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女生造謠偷拍案, 活生生暴露網上一股心照不宣的“偏好”｜文化縱橫_風聞

李彪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治理與輿論生態研究院

【導讀】據媒體報道，近期某大叔在地鐵上被一位名校女生懷疑偷拍，隨即讓該大學生檢查手機以自證清白。在其自證清白後，仍遭該女生髮文曝光，以致事件引發廣泛關注。有輿論認為，女生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通過網絡曝光來誹謗他人，與此前“武漢小學生被撞致死”事件中對孩子媽媽的網絡暴力行為，如出一轍。此前許多案例也是如此。如本文所分析的，如今網絡輿論表達有一種特殊的“負面偏好”，即是指不管事件真相，有意無意地進行負面評價乃至惡評，進而希望獲得別人關注的網絡行為。

作者指出，**負面表達往往更加極端，容易引起其他成員的關注，最終形成只訴諸情感不訴諸理性、以“負面偏好”為主的表達邏輯。**部分人利用網絡平台去發表過激言論，發佈虛假的、片面的信息，來獲得關注，或發泄負面情緒，以及獲取利益。其背後有着複雜的生成機理：（1）社會動因：“後真相時代”所呈現的“立場”高於“事實”，人們表達追求“情感宣泄”多於“事實真相“；（2）心理效應：“破窗效應”和“首因效應”會刺激更多的負面偏好者加入，形成社會模仿行為；（3）商業利益：一些運營者以製造社會矛盾和對立衝突來獲取點贊和流量；（4）信息供給結構：社交圈子形成“社交繭房”，羣際之間溝通難度大。

作者認為，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將帶來破壞性的次生影響，平台方有責任加強對輿論表達的引導工作，媒體有責任強化“破圈“傳播和打破”社交繭房”，官方更有責任正視輿情背後的社會情緒和民眾訴求，不斷創新”後真相時代”的輿論治理範式。

本文原載《人民論壇》2021年第17期，原題為《網絡輿論表達“負面偏好”的生成機制及治理路徑》。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網絡輿論表達“負面偏好”

的生成機制及治理路徑

**▍**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的生成機理

**輿論表達中的“負面偏好”是指輿論表達中不管事件真相，有意無意地進行負面評價乃至惡評，進而希望獲得別人關注的網絡行為，**表面上看屬於個人的行為偏好，其實背後有深刻複雜的生成機理。

第一，**“後真相時代”話語表達多追求情感宣泄而不注重事實真相。**大眾媒體時代，對於新聞真實性的評判以客觀真實為準，而“後真相時代”所呈現的“立場”高於“事實”，人們在難以判斷對錯的情況下，第一反應往往是相信自己的感覺，之後一旦出現與自己直覺相悖的證據，便會傾向於選擇性忽視，不是以達成意見共識為目的，而是多追求情緒宣泄。擁有共同偏見的人聚合在一起，只要有人發表的一個枉顧事實的負面言論引發了情感共鳴，不顧真相的各類點贊便一擁而上。因此，輿論表達中的“負面偏好”往往能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網民跟帖評論本身是一種“社羣展演”行為，觀點越極端，越容易受到關注和跟從，正如《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指出的，任何時代的領袖（包括意見領袖），都是特別偏激的，偏激的觀點才具有煽動性，話語表達必須簡單粗暴，情緒明確，愛憎特別分明的人更容易在圈子內部得到擁護，產生虛妄的成就感，激發其他成員表達更加偏激的觀點，負面表達往往更加極端，容易引起其他成員的關注，最終形成了只訴諸情感不訴諸理性、以“負面偏好”為主的表達邏輯。

第二，在網絡輿論非理性表達案例中，很多網民在表達自己的看法時表現出情緒化、無異議等特徵。在互聯網環境中，一些網民進行網絡評論時，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毫無顧忌地對社會各個方面進行評頭論足，以近乎苛責的要求來打量互聯網上的一切事物，動輒就將微小的舉動上升到道德倫理層面，眼裏容不得沙子，但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道德綁架”。這種表達不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一種偏激和偏見，這類人往往容易盲目跟風，被他人觀點誤導，成為誹謗、侮辱他人的工具。

