅負次要責任”）

　　5月31日，温紅迎來了一審無罪判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不服判決的抗訴期限為十日，從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算。如不出意外，歷經6年多“準戴罪”身份後，今天起温紅將徹底恢復“自由身”。

　　“目前温醫生的工作、生活和心情已恢復如常，可能會着手整理一些資料，寫一些感謝信給多年間支持過她的人。”李惠娟説，無罪判決背後是一條辛酸、無奈的歷程。

　　多起案件先後引發爭議

　　關於一審的無罪判決，李惠娟表示，“在意料之中，但我們也曾做過最壞的打算。”

　　據介紹，無罪判決是基於法院認定温紅沒有“嚴重不負責任”，也無法確定患兒死亡與温紅醫療行為間有明確因果關係。根據我國“醫療事故罪”的規定，醫務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多位熟悉本案的律師告訴“醫學界”，司法鑑定和醫療事故鑑定曾兩次給出“醫方負次要責任”的結果，這應是一起民事醫療事故糾紛案。但隨後卻被刑事立案、提起公訴進入刑事法庭，非常不可思議。

　　刑事訴訟需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認為應追究刑事責任的移送檢察院，檢察機關審查認定證據確鑿後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一位律師對“醫學界”表示，醫療事故罪和需長期偵破的社會案件不同，按照疑罪從無原理，這一案件本就該取消立案。

　　兩次鑑定均為“次要責任”，卻依舊被以“醫療事故罪”立案、提起公訴，前後耗時6年，這種情形極其罕見。一審開庭前，温紅曾對“醫學界”表示，案件拖了這麼多年，從司法到單位被對方（家屬）不停控告，身心俱疲。

　　李惠娟表示，在與多位醫生的交流中，他們均表現出無力感。“他們認為如果機制問題不能改善，未來相同的事再來一次，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同樣不會有任何維護權益的方法。”

　　醫療本身屬於高風險行為，過程中充滿着各種無法預知的不確定，如何保護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的權益，理解醫學技術面對疾病時的侷限？中國作為少數單獨將醫療事故刑事歸罪的國家，多年來業內時有傳出呼籲取消“醫療事故罪”的聲音。

　　早在2006年相關部門草擬“醫療事故刑事違法立案標準（徵求意見稿）”時，時任醫事法學研究所所長、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贊寧就撰文，主張應將醫療事故罪從我國《刑法》中取消。在未能取消前，立案標準也應當嚴於重大責任事故罪，至少不應當比其他職務過失犯罪的立案標準更寬濫。

　　此後2014年北京首例被控醫療事故罪的“許峯醫生案”、2015年內蒙古“鄉村醫生潘耀平案”接連引發爭議，醫療法律界又形成了一波對醫療事故罪探討與反思的熱潮。

　　2017年12月4日，轟動一時的“福建李建雪醫生案”一審判決結果出爐，李建雪被判醫療事故罪。2018年1月10日，復旦大學醫院管理研究所所長高解春撰文《從李建雪案談醫療事故罪的完善和慎用》，認為醫療事故罪亟待立法完善和執法慎重。

　　“温紅醫生案”發酵後，高解春今年3月再次提出完善和修訂相關法律刻不容緩，應考慮將醫務人員翫忽職守、重大責任事故納入相應刑法，適時取消醫療事故罪。

　　但也有專家對醫療事故罪的合理性持肯定態度，認為應該在執行層面做出改進。在李建雪案中，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嶽表示，一審法院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方面存在問題，但呼籲取消醫療事故罪是不對的。一旦取消，醫生瀆職性行為就可能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被追究刑事責任，刑罰力度更重。

　　如何判斷“嚴重不負責任”？

　　“在最初醫療事故罪的刑法制定時，我國醫療衞生法制還處於初創階段，參與制定的多為純法律界人士，醫療衞生法律界並未介入。”中國醫師協會法律事務部主任鄧利強告訴“醫學界”。1997年，我國在《刑法》修訂中首次將醫療事故作為單獨罪名列入。

