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會議，毛澤東拯救了三萬中央紅軍，為黎平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_風聞

　　歷史學界公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在湖南建樹的一個重大功績，就是毛澤東親自領導中央紅軍的通道會議和通道轉兵，從而使黨和紅軍免遭滅頂之災。而對這個會議的重要性，許多人還知之甚少。

　　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後，原定戰略方針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以打算在湘黔川三省交界重新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通道會議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經湖南懷化的通道境內時，召開了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當時情況緊急，此次會議的召開是因為在行軍中忽然轉變方向，人稱 “轉兵會議”，史書上沒有詳細記載，是鮮為人知的一次重要會議。

　　1934年11月中旬，突圍的中央紅軍跨越敵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的嘉禾、臨武一線。這時，蔣介石真正搞清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對此，蔣介石於17日發佈《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計劃大綱》，妄圖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他任命湘軍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調動湘軍和桂軍，在零陵至興安之間近300裏的湘江兩岸配置重兵，構築碉堡，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紅軍將士用鮮血保住了界首渡口，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於拼死渡過了湘江。

湘黔敵我態勢圖

　　待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之後，蔣介石加緊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調集五六倍於中央紅軍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綏寧、武岡、芷江、會同、靖州一帶，部署了一道嚴密的袋形防線。一方面電令湘、桂、黔地方軍閥分兵堵截合圍，企圖全殲中央紅軍。

12月10日，中央紅軍進入湖南南部地域，紅一軍團二師劉亞樓部先鋒團佔領湖南當時通道縣城縣溪鎮，在劉亞樓的長征日記裏這樣記錄：“十二月十日，湖南通道湘敵一部守城(縣城)，我5R以急行軍乘黃昏攻佔之”。11日，紅一軍團一師經雙江到金殿。這是從陸定一長征日記中的記錄，通過實地考察得知當時的路線是: 從雙江經羅武、芙蓉到達金殿的。

　　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一、二縱隊分別從流源辰口向西進到芙蓉，當天傍晚，中共中央軍委在芙蓉木林庵召開了一次生死攸關之重要會議。這一次，毛澤東應邀參加會議，與會人員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會議着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

通道芙蓉轉兵會議

　　李德、博古認為 “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眾所周知，當時的場景，李德、博古這個目標有着相當大的合理性。首先這是中央紅軍離開蘇區時的首個預定目標; 其次，經過湘江血戰後，紅軍的確急需一個穩固的根據地。但客觀的實際情況早已發生巨大變化。博古、李德等人卻不顧這種實際情況變化，堅持從通道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生死存亡時刻，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改向西進，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毛澤東極力説服博古等主要領導人，他説：“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會師。”他根據紅軍破譯的敵人電台情報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在這關係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他指出通道西側只有黔軍的一個團和民團，還是“雙槍兵”，戰鬥力非常弱，應該往西走而不是北上。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原定計劃。這次會議雖然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由於中央領導層中意見不統一，故未能對戰略轉移的大方向作出決定。

　　會後，中革軍委於當日19時半下達了“萬萬火急”的《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見行事，電令一軍團之第二師及九軍團應向黎平方向前進，“相機進佔黎平”。同時尋機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野戰軍司令部在13日《我軍進入貴州動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軍以迅速脱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14日，野戰軍司令部給二、六軍團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戰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北上。”要求活動於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要求活動於常德一帶的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可見，通道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提出的正確意見實行戰略轉兵，而只是在行軍路線上作了一些調整，決定轉向貴州前進，但是在戰略行動方向上，仍擬北出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

　　12月12日那天，紅一軍團二師在縣溪地域，一軍團十五師、紅九軍團在趕往縣溪的途中，紅三軍團從隴城經坪坦、黃土到達牙屯堡團頭; 後衞軍紅五八軍團在辰口與麻隆塘一線，因此可以看出，在芙蓉苗 (今為侗) 寨的前後左右都有紅軍，給中央領導人在芙蓉開會提供安全保障。

　　中央紅軍實施轉兵西進，實際上是拒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指揮，變更了中央最高軍事指揮權，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反映了中央領導人和紅軍指揮員對 “左” 傾軍事指揮的不滿和反對情緒以及要求改變領導的強烈願望，反映了毛澤東在黨內的巨大影響和權威。

　　從此，也就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同志在軍事上的正確領導。通道會議和通道轉兵，有效地避免了紅軍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毀滅命運，為黨和紅軍的長征開闢了一條新的生路，為黎平會議形成決議和遵義會議偉大轉折提供了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

　　通道芙蓉會議是中央紅軍在面臨危機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從危機中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正如劉伯承同志在《回顧長征》一書中指出的：“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還剩3萬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可以看出，會議的歷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沒有通道會議，就沒有通道轉兵，沒有通道轉兵，也就沒有貴州的黎平會議。

　　因此，通道芙蓉木林庵會議不僅挽救了3萬多中央紅軍，還為黎平會議和以後的遵義會議召開奠定了基礎，同時，“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此次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偉大轉折，是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起點，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事實證明: 在當時，通道會議會址除了芙蓉侗寨之外，包括縣溪等通道縣境其它地方競爭會址在內，完全沒有地方比芙蓉更具備安全保障的條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