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 中華文明探源成果如何“見眾生”_風聞

編者按

據新華社消息，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6月2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前往中國歷史研究院的中國考古博物館，先後參觀文明起源和宅茲中國專題展，瞭解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重大考古發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迄今規模最大的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重點研究項目，如何更好挖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價值，讓更多文物和文化遺產活起來，進一步提升中華文明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本刊2023年第6期所刊發王巍、謝維揚、李倩倩三位專家的筆談，分別從文明探源成果的轉換與傳播、文明起源與中國古史研究、數字技術與博物館融合等視角，聚焦“探源工程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希望本組筆談對推動相關研究、討論有啓發意義。本公眾號特此推出，供讀者思考。中華文明探源成果****如何“見眾生”

王巍｜河南大學特聘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本文擬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6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王巍教授

“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是全人類期望得到解答的根本問題。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也是如此——這也是考古學家探索古代文明的意義所在。中華文明綿延至今，與當下緊密相連，文化基因影響着我們的衣食住行、思想觀念乃至思維方式。然而，要系統地回答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等問題，僅靠一些標籤化的抽象表述無法達成。當下，與深化考古學研究同樣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轉化研究成果以惠及民眾。目前來看，中華文明探源研究的成果大多停留在學術層面，離走進千家萬户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黨的十八大以來，考古學科高速發展。各級政府對考古工作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媒體對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力度不斷加強，民眾對考古的關注和熱情也日益高漲。其中，講好文物和遺蹟的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可以正確引導民眾去關注這些古蹟和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文明，去了解我們祖先的發明創造和衣食住行與現在生活的關聯，同時也是讓世界人民瞭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中華文明探源成果如何更好地轉化與傳播，是中國考古界同仁與全社會亟待探索的方向。

三星堆祭祀區3號坑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簡稱為“探源工程”）是有關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綜合性研究項目。探源工程研究的時段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到三千五百年前的兩千年，研究地域涵蓋黃河、長江流域和西遼河流域。我們選擇這些史前文化發展比較快的區域來研究各地區文明的起源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研究的核心問題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其一，中華文明是何時形成的？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為何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其二，中華文明以黃河中游為中心的歷史格局是何時形成？如何形成？為何能形成這樣的格局？其三，文明形成的標誌是什麼？有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認定標準？其四，中華文明有何特質？為何會形成這些特質？

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

文明是人類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在國家的組織管理下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總和。文明起源，是史前時期文化高度發展和社會分化的開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當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取得較大進步，社會就會出現分工。具體表現是，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為高技術含量手工業的專業化創造了條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取得較大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內容都較之前更豐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使部落首領等社會精英脱離勞動，轉為從事宗教祭祀或管理職能的階層，從而出現了貴賤、貧富的分化，開始向文明社會邁進。社會階層分化逐漸加劇並制度化，形成了階級；權力逐漸強化，出現大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邑。文明形成最根本的標誌是階級矛盾激化，形成了集軍事權力和宗教祭祀權力於一身的王權和國家。國家的產生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標誌。

1980年代，筆者留學於日本。當時國際學界流行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三要素”為冶金術、文字和城市。所以在日本的書籍中，中國的文明歷史是3300年，即從殷墟起始。筆者曾在2015年帶領中國考古隊與中美洲國家合作在瑪雅文明的首都科潘遺址開展發掘。瑪雅文明非常發達，有王權存在，但是並沒有發現冶金術的使用。南美洲的印加帝國也很發達，但是沒有出現文字。但國際上都認可它們屬於文明。這説明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文明三要素”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無法涵蓋世界各地文明發展的實際情狀。我們根據中國的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即生存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利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其中，國家的出現是進入文明社會的最主要標誌。考古工作能夠在沒有文字資料的情況下通過都城、宮殿、大墓、禮器、戰爭與暴力等要素辨識出王權與國家，“城市、階級與國家”的標準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埃及與中、南美洲。據此標準，我們梳理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如下過程。