　　多篇研究論文指出，單獨設立醫療事故罪是“幾十年法制探索與經驗的積累”，保證了司法實踐中追責的統一性。在97年單獨立法前，實踐中追究醫療過失刑事責任時，尤其在定罪問題上較為混亂，執法力度不統一。

　　“這是一種過失犯罪，我國單獨立法能讓主體更清晰，約束醫生行為，讓患者避免非法醫療行為的侵害。”鄧利強説。儘管我國是極少數單獨設立醫療事故罪的國家，但並不意味海外對醫療過失的刑事責任採取漠視態度。在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中，刑事醫療過失被列入“過失殺人”“業務過失致死傷”等罪名。英國、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則歸入“疏忽殺人”等。

　　“在量刑考量上，我國其他過失犯罪最高刑期為7年，而醫療事故罪則是3年，這也反映當時立法者意識到了醫療行為的特殊性，對過失造成的後果持相對寬容態度。”鄧利強説。

　　因為頂層邏輯存在合理性，在鄧利強的印象中，醫療事故罪剛設立時並未引發過多輿論，“後來是因為患者維權意識提升、醫患緊張關係加劇等，導致案件追溯量上升，醫生危機感增強。加上該罪名在立案、公訴、判決等實踐標準上存在模糊地帶，又出現了一些特殊案件。”鄧利強説。

　　作為曾經國內最受關注的案件之一，2015年內蒙古鄉村醫生潘耀平在一審中被判有期徒刑2年10個月，專家組認為他的方案與患兒藥物過敏反應加重，至發生過敏性休克、死亡有直接因果關係，負主要責任。武漢著名醫療律師宋紹輝當時對“醫學界”表示，醫療事故罪要區分責任性事故和技術性事故，不管是李建雪或潘耀平，主觀都盡了最大努力，“潘耀平只是個村醫，（技術上）不能用三甲醫院的標準去要求。”

　　醫療事故罪成立的必備條件是醫生是否存在“嚴重不負責任”。但在相關司法解釋中，“嚴重不負責任”第七條採用了開放性條款——“其他嚴重不負責任的情形”。鄧利強表示，完全羅列所有“嚴重不負責任”並不現實，但開放性條款造成了立案的寬濫化，標準不統一，對醫護人員來説不公平。

　　高解春告訴“醫學界”，明確是醫療技術事故、一般過失行為的，均不應構成犯罪，“嚴重不負責任”概念的模糊，自由裁量度過大而造成的混沌空間，是引發諸多爭議性案件的主要原因。

　　司法機關往往不具備深入的醫學專業知識，標準模糊造成實踐中難以完全界定“負不負責”，而將醫療事故鑑定結果作為重要的判斷依據。四川明炬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因對“醫學界”分析，但認定醫療事故並不一定構成刑事犯罪，即使認定醫方承擔主要責任，也可能純粹是醫務人員醫技水平問題，或過於自信導致的損害後果，但構成醫療事故罪必須要醫務人員“嚴重不負責任”。

　　另一方面，根據《醫療事故技術鑑定暫行辦法》，“當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醫療事故爭議由人民法院調解達成協議或判決的”，醫學會不予受理醫療事故技術鑑定。趙因指出，大部分案例中患者會先行民事訴訟，進行司法鑑定。這意味着理論上不能再做醫療事故鑑定，“都沒有醫療事故認定，怎麼去輔助判斷醫療事故罪？”

　　趙因認為，司法解釋以及司法實踐中諸多的不完善以及互相矛盾等，導致了“雙輸”的局面，“患者利益無法很好保障，還設了一個罪名懸在醫務人員頭上。這也是不少案件中雙方都覺得自己‘冤枉’的原因之一。”