（涉事女生髮布的博文）

第三，對社會個體來説，心理學中的“破窗效應”和“首因效應”會刺激更多的負面偏好者加入，形成一種社會模仿行為。**“破窗效應”理論認為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例如，2020年8月在“兩名醫學生跪地救人無效卻遭惡評”事件中，**第一個“惡評者”是“第一扇破窗”，具有“首因效應”，首先這個評論因為點贊數較多，被置頂顯示，根據社會影響理論，個體在社會交往中往往會遵循他人意見改變其態度和行為，以便和羣體保持一致並符合羣體規範要求。**一般來説，當人們發現自己的言行和周圍羣體不一致時會產生認知失調，感到自己很突兀，為了獲得認同就會盡量和羣體保持一致，從而改變自己的觀點或行為。**社會影響理論主要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信息性社會影響，一種是規範性社會影響。**在社會媒體的評論跟帖中，一方面頭部意見被作為新聞報道整體而優先呈現，很容易造成信息性社會影響出現；另一方面，由於社交媒體的關注者（粉絲）主要是一羣相對志同道合的羣體，很容易產生羣體壓力，規範性社會影響也可能會出現。另外，發表意見的平台也越來越具備社交屬性，發表意見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展演功能，在深度訪談中甚至有個別網友表示看點贊數多的評論就直接拷貝作為自己的評論，目的就是獲取更多的點贊數，這也屬於社會影響理論的範疇，即在開放的社交媒體平台上，相較於封閉的社羣內部，除了信息性社會影響和規範性社會影響，“表演性社會影響”可能更加突出。

第四，以流量為表徵的商業訴求驅使“負面偏好”成為一種牟利手段。隨着微信公眾號為代表的自媒體平台崛起，一些運營者以製造社會矛盾和對立衝突來譁眾取寵，獲取點贊和流量，實現商業利益，沒有矛盾就創造矛盾，這樣一來，流量和經濟利益都有了，KPI（關鍵績效指標）也就完成了，至於評論區如何，有沒有不明真相的羣眾，都無所謂。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對十餘年的輿情事件進行梳理發現，很多事件背後都存在一些商業利益的因素在作祟。

第五，網絡社羣化生存使得羣際刻板印象加劇了“負面偏好”。隨着社交平台盛行，人類社會重歸部落化，社會個體在社交平台上分屬於不同圈子，並且圈子一定程度上開始取代傳統媒體成為民眾獲取新聞資訊的第一媒介渠道，並依靠圈子尋求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撐。社交圈子所具有的“迴音室效應”和“過濾氣泡”使得一個個圈子的內壁加厚，形成“社交繭房”，羣際之間溝通與對話的難度在逐步加大，社羣內部的人抱怨其他社羣的人不瞭解自己所處的圈子，一旦發生涉及對方羣體的事件，就會用固有刻板印象打量和揣度。

**▍**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的次生影響

輿論表達中的“負面偏好”雖然具有深刻的社會動因和個體心理機制，促使社會負面情緒宣泄，一定程度上紓解部分網民的情緒淤積，起到社會負向情緒“減壓閥”的作用。但是，如果這種不論事實真相一味進行負面評價的行為蔓延成為一種網絡輿論表達流行偏好，對凝聚社會共識和構建健康的輿論生態具有一定的破壞作用。

第一，更容易造成次生輿情。相較於正面信息傳播，負面信息往往具有較高的喚醒度和行為捲入度。心理學家將情緒維度進行了二維細分，除了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還加上了生理喚醒維度的劃分，高喚醒度的積極情緒有敬畏、消遣、興奮（幽默）；高喚醒度的消極情緒有生氣、擔憂；而積極情緒中的滿足感和消極情緒中的悲傷情緒均屬於低喚醒度，一些積極正面信息的喚醒度有時會低於生氣、擔憂等負面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説，負面偏好是人類的主要需求偏好，人類更樂於去傳播、點贊，很容易造成次生輿情。