都拉斯科潘瑪雅古城遺址

第一，一萬年奠基。距今一萬多年前，長江中下游流域出現了栽培水稻，華北地區出現了栽培的粟、黍和小米，出現了定居的村落，人們從山洞遷徙到平原、丘陵，經營農業。我們在浙江省浦陽江上游的上山遺址發現了距今一萬年前栽培的水稻的植硅體。同時還能看到當時製陶技術的發展情況，不同的器型反映了人們不同的需求，這一時期石器製作技術也在進步。浙江省金華市義烏市的橋頭遺址居址和墓葬發現了距今九千年前的陶器，這些陶器施了紅陶衣，並描繪了白色、統一的符號化紋飾，如點、線、豎線條排列、短橫線與太陽紋等，這些紋飾看起來與八卦圖案很接近，很顯然在當時有一定的意涵，這些跡象都表明當時人精神生活的豐富程度遠超今人的想象。

義烏橋頭遺址

第二，八千年起源。距今八千年前，經過兩千多年農業的初步發展，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的端倪。內蒙古自治區赤峯興隆窪遺址出土的製作精美的玉器、玉耳環只在少數人的墓葬中出現，這表明手工業在北方有了初步發展，家豬飼養與隨葬表明了社會分化的跡象。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的農業遺存反映出八千年前淮河上游水稻栽培的情況，包括鐮刀、骨鏃、骨針在內的各式各樣的生產工具已經出現。一件根據賈湖遺址出土骨笛被認定是最早的吹奏樂器，根據它製作的複製品依然可以吹奏出當今民謠的曲調，當時人們精神生活的豐富程度可見一斑。與此同時，考古人員在這一遺址發現，少數人的墓中開始隨葬龜殼，最多的有8件，少的有2件。這些隨葬龜殼都是成對的，內有小石子，很可能是巫師系在腰間作法的器具。寶石、象牙骨板、被磨成小珠的綠松石在少數墓葬中出現。少數龜甲上有刻畫的符號，跟甲骨文裏的某些象形字很相似。這些刻符未必是甲骨文的前身，但它們都是方塊字的結構，我們的工作目標之一是尋找甲骨文發展的源流，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線索。我們曾認為這一時期是和平的時代，但在考古發現的墓葬遺骸中，有人的胸部插着骨鏢。

第三，六千年加速。距今六千年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社會出現明顯的分化，出現權力、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規模較大的墓葬。我們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了很多集中的超大型遺址。其中一個遺址設有兩個寬十幾米的圍溝，中心有圓形廣場，廣場周圍有四個製作考究的大型房址。單體室內面積240平方米，加上回廊為500多平方米。最早的大型墓葬反映出社會出現明顯的分化。我們發現這一時期一個人的墓葬比其他人的要大數倍。在長江下游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中，小墓隨葬品有三、五件，但是大墓的隨葬品多達數十件，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的多寡相差懸殊。我們還在其中一個大型墓葬和中型墓葬相對集中的區域出土了陶器、骨器、玉器等。可以明顯看到，當時社會已出現較為嚴重的階級分化。

第四，五千多年進入文明。距今五千年前出現了大型宮殿、都邑性城址和權貴階層的大墓，社會分化顯著，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步入古國文明階段。在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中，有一墓葬中一人隨葬了300多件器物，光玉器就上百件，還有大量帶孔的武器——石鉞，唯一的一件玉鉞被置於墓主人頭部，可能是作為權杖。最近又發現了超大型宮殿建築的基礎，而且年代比良渚要早，我們可能找到了良渚文明的前身。在1987年凌家灘遺址發掘的M4墓葬中，出土了133件玉器，不少可能和早期信仰相關，這説明墓主是掌握軍權、王權和神權，一身多任的人物。另一墓葬中出土了玉鷹、玉喇叭形飾、玉人等象形的器物，以及兵器、太陽鳥等，數量多達1000多件，這在同時代文化中十分突出。這説明當時人們的精神生活豐富，權貴階層同時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宗教祭祀權。