　　從國外的情況看，醫療事故入刑十分慎重，但因為醫療環節的複雜性客觀存在，類似爭議性案件也偶有發生。與“鄉村醫生潘耀平案”同年，2015年英國發生了“Bawa-Garba醫生案”，因醫院系統故障、人員不足、疲勞以及個人疏忽等原因，醫生多次做出了錯誤的臨牀決策，患兒因敗血症導致心臟驟停死亡。Bawa-Garba醫生被判過失殺人罪，2 年有期徒刑，取消執業醫師資格。

　　2018年8月，經歷了漫長的起訴和調查，以及超36萬英鎊來自醫療界眾籌的法律聲援後，法院裁定Bawa-Garba恢復醫師資格。英國律師工會在《當臨牀成為犯罪分子》一文中指出，“醫療過失殺人”旨在懲罰因醫生疏忽大意導致的死亡，但缺乏明確定義，未能在“嚴重惡劣疏忽”和“短暫錯誤”間做出區分。

　　“醫療事故罪”應該取消嗎？

　　高解春對“醫學界”表示，應該適時取消醫療事故罪，將醫療事故中是非界限清晰、重大過失致死傷的案例，歸入瀆職罪等其他相應刑法。

　　“醫療過失造成的患者死亡無法杜絕，因為醫療就是高風險行為，多數過失應當用民法去追究醫生或單位的民事責任，進行經濟賠償。”高解春説，“單獨列醫療事故罪，使用場景極少、界定又難，一定程度上還影響了司法機關的執法傾向，對醫務人員積極性的打擊很大，不利於醫生隊伍穩定。”

　　高解春還指出，雖然做出有罪判決的極少，但刑事訴訟過程也會消耗醫生大量精力。“尤其是温紅醫生，已經確定了民事賠償，兩次鑑定又都是次要責任，卻又被刑事追究，折騰了好幾年。這是無法接受的。”

　　趙因同樣表示，如果無法完善配套法規體系和司法解釋等，醫療事故罪應做出相應變更。“對醫療過失要慎用刑法，不能患者一報案，公安機關發現醫生有主要過錯，就啓動刑事立案程序。”

　　她指出，“民法和刑法需有效銜接，否則要麼出現漏洞、要麼懲罰過度，目前進行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民事裁決，已經涵蓋了大多數場景。但是目前醫療事故罪的立案標準和犯罪構成，以及相關法規中不利於患者維權的規定，讓一些真正嚴重的不負責致死傷案例逃脱刑法的制裁，而一些僅存在普通過失的醫生又莫名捲入刑事案。”

　　趙因認為，刑法的根本目是打擊犯罪，減少犯罪發生率，“多數情況下醫生的過失不應該用刑罰去規制，否則醫生人人自危，遇到有風險的情況會下意識選擇逃避，那麼最終受到損害的還是患者。由於過失導致的損害，建議患者的權益也是通過民事賠償來解決更為妥當。”

　　但鄧利強表示，關於醫療事故罪的爭議不應該指向立法，它反映的是執法缺陷。“我並不贊同取消醫療事故罪，醫患雙方的權力義務需要制約和平衡。‘嚴重不負責任’致死傷，已經對醫療犯罪的構成做出界定，“執法可以改進，但不能動輒修法。確實有過相關討論，但醫療事故除罪化在業內從來不是主流。”鄧利強説。

　　關於執法的缺陷，鄧利強指出，一些地方司法機關缺少對醫療風險的理解，未能個性化地分析不同級別的醫院和醫生在不同疾病中的診療差異。他説，地方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前應該進行全案審查，對於非鐵證、難以判斷的案件，可以諮詢業內第三方醫療專家，減少醫療事故罪的打擊範圍，避免類似案件再次發生。

　　另一方面，鄧利強説，“醫院的保護是醫生執業的安全閥，如果醫生確實嚴重不負責，那應該支持司法機關的判決。如果不是，那麼，醫院就不應為了息事寧人而‘和稀泥’，而要強硬地拿出專業態度，調動資源，積極為醫生爭取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