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其實是另一種偏見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6-18 09:16
所謂“正常”的歷史，是一個關於偏見和不嚴謹數字計算的故事。人類最常見的其實是個體之間的多樣性。
撰文 | Sarah Chaney
譯者 | Lesi
審校 | Dora
你是否曾懷疑過自己是否正常？想想你最近一次自問這個問題的場景。你究竟在問什麼？可能你正在思考自己的某個特質是否正常。也許你正擔心自己的樣貌或者行為沒有達到某個所謂的理想狀態。又或者，你只是想知道自己夠不夠融入周遭環境——自己是否“像大家一樣”思考、行動和生活？
我們之中很少有人能不受所謂“正常”的神秘力量影響。我在曾經社交焦慮的十幾二十歲的時期，一直對這個神秘狀態十分着迷。那時的我很肯定，如果我能稍微更像其他人一點，我的生活就會更好、更快樂。但是有一天，我問了自己一個不一樣的問題：這些所謂的正常人都是誰？他們真的存在嗎？
在十九世紀初前，“正常”（normal）這個英文單詞完全不用來形容人。它是一個數學術語，意為直角。當然，那時的人們一樣會把自己和他人相比較，但這些比較很多是在個體的層面上——“正常”並不代表一種存在形式或行為的一般狀態。我們現代的“正常”概念是1835年在比利時出現的。
當時，39歲的天文學家、統計學家阿道夫·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引起了一種把人類特徵和平均值做對比的潮流。凱特勒發現，如果把一大組數據（例如數千人的身高數據）繪製出來，往往會得到一條鍾型曲線。多數的人的身高會集中在中間的峯值附近，同時兩頭是急劇下降的趨勢，因為比平均身高矮很多或者高很多的人是少數。
這個身高分佈僅僅是碰巧存在而已，擁有某個身高本身並沒有什麼可貴的。不過，（後來眾所周知的）“正態分佈”這個概念，在1800年後被數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和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所推廣，成為了天文學領域的誤差分佈曲線。天文學家的測量不可避免會被誤差影響。他們知道，小錯誤比大錯誤更常見。因此，通過對同一個事物進行多次測量，他們可以更精準地確認行星或恆星的正確距離或軌跡。對於天文學家來説，鐘形曲線的中心不僅代表着平均值（均值、中位數和眾數都在對稱的正態分佈中重合），也是正確的測量值。
在1898年，在户外不戴帽子被視為心理疾病的表現，因為當時戴帽子才是正確和恰當的。
凱特勒默認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人，他認為那些碰巧更接近平均情況的人也更接近正確或理想的生活方式。他的書《論人》（A Treatise on Man）闡述了他的“社會物理學”方法，正如他在這本書1842年英譯本的序言中寫道，“每一種品質在適當的範圍內都是好的；只有當它極度偏離均值的時候，它才是壞的”。凱特勒稱，“普通人”（average man）在身體、思想和行為上也是理想的人。這可能是一個自證預言，因為如果所有東西都是為平均身高的人設計的、從牀的長度到桌子的高度，那麼這個平均人當然會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中的理想人。
平均和理想是同一回事、且都是“正常”定義的一部分，這個觀念滲透了科學和醫學長達一個多世紀（並且甚至今天也存在於普羅大眾對於正常的理解中）。比如，在1967年，年輕的精神病學家保羅·霍頓（Paul Horton）研究了精神病學對於“正常”的定義，他發現大部分自己的醫生同事們“有意識地把正常的概念，定義為平均或理想的混合體”，但對於具體什麼是正常的日常行為無法達成一致。例如，霍頓詢問同事們，如果假設中的“典型的正常人”被老闆在同事面前罵做“愚蠢的白痴”，他會怎麼做——同事們的回答各式各樣，從“惱火但決定完全忘記這件事”到“非常憤怒並且辭職”應有盡有。