凌家灘遺址

在五千年前史前文明發展的巔峯階段，長江下游的長三角地區出現了良渚文明。良渚古城是探源工程最重要的發現。2006年6月至今已基本探明繞莫角山四周有一圈長約1900米、寬約1700米的城牆，城牆底部寬度40—60米，最寬處上百米，以普遍輔墊石塊為基礎，在石頭上再用較純淨的黃土堆築，石塊和黃土均通過船從外地運來。古城佈局略呈圓角長方形，內城面積300萬平方米，約相當於4個故宮；外城區域面積620萬平方米，約相當於8個故宮。良渚古城的工程量是同時期世界上最大的。美索不達米亞西南部蘇美爾人的古城烏魯克和印度河流域重要的古代城市摩亨佐·達羅都城面積都約為250萬平方米，而良渚古城僅內城面積就超過了上述兩座古城。良渚古城外圍還有一道外郭城，在良渚古城的外圍，分佈着扁擔山—和尚地等長條形高地，均為人工堆築而成，寬約30至60米，人工堆築高約1~3米，它們斷續相接，基本構成外郭城的形態。

我們還發現，早期的良渚人為了防止山洪對城的侵蝕，在修城前，先在北邊建了一個大型的防水堤壩，確保避免山洪侵蝕，然後才建城。良渚古城西北部存在大範圍的治水體系，目前已發現11條水壩遺址，主要修築於兩山之間的谷口位置。該水壩系統由沿山長堤、谷口高壩及平原低壩三部分組成。老虎嶺水壩遺址的崗公嶺等高水壩位於良渚古城西北部約8公里處，壩體長約50—200米，高約10—20米，壩頂海撥約25—40米，我們對6條水壩樣品進行測年，獲得12個測年數據，年代集中於距今五千至四千八百年，屬於良渚文化早期。位於良渚古城正中心的莫角山遺址是中國最早的宮殿區，也是目前所知史前中國最大的宮殿區。良渚古城內遍佈水路、水門，一般人住在城外的高地上，有用於靠岸的碼頭。東城牆外側高於周圍水面的居住區域附近有保護堤岸的木質護板，玉架山遺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槽或許反映了壕溝具有水路通道的功能。這顯然是具備了後期工程的雛形。

距今五千至四千五百年前，長江下游地區稻作農業極為發達。茅山遺址和餘姚施岙都發現了良渚文化的大規模水田，後者的面積達8萬平方米，相當於10個足球場。我們還發現了石犁、石鐮、石耘田器等犁耕使用的原始農具。牛腳印的發現，表明當時已開始以牛耕支撐農業發展。莫角山遺址附近發現的密集埋藏的炭化稻米總重量達20萬公斤，顯然是來自四面八方對王權的納貢。伴隨良渚文化發達的稻作農業，手工業技術進步與貴族手工業開始出現。手工業技術發達、社會生產分工精細化，高端手工業（琢玉等）專業化，並對高端手工業製品和稀缺資源（玉料）進行壟斷。良渚文化以發現大量玉器著稱，其最為精美者皆發現於最高等級墓葬。這些墓葬都建在祭壇上，隨葬大量的玉器，如圓形的玉璧、方形的玉琮和武器玉鉞。良渚玉器花紋複雜精美、主題單一，表明良渚社會信仰的高度一致。在信仰體系方面，在良渚文化分佈區的各地高等級墓葬中，都有出土有“神徽”的形象，如透雕的冠狀玉梳背、玉項飾等，這顯然存在一個統一的信仰體系。與此同時，這些遺蹟也表明玉器的生產和製作是由良渚貴族所控制的。在某一個墓葬當中，鉞的木柄兩端的裝飾還在，所以我們認為它應該是軍事權力的象徵。甲骨文和金文當中的“王”字，都是這個斧鉞的“鉞”的象形字，因為“鉞”代表軍事指揮權，代表王權。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玉琮、玉璧和神徽）折射出存在一個宗教中心。