第二，促使形成預言的自我實現，導致“信息環境的負向環境化”。社會學家托馬斯夫婦（W.I.Thomas&D.S.Thomas）合著的《美國的兒童》一書中，有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廣泛引用的話：“如果人們將情境定義為真實的，它們在結果上就是真實的。”美國學者羅伯特·默頓（Robert K.Merton）將其概括為“托馬斯定理”，並據此提出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輿論表達中的“負面偏好”會造成後來閲讀者一種負向的情境，認為這就是主流的社會聲音和真實的“民意”，最終形成一種負向的意見氣候和心照不宣的默契，長此以往，可能導致整個信息環境越來越負向化，促使部分民眾的判斷下意識地向負向的、消極的方向發展。

第三，加劇羣體刻板印象，造成社會羣體的對立與不通約。前文中提到了“社交繭房”，相較於經常被提及的“信息繭房”，“社交繭房”更需要引起關注。因為長期的“社交繭房化”，社羣成員的立場和價值觀越來越接近，會使得不同虛擬社羣內部同質化、外部異質化越來越嚴重，這些圈子表面上希望與其他圈子交往，但又以固有的刻板印象打量着外部的世界，最終要麼隔空喊話，要麼對別的羣體一味謾罵——遇到這個羣體的任何事情都是“貼標籤”進行負面評價，導致羣體極化。網民羣體被分裂成擁有特定立場和價值判斷的不同子羣，在圈子內部製造的“數字泡沫”中，形成了一個個微型“意見氣候”，造成過度情緒化甚至極端化，引發社會羣體的對立甚至仇視，給整個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第四，促使輿論生態惡化，“後真相”的情感宣泄加劇。傳統社會管理立足於輿論引導，聚焦於一個個事件的引導和處理，相對比較末端化和微觀化，隨着現代傳播體系的建設，社會治理需要一個良好的輿論生態來作為支撐。輿論表達中的“負面偏好”很容易將事件的性質帶偏，促使社會個體感知到“信息環境的負面環境化”，因而刻意為之，跟風模仿，不利於健康良好的輿論生態的形成與維繫。而在“後真相時代”，一些意見發佈者往往不關注事實真相，不加思考地與事件當事人同悲同喜，而負面偏好的意見評價更容易造成情感付出的廉價和情緒的集中宣泄，不管事實如何上去“噴一噴就撤”的心理在一些網民中非常普遍，這種不以達成社會公約數的負面評價會加劇社會羣體的刻板印象和社會對立。

**▍**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的引導與治理

結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負面偏好”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正面引導，很容易成為次生輿情的引爆點，好人好事反被惡評纏身、對人和事進行習慣性質疑和負面“開發”等劇情，仍會不斷上演。因此，大處着眼，小處着手，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的正面引導與有效治理刻不容緩。

首先，新聞資訊平台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加強對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的引導工作。具體來説主要有以下兩個舉措：一是平台加強精細化引導，對置頂的新聞評論和跟帖的規則要及時調整和完善，不能簡單地按照點贊數、跟帖數和轉發數等進行置頂和凸顯地位，造成故意的“負面評價”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最顯著的位置。互聯網閲讀本身是一種位置優勢閲讀，相關研究表明，網頁中第二屏的閲讀者只有第一屏閲讀者的37%，即高達63%的閲讀蹦失率，個別平台為獲取流量，故意把一些極端的負面言論予以置頂，造成後續的網民先入為主，跟風負面評論。二是建立平台賬號ID的評價積分機制，目前部分平台設置了等級，但主要是根據發帖的數量來設定的，發帖的內容和情感偏向則沒有那麼精細，造成部分發帖者肆無忌憚，甚至為了譁眾取寵故意發表負能量的評論。為此，從技術的角度，平台可以對註冊賬號所有發帖的情感偏向和帖子內容進行量化計算，對發佈評論以情感偏向負面為主的賬號進行及時引導乃至警告，並記分處理，達到一定程度可以通過關閉評論權限甚至封號處理。