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人們對於什麼算正常行為的定義變化更大。1898年，倫敦貝特萊姆醫院的病人伊迪絲·科頓（Edith Cotton）拒絕在户外戴帽子，並被視為精神疾病的表現，因為在當時戴帽子才是正確和恰當的。同時，“新女性”（new women）在維多利亞晚期的英格蘭剪短髮、坐在公共汽車上層，震驚了當時的所有人，但如今這些行為在大部分西方國家都十分稀鬆平常。即使是在當代的日常生活中，無意識的舉止也可能在正常或者不正常的範圍之間浮動，這取決於我們所處的地方。我從未意識到我經常對陌生人微笑（譬如在經過門口時或在商店買東西時的簡短友好示意），直到十年前，我在波蘭這樣做的時候，對方回給了我困惑的注視。我的旅遊指南書裏説，對陌生人微笑在當地被視為愚蠢的表現；人們並沒有回以微笑。
凱特勒的“普通人”（l’homme moyen）也指向了定義正常人的另一個問題。我們可能會假設正常是一種普遍的標準，但對於該標準的預期通常來自一小部分人。用於計算任何平均值的數據，往往是根據幾位科學家對於正常定義的預先假設來選擇的；有偏差的結果則會進一步強化他們的想法，更加相信自己偏愛的羣體具有代表性。對於凱特勒來説，正常人就是男性。對於維多利亞時期科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來説（他提出了‘正態分佈’一詞以及種族主義的優生學科學），正常則意味着中產或上層階級。而根據性學家羅伯特·L·迪金森 (Robert L Dickinson) 和雕塑家阿布拉姆·貝爾斯基 (Abram Belskie) 創作並於1945年捐贈給克利夫蘭健康博物館（Cleveland Health Museum）的“普通美國人”小雕像們，正常人就是年輕的白人。
迪金森和貝爾斯基測量了數萬名美國男性和女性的身材，以此創作了兩個雕塑，他們將其命名為諾曼（Normman）和諾瑪（Norma）。他們使用的統計數據僅僅來自美國白人，其中年輕人佔了大多數。以諾瑪為例，其根據的大部分數據來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項調查，原本是為了開發標準化的服裝尺碼。這項研究的研究人員表示，“為了讓一羣人感覺良好”，他們同樣測量了“一些非白人女性”的志願者，但隨後迅速且莫名其妙地遺棄了這些數據。諾瑪和諾曼被認為是普遍的平均值，但卻是基於有偏差的樣本創造的。
當時，“正常”的美國人是年輕、健壯的白人。
然而，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正常的美國人”根本不存在。1945年，一家當地報紙舉辦了一場尋找現實中的諾瑪的比賽。他們打印了一份標準化的報名表，供讀者發送九項重要的數據：身高、胸圍、腰圍、臀圍、大腿、小腿、腳踝、足部和體重。該報從3864份參賽者中選出了一名獲勝者：23歲的白人女性瑪莎·斯基德莫爾（Martha Skidmore），她在劇院做收銀員的工作。然而，即使是斯基德莫爾也不完全符合諾瑪的測量標準；她只是最接近這個標準的人。只有百分之一參賽女性的測量數據接近諾瑪的數據。雖然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在一個甚至兩個特徵上處於平均水平，但在九個不同的測量上都達到數學平均值的機會在統計學上是如此之小，以至於幾乎不可能。
但是，由於“正常”一詞被用在人身上時、總是將平均水平和理想目標混為一談，諾瑪讓人們開始不僅僅追求特定體型或體形的平均值。當諾瑪和諾曼的明亮白色石膏雕像作為“美國本土白人”（這是它們在克利夫蘭健康博物館的標籤上的標註）向公眾展示時，它們樹立了一個標準——“正常”的美國人就是年輕健壯的白人；其他人羣（如有色人種、殘疾人或老年人）先前已經被排除在研究數據外，此刻甚至會被認為不夠美國化。無獨有偶，1917年的陸軍甲種智商測試（Army Alpha IQ test）依據參試者對美國中產階級文化的瞭解程度進行評判，因此得出結論，相對不熟悉這個文化的人（如移民和工人階級，包括許多有色人種）的智力較低。和“普通人”的概念一樣，這個測試也讓人們更加堅信，某特定類型的人才是“正常”的，即使他們並不是統計意義上人數最多的人。
好像我們從沒有從過去的經歷中吸取教訓，明白我們對罕見或不尋常事物的假設總會被證明僅僅是假設而已。1889年，英國心靈研究協會（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進行的幻覺普查表明，看到或聽到其他人沒有看到或聽到的東西的經歷比想象中更常見，且不一定是不健康的表現。在他們對17000人的調查中，2272人（13%）表示他們經歷過幻覺，當一些經歷（包括髮燒和夢境導致的譫妄）被研究人員剔除後，這一數字減少到1684（約10%）。1948年，性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發現，與普遍看法相反，同性性行為很普遍，且是“人類性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起來的殘疾社會模型認為*，殘疾人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身體屬性或健康狀況而殘疾，而是因為社會不能適應他們的需求：這個社會是一個為所謂的普通人設計的。“正常”既是一個醫學概念，也是一個政治概念。