距今五千至四千五百年的社會化開始出現貧富貴賤的分化與懸殊，階級開始出現。良渚古城同時擁有內城和外城，是同時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址。總土方量達3600萬個勞動日。超大型工程反映出王權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調動能力。以王為核心，覆蓋整個社會的控制網絡，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具有強制性公共權力的區域性政體——國家。所以我們得出結論，良渚已經進入文明社會。令人欣慰的是，2019年7月6日良渚成功申遺。世界遺產理事會關於良渚古城遺址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理由，是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並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傑出貢獻。良渚進入文明社會的史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良渚文明和石家河文明因環境變化，農業遭受嚴重打擊等原因而轉向衰落，中原呈崛起之勢。中原崛起的重要特點是堯舜時期王權國家吸收了各地的先進文化因素，包括良渚的玉琮、玉璧、玉鉞，長江下游的陶製的酒禮器和木製棺槨制度、長江中游的玉器制度、河套地區的陶器，尤其是西亞原產，經中亞和中國西北傳入的黃牛、綿羊、小麥、冶金術等都彙集於中原，這為夏王朝後中原呈引領之勢的格局奠定了基礎。

第五，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四千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地區建立，文明進程邁入以中原地區王朝為引領的文明一體化階段，由古國文明向王國文明 （夏王朝）過渡。夏王朝具有強大的文化輻射力，距今三千八百年前後，二里頭文化在同時期的各文化區中開始居於優勢地位，向周圍地區施以強大的輻射，在多元一體格局中逐漸成為核心。中原二里頭文化的陶器在北方的赤峯、南方的三星堆均有發現；夏王朝發明的玉製禮器——牙璋也有廣泛分佈，在三星堆、越南北部都有發現，説明夏王朝對周邊影響深遠。這些跡象證明，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多元一體化格局開始形成。

第六，三千年鞏固、兩千兩百年帝國文明建立。距今三千年前，經商王朝的經略，西周王朝通過封邦建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對王畿地區之外廣大區域的控制，禮制完善，王朝國家得以鞏固。距今兩千年前，經春秋、戰國時期的轉變，公元前221年以秦始皇統一中國為標誌，中華文明由王國文明轉變為帝國文明。

綜上，可歸納出中華文明的特質——歷史悠久，延綿不斷；多元一體、互動交流；開放包容、兼收幷蓄等。同時，可簡單概括探源工程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探源工程啓動以來，一系列都邑遺址、各地中心性遺址和區域調查揭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和階段性，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了各地區文明化進程，探討了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對中華文明演進的環境背景、興衰原因、內在機制等取得了較為系統的認識，尤其是提出了通過考古遺存辨識文明形成標誌的中國方案，豐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積累了多學科結合研究人文重大課題的經驗，完善了機制；培養了一批多學科結合研究文明的專業人才隊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還有很多問題等待我們深入研究，仍有很多歷史之謎等待我們去努力破解，深化探源研究仍然任重道遠。

中華文明探源成果的轉化與傳播

邁入新時代以來，我們的文物保護事業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文物保護意識持續深化，服務大局成效明顯。近年來，文物保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六中全會均對加強文物保護利用作出了整體謀劃；中央出台6份專門政策文件，“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首次列入國家專項發展規劃，27個省級人民政府將文物安全納入考核評價體系。這些都展現了黨和國家對文物保護事業的高度關注。1982年通過的《文物保護法》提出，文物工作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但2022年7月召開的全國文物工作會議對文物工作方針提出了新的表述——“保護第一，加強管理，發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新表述突出強調了“保護”，要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在保護的基礎上進行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發揮文物更大的影響，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