其次，主流媒體要強化“破圈”傳播，打破“社交繭房”，破除不同羣際刻板印象。“破圈”是一個網絡流行語，但這裏是指主流媒體要改變傳播方式，將傳播對象從社會個體轉變為向社羣傳播，突破“社交繭房”，將信息直接傳遞到圈子內部，改變圈子內的“迴音壁效應”，從而讓圈子內部的成員能夠聽到圈子外面的聲音，讓數字“部落”裏鬆動的人慢慢走出世界。為此，可將各個圈子的共識進行顯性化，重疊共識，解除“部落”中的身份枷鎖及“偶像必定是對的”等誤解，尋求各個“部落”的意見共識，在整個社會範圍內構建對話平台，放大優勢意見的共識，建構網絡空間的最大共識，破除不同羣際刻板印象。美國學者楊採·本克勒（Yonchai.Benkler）發現了數字傳播生態圈中分散各處的“基於共同體的同儕生產”（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這一新型信息生產方式，並提出打造一個“網絡化公共領域”，這一思路對當下的國內社羣傳播為主的媒介環境是一種很好的借鑑。

再次，改變目前信息供給的結構，完善線上線下社會情感按摩機制，構建立體化的情緒宣泄減壓閥體系。大眾媒體時代，信息通路主要由主流媒體所掌握，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每類信息資訊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信息供給必須要結構化和全面化。負面情緒的產生是正常現象，需要構建完善的線上線下情緒宣泄渠道和情感按摩機制，讓負面情緒得以紓解，而不能都轉化為社會評價，影響輿論走向。一個成熟的社會要具有各種“減壓閥”機制，能夠讓社會成員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排解，避免社會負面情緒積壓。

最後，從“後真相”到“後共識”“後治理”和“後秩序”，輿論治理要進行範式創新和結構轉型。“後真相”並不都是不好的、消極的，“後真相時代”事實真相的解釋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理論上所有的社會個體都可以參與事實真相的解釋和塑造，把對事實真相的解釋權讓渡到每個社會個體，但問題是“後真相時代”應該如何處理情緒宣泄，實現有效的引導，進而構建多元意見的“最大公約數”？當一個社會失去對基本價值和社會秩序的基本共識，觀念傳達與接受之間就會短路，其結果是，人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立場有選擇地相信事實，或者拒絕真相，或者相信“另類事實”，這時候重構社會共識變得尤為重要，共識不再是對事實真相本體的共識，而是人們對“真相”傳播者和“真相”的表達方式的共識，即“後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後真相時代”更需要構建“後共識”，而“後共識”的形成必須通過“後治理”和“後秩序”來實現，必須重構目前輿論治理的範式和手段。

為此，一是可用多元意見競爭的“正和思維”替代“零和思維”，正和思維是一種增量思維，在通過正和思維創造增量的同時，要注意增量分配適度向相對弱勢的意見羣體傾斜，以矯正當前社羣分化意見過於分散，正和思維有利於正向對沖情緒宣泄氾濫的現實，增加社會意見競爭的柔性，代替對抗思維，不斷對目前的輿情治理思維和方向進行反思，避免極端化思維，以尋求意見的和合之道和情緒宣泄的引導之法。二是輿論引導要重視社情民意和羣眾呼聲，目前很多部門應對輿情危機的手段主要是通過發佈“情況通報”，而“後真相時代”的輿論引導要及時釋疑解惑，必須正視輿情背後的社會情緒和民眾訴求。官方話語表達要了解民眾的關注點，直擊民眾心中繃得最緊的那根弦，缺乏人文關懷和情感訴求的所謂“真相回應”可能會被民眾打上“冷漠”的標籤而自説自話。

輿論表達中的“負面偏好”並不是簡單的網絡偏好行為，而是“後真相”的輿論表達方式、深層次的社會動因、社會個體的複雜心理偏好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此，對輿論表達中“負面偏好”的引導和治理，需要平台方、主流媒體、政府部門和民眾四方主體形成合力，打造適合後真相時代輿論表達的“後共識”與“後秩序”，創新輿論引導範式，構建社會負向情緒有效疏導機制，營造健康良性的網絡輿論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