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術變革到來之際，再談科幻_風聞

在技術變革面前，電影只是一個小行業

“網上一直叫老郭‘賽博妲己’，我覺得現在對於他而言有一個‘妲己’，就是人工智能，他已經被它深深地魅惑了。”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科幻電影周主旨論壇上，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副會長王紅衞如此描述《流浪地球》導演郭帆的近況。

事實上，被“魅惑”的遠遠不止郭帆一人。在以ChatGPT、Midjourney、Apple Vision pro為代表的新技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入大眾視野的今年上半年，在場幾乎所有與科幻電影創作有關的人們都陷入了深深的科技痴迷與焦慮中。

這一批處於產業最前沿的創作者們毫不諱言自身對於新事物的擔憂與壓抑——浪潮無法改變，能緩解焦慮的方式或許只是先正視焦慮——壓抑之外，他們也真誠地用時間和實踐來探索與新技術的相處之道。

對於國產電影來説，科幻是新興的品類，也被不少業內人士視作“彎道超車好萊塢”的機會。但在“風口”之下，腳踏實地做創作，尤其是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的面向未來的創作，才是真正讓“國產科幻電影”成為一種品牌的根本方法。與會嘉賓們作為科幻電影創作的“排頭兵”，展現了戒驕戒躁的態度，分享了對科幻、對產業、對世界變化的真誠思考。

不要因為科幻忘了電影的本質

電影作為理性與感性交織的品類，創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陷入難以抉擇的迷思總是在所難免。所謂“科學幻想”，究竟重在“科”還是重在“幻”，是理解科幻電影的起點。

在王紅衞看來，“幻”才是電影的本體。“我覺得電影的特長不是描繪現實，而是展現人類想象的邊界，所以我一直認為幻想才是能夠讓電影的本體和特性最大化的東西。”

至於“科”，其實是將幻想進行區別的界限，“不是古人在還不知道這個世界和宇宙是什麼樣的時候，進行的那種所謂奇幻和魔幻的想象，而是在人類進入到文明、進入到真正的科技時代之後，才開始能夠進行的幻想或者想象。”

在導演董潤年看來，“科”的存在讓“幻”有了更能鏈接觀眾的基礎。董潤年提到，當下國內市場的年輕觀眾，在世界範圍內普遍都是教育程度比較高的觀眾羣體，這恰恰決定了中國的科幻題材可能在科學邏輯方面的要求是很高的。而幻想作品，都是把人類情感置於極端的情境之下，讓觀眾能有超越日常經驗之外的情感體驗。因此，科幻電影是“用一種合乎大家習慣的科學邏輯的方式，首先讓我們能夠相信這樣的極端情境”，這也是為何科幻電影能在如今的國產電影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但當科幻電影成為某種“風口”的時候，往往容易讓新加入的創作者過度關注概念，而忘記了關於情感的本質。

比如郭帆提到了他對年輕科幻電影創作者的觀察，“我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會關注科幻電影中的高概念，讓他們‘嗨’的是技術。但我們不要忘掉，科幻電影的本質是電影，而電影的核心是情感，如果我們的高概念、高技術和情感都沒有關係的話，它就變成了科普。”

不僅是年輕創作者容易犯錯，連名導的團隊也不少走彎路。導演陸川就提到自己的項目《749局》其實也有過相似的問題。團隊在創作時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執着於影片的設定，比如那個年代的人戴什麼手錶、還用不用手機、開不開車、車長什麼樣等等，越來越細緻，“我在開始的時候也對這個事很‘嗨’，因為要重構一個世界。但後來就會覺得自己心裏很空，這個空不知道哪兒來的。”

很後期的時候，陸川才想明白，所有的包裝好像在做一個大的發明創造，能創造一個新世界。但其實這些東西在科幻電影史上基本都有了，到最後最關鍵的還是得想清楚到底要講什麼樣的電影故事。“我這三年裏無數次坐在剪輯房裏看着這個電影的時候，突然才明白了它得變成一個電影，它得是一個和當初《可可西里》《尋槍》《南京，南京》一樣的電影，而不是因為它是個科幻片就有什麼別的竅門和捷徑能走。”

不論任何類型的電影，迴歸電影初心才是受觀眾歡迎的基礎。離開內核的華麗包裝只會更顯空洞，也無法成為風口。

科幻不是類型

既然要回歸電影的本質，那麼科幻究竟適合與哪些人們熟悉的電影做結合、國產科幻片又要走上什麼樣的道路才更合適，無疑成為了重要的議題。誠如董潤年所言，科幻本身不是特別明確的類型，它只是一種方法，用這種方法來創作各種各樣類型、各種各樣不同的電影。

但找到並熟練使用這種方法，需要漫長的探索。陸川提到，從科幻電影史上來看，絕大部分科幻電影都是災難片。而在國內，則是出現了諸如科幻+喜劇的嘗試，這是陸川在外國科幻片中未曾見到的樣態。