筆者從事中華文明探源工作20多年，時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有着一百年考古實踐的歷史，但我們以何途徑讓民眾瞭解考古？考古人一半時間在工地，一半時間在書齋，當空頭理論家不行，只顧埋頭田野也不行。我們研究的實物是實際的，但實物本身並不説明問題，中國考古要走向闡釋，見眾生。

考古成果的闡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理論建構，二是公眾科普。對公眾科普層面而言，目前探源工程轉化與傳播的難點主要在於，考古學家撰寫的考古報告有大量生澀的專業術語，而通俗的考古科普讀物又非常有限；考古遺址現場復原展示水平比較低，民眾興趣無法得到提升；博物館展覽説明詞未從觀眾的視角進行轉化，大眾無法理解文物的內涵與價值；加之媒體上鑑寶類節目氾濫，給民眾造成了錯誤導向。雖然近年來公眾考古方面的優秀出版物日漸增多，但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來看，考古與社會大眾的距離依舊很遠。神秘感常常引發誤解與質疑。例如，我們對三星堆出土的器物進行了精確測年，結論是距今3200—3000年，但有少數人懷疑這個數據，認為我們在有意地將三星堆的實際年代説成晚於夏商。所以當下存在一個如何讓社會大眾科學地認知考古、認知中華文明探源成果的任務。筆者認為，相關舉措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設立“中國考古日”**。**考古發現和研究對於當今社會和人類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考古學組織都設有固定的日期，集中開展相關的考古宣傳活動。如確定在每年10月第3個週六的“國際考古日”是目前國際考古界規模最大的活動，最早由美洲考古學會發起，現已覆蓋全球30多個國家，有數百個相關組織和團體參與。而“歐洲考古日”則於每年6月第三個週末舉行，現覆蓋歐洲26個國家，讓公眾瞭解歐洲的考古與文化遺產。作為文明古國和考古大國的中國，我們應設立符合我國文化的“中國考古日”，時間可有長有短，如既可有“考古日”“考古周”，還可有“考古月”，在全國各地舉行各種普及考古知識、宣傳考古成果的活動和考古研究學術活動，提高公眾對考古學的認識、推動公共考古的開展，由國家、地區與城市的層面擴大民眾對考古的認知與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讓更多的人走進考古、理解考古、愛上考古，將有助於將考古成果轉化為文化產品和社會常識，從而進一步豐富人民羣眾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關注探源相關普及讀物的創作與出版。筆者曾參與審定初中歷史課本。翻開初一教材，開篇是中國史前史，考古成果包括山頂洞人頭蓋骨、半坡和河姆渡遺址等，而1975年以後的考古進展都沒寫進去。學生們學的史前史，一直停留在半個世紀前的成果。我們開始着手修改課本，將萬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的水稻栽培、八千年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骨笛、五千年前浙江餘杭良渚遺址的巨型城和水利工程、陶寺文明遺蹟、二里頭夏代都城等一批重要考古發現加了進去。這些都是最近幾十年改寫歷史的重要發現。未來希望在考古普及方面繼續推出更多措施。除完善教科書，還可以組織專家編寫面向各年齡層的科普書，講述考古最新成果所展現的中國歷史。專業人員也要學會通俗表達，考古專業學生可以寫考古小説、通俗讀物，文物、歷史要用講故事的方法講出來。通俗是一種境界，只有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才能深入淺出，文物工作者應該有這樣的意識。讓普通人從瞭解自己祖先的文化開始，發自內心地去感受我們文明的輝煌和豐富，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文化自信。