*譯者注
https://aeon.co/essays/what-does-it-mean-to-consider-yourself-a-disabled-person
不過，許多人仍然不由自主地每天質疑自己是否正常。這個習慣有時候確實有用。它或許可以讓我們及時發現危及生命的疾病、或支持自己和我們愛的人度過難關。例如，當我的伴侶反覆出現尿路感染時，我堅持認為這在男性之中並不正常、他應該去看醫生；我們因此得知他得了前列腺癌。然而，雖然“正常”的概念有時的確有用，但我們依舊應該時刻叩問自己在比較中究竟使用着什麼標準。我們有沒有在不知不覺中對階級、種族、性別或性取向做出了假設？如果是這樣，那極有可能是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們不斷的觀念灌輸，使這些觀念在我們的生活中根深蒂固，以至於我們常常注意不到它們的存在。
相異而非相同，才是人類的規律。1938年於哈佛醫學院展開的格蘭特研究（The Grant Study）意在瞭解“普通年輕人”，不過其實只調查了美國人口中的極小部分精英。儘管如此，他們之間還是存在着巨大的差異。他們的靜息脈搏從45次到105次不等，呼吸頻率從每分鐘4次到21次不等。甚至體温也不同，範圍橫跨97°F（36°C) 到100°F (37.8°C)，只有“不超過18%的人”的體温是“通常可接受的平均值”（98.6°F[37°C]）。行為和性格的差異就更大了。正如金賽在《人類女性的性行為》（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中所寫，科學家們不得不“使用平均值以便比較兩個不同羣體最突出的特徵”，而這個情況常常在強化“正常”的概念。金賽進一步指出，這些平均值掩蓋的個體差異，實際上恰恰才是“人類性行為中最一貫的現實”。他發現，人們作為一個整體的內部差異，遠大於男性和女性間作為不同性別的差異。
如果我能回到過去、安慰年輕的自己，我一定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多樣性。我會對自己説：“你為什麼要把自己與平均值比較、併為之擔憂呢？”沒有人能在所有方面都是正常的，更何況平均值也不一定就是健康的。如果你想為自己設定一個目標或標準，請辯證地審視你想要達成的這些狀態。我們歷史中的正常標準通常是精英主義且排他的（儘管這一結果總是無意中形成的），強化着對性別、種族、殘疾和社會階層的偏見。到頭來，多樣性和差異性才是人類之中最普遍和常見的狀態。
後記
Dora：若“正常”一詞之中的“常”代表着常規和常情，那麼“正”或許是在暗示着“正確”——我們口中的“正常”總是不僅僅在描述一件事發生的頻率，更是在對其進行着價值判斷。本文呈現了不少與之相關的歷史事件，並以此為讀者帶來了重要的辯證思路：大家對於什麼是“正常”的認知，可能是各類價值觀潛移默化影響下的結果、可能並不能“客觀”地反映真實情況、更可能不等同於絕對的正確。“想要和大家一樣”的訴求，是我們作為社會性動物難免會有的人之常情，但正如文中所説，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可以比相似之處更多。辯證地看待所謂正常的定義，可以讓我們更完整地認識周遭和自己。
譯者簡介：
Lesi：心理學本科在讀，對人與社會的關係充滿好奇。
審校簡介：
Dora：牛津大學人類學博士。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神經現實”，編輯：eggriel，原文：https://psyche.co/ideas/worried-youre-not-normal-dont-be-theres-no-such-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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