第三，關注新興數字技術與探源工作的結合。當下蓬勃發展的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元宇宙等領域是新一輪文明發展的驅動力，藉助於現代新興技術與文旅等各個方面進行協作對考古研究成果進行轉化與傳播，是未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轉化與傳播的必由路徑。接下來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利用新技術增進考古專家與公眾的互動，回應公共考古需求，創新研究和傳播形式，用比較生動的語言讓民眾瞭解考古成果。近來，由國家文物局指導，北京廣播電視台與北京市文物局聯合推出的一個大型文化節目，邀考古學家探訪與中華文明探源相關的各個遺址地、博物館以及考古現場，打造全國首個以“中華文明探源”為主題的深度文化探秘真人秀。這是值得被關注的探源工程成果轉化、傳播的積極嘗試。公眾對考古事業抱持的巨大熱情從互聯網上顯現出來，這既是對從業者的極大鼓舞，也提示考古學界應協同社會各界進一步加大探源成果傳播工作的步伐，迎接未來的挑戰。

第四，關注博物館對探源成果的展示與傳播。遺址類博物館與綜合性博物館是探源工程成果轉化與傳播的重要陣地。然而博物館需要用老百姓聽得懂、聽得有興趣的方式進行考古知識的宣傳和普及。目前大部分博物館還停留在標本式展示階段，即文物前面放置展牌，信息僅提供文物名稱、出土地等。這類展示方式並不適合普通觀眾。評價一個博物館的好壞，不是看這個博物館裏面有多麼精美的文物，而是要看展示的文物是不是讓普通人能看懂、有興趣、得教益。只有站在參觀者的角度去解讀，才能讓探源成果活起來，訴説引人入勝的歷史。另一方面，當下部分博物館過於倚賴“高大上”的數字技術，但是展示的內容卻十分蒼白。在博物館日常實際操作中，無需花費很高的成本來展現原本容易解釋的內容，而遺址價值的揭示是更需技術助力的方面。博物館服務、教育與文創等方面的舉措也與探源成果轉化的效果息息相關，博物館在舉行模擬考古、“考古盲盒”這些常規活動之外，也應探索出與遺址內涵相對應的特色活動。

第五，加強“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積極推進重點項目申遺工作。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具有科研、教育、遊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示範意義，是包含考古遺址博物館在內的公共文化空間。公園一般選擇位於城市附近、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重要遺址，以達成讓民眾在遊玩休憩之中體驗和感受歷史文化和古代文明的目的。考古遺址公園是考古學界聯繫民眾與社會的重要紐帶，在一些古代都城中復建古代標誌性建築，把重要的遺址建設成考古遺址公園，輔以生動、形象的考古遺址博物館，能讓民眾看得明白、看得有趣、看得受益。2023年4月18日是國際古蹟遺址日。截至目前，我國共評出55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有33處已由地方政府頒佈了地方性文物保護法規，一些主要的都城或者重要的遺址都在列，其中包括浙江的“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大窯龍泉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及“慈溪上林湖越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等。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重大意義在於它解決了曾經長期存在的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旅遊事業的矛盾，使這三者由對頭變為同盟軍，極大地促進了文物保護與利用。與此同時，也極大提升了各級政府的積極性，把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作為一項促進文旅融合、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的重要舉措。2023年4月，我們關注了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的研究、宣傳與申遺工作。“上山文化”的發現，證實了一萬年前長江下游的先民已經能夠種植水稻，為後面的文明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是對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應加快對上山考古遺址公園保護展示館的陳列布展提升工作，進一步做好彩陶、石器等文物以及稻米脱粒實驗的數字化展示，強化現場視覺交互體驗，探索線上線下互動傳播，不斷豐富和完善其文化價值和精神內涵，讓更多的國內外文物工作者關注上山、研究上山，建立健全申遺工作溝通協調機制，推動上山文化遺址羣早日進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第六，在國家中心城市建設“中華文明主題樂園”。關於規劃建設中華文明主題樂園的思考，筆者已在眾多場合發出呼籲。建設一個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中華民族輝煌成就和豐富文化內涵的“中華文明主題樂園”是筆者一直以來的願景。如能夠建成這樣一座以弘揚中華文明為主題的“東方迪士尼”，將成為考古和文物界貢獻給人類的最大財富。中華先民們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值得我們去大力繼承和弘揚。建議選擇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的國家中心城市建設中華文明主題樂園，可進一步創新傳播方式，讓文物“活起來”，講好中國故事。迪士尼樂園中的卡通人物造型來自迪士尼動畫片，中華文明主題樂園裏面能夠包納的人物和故事來源就更加豐富了，包括古老神話傳説中的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等，還可以選擇我們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過程當中具有標誌性的節點進行情景再現。在這座主題樂園裏，有着一萬年前稻、粟、黍的栽培，製陶術，九千年前的玉器，八千年前的獨木舟、骨笛、造酒，六千年來龍的觀念，五千多年文明的形成，四千年前的瓷器，具有幾千年歷史的中醫、中藥和茶葉，中華先民古人的衣食住行，樣樣都可以演繹出精彩節目。利用AR、VR等數字化技術，主題樂園可以展現豐富多彩的中華先民的衣食住行、發明創造、各區域文明形成時期、各古代王朝的各個代表性場景，以及中華文明取得的輝煌成就及與其他文明間的交流，讓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在遊玩中體會和傳播博大精深、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

結語

考古工作雖然是研究人類社會的過去，但研究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幫助我們處理當下遇到的各類矛盾和問題，更好地指導我們的將來，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有用的借鑑和教益。比如人與環境的關係，文化的多樣性、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包容學習借鑑，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都可以從古代社會和人們的生活中得到啓示。在一定意義上，考古也是和當代社會密切聯繫的學問。考古所展現的中華文明輝煌成就，對於國人來説，不僅僅是豐富了知識，更重要的是從數千年積澱的中華文化基因中獲取精神力量，增強了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文化認同的前提。筆者曾以為對國家文化的“認同”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後來卻發現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即便我們可以拿出充分的事實依據來論證我們的結論，誤解與誤讀依然在發生。因此，要構建民族文化的認同需要多學科的結合，要社會協同力量來把中華文明的歷史、成就、內涵和對世界人民的貢獻向國人並面向世界進行充分地展示。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文明有着非常準確地概括：“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促使我們去思考探源成果如何轉化、如何傳播的問題。如果我們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燦爛深厚的文明內涵、豐富的研究成果僅停留在考古專業內部，那麼所影響的不過只是一兩萬考古工作者、十幾萬歷史學研究者。將其寫入教科書自然是一種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但是相較於靜態的文字，我們更加迫切地需要民眾能夠更為全面地感知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歷程，感知文化的力量來自於創造，如萬年前的稻作，九千年前酒的發明，八九千年前家豬、家狗的飼養，八千年前的獨木舟、四千年前的瓷器等一系列的發明和創造才是文明發展的核心力量。

民族文化的根脈與每一箇中國人息息相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使國人和全世界炎黃子孫得以瞭解祖先所創造的中華文明如何起源、形成與發展，瞭解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實的歷史，其所揭示的中華文明豐富內涵、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做出的重大貢獻，極大地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從探源成果轉化與傳播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應關注其知識生產的過程本身——作為中國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攜手開展的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科學研究，其成果產生的過程與成果本身同樣重要，有必要讓中國的老百姓乃至世界人民知曉。建議央視與研究機構合作，拍攝反映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歷程及其成果的系列紀錄片，記錄下20多個學科、60多家單位400多位學者如何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歷程和為取得輝煌成就而付出的艱辛努力。

目前，我國文物保護與利用的實踐正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公眾的美好生活應該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設立“中國考古日”、關注探源相關普及讀物的創作與出版、關注電視媒體與新興數字技術與探源工作的結合、關注博物館對探源成果的展示與傳播、加強“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推進重點項目申遺，以及建設“中華文明主題樂園”等途徑，在未來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轉化與傳播方面是有明顯助益的。在此真誠地希望未來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工作者和廣大民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更加關注中華文明的研究成果，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和認同，增強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共同推動民族復興的偉業。【本文由河南大學博士研究生霍蕾整理，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