喜劇是本土化的一個重要切入點。2012年，在剛開始創作《瘋狂的外星人》時，國內的創作者還在尋找一種中國科幻特殊的語境，“那時整個電影界還在討論中國觀眾能不能接受以中國人為主角的科幻電影，在敍事方式、敍事手段上有沒有什麼本土化的方法。”《瘋狂的外星人》就是董潤年與一眾創作者共同交出的答卷之一，電影試圖通過挖掘一些民族的特點，比如對酒文化的熱愛，來進行喜劇性的呈現。

這一探索在《獨行月球》得以延續，但在導演張吃魚看來，科幻的邏輯性與喜劇的假定性之間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衝突，説明科幻喜劇並非一個容易的命題。張吃魚表示，因為喜劇本身的假定性或者月球故事的假定性非常強，但是中國觀眾對於科幻電影的要求非常高，對於科學的依據、科學的理論基礎要求非常高，所以當時有很多橋段，到底是往喜感做一些，還是更紮實地遵循科學原理，整個創作過程中一直都在面臨着艱難的抉擇。

除了喜劇之外，科幻理應還有更多的可能。比如非常考驗想象力的科幻類型，在國內目前仍非常貧瘠。在王紅衞看來，像《2001太空漫遊》這樣影史留名的科幻電影，就是基於人類特殊的想象力而達成的，“他願意想象和現實生活毫無關係的東西。我覺得這個能力是神奇的能力。我不覺得它是哺乳類、靈長類動物自然而然進化出來的東西，它是有一點‘神性’在其中的東西。”

毒眸也曾在此前的文章（蜘蛛俠教你如何正確使用“多元宇宙”）中指出，國內電影史的經典之作往往集中於現實主義範疇，在想象力方面的匱乏由來已久。但不論是從藝術還是商業的角度來説，想象力都應該是電影魅力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國內電影市場亟需更多充滿想象力的創作者出現。

當然，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國產科幻電影的發展時間還太過短暫。本質上，科技的發展與科幻類文藝作品的發展其實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只不過在技術發展得過快的時代裏，文藝界在思想創作上要跟上腳步，存在一定的滯後性。

張吃魚就以對月球的研究舉例。17世紀初，首先是伽利略通過自己發明的望遠鏡更加清晰地觀察到了月球，這一發現促使了凡爾納創作了《從地球到月球》。《從地球到月球》的小説再刺激了後面第一部科幻電影的誕生《月球旅行記》，再接下來是人類真正登上了月球。

這一循環往復的過程在今天仍然在持續。張吃魚提到在《獨行月球》路演時，不少看完電影之後的小朋友表示，想去天文館、天文中心更深入地瞭解關於月球、太空的知識，“我相信當這些小朋友成長起來以後，一定是未來中國登月計劃、太空計劃的中堅力量。”

不只是作用於物質現實的改變，也可以作用於對精神生活的填補。王紅衞透露，在《流浪地球》路演中，劉慈欣也曾對大學生有過類似的寄語，“希望你們不要只看到你們現在的學習以及你們畢業以後找工作，然後成家買房子。希望你們能看得更遠一點，看得比現實世界更遠一點。”在王紅衞看來，這或許就是劉慈欣去寫科幻時的初心。

“其實在科幻小説創作上，國內非常多元化，現在這種多元化還沒有完全體現在電影方面。”從1994年就開始讀《科幻世界》的董潤年如是説道。這表明中國科幻電影其實還有許多可供開掘的富礦，拓寬類型表達、發揮想象力，既要本土語境，更要百花齊放。

新技術面前人人都是嬰兒

作為科幻的基礎，科技的發展時刻牽動着每個科幻電影創作者的心。在變革性技術井噴的今年，創作者們都在急切地摸索着能與新技術相匹配的觀念和方法論革新。

比如前段時間刷屏社交媒體的Apple Vision Pro，陸川導演就去親自體驗了一番。在論壇現場，他也第一時間分享了使用的感受，並認為這將帶來觀影的方式的徹底顛覆，“我覺得3D電影院不會再有，3D電影會有，它的亮度、景深還原、立體感，給你的感受是非常強悍的。它不是100寸電視，而是巨幕的感覺。”

這樣的使用體驗分享給郭帆導演之後，儘管還不能確定MR設備的普及速度，但郭帆也已經開始考慮未來電影的發行端口，會不會需要增加一種可能性。據郭帆透露，在正式開始做《流浪地球》第三季之前，希望拿出更多的時間先去考察、認知目前的人工智能在什麼樣的層級上，是把它工具看，還是把它當更深入的物種看，“我們的團隊目前在分類24個人工智能應用，看如何真正把它在未來可以使用在創作之中，這是未來的一些規劃。”

而在陸川看來，這不只是科幻電影的變革，更是整個行業的變革，“現在團隊要求大家都要用這個東西，不管怎麼用，必須得去學，一場手段的革命已經開始了。儘管最後肯定還是講故事，但很顯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畫分鏡、做概念設計，因為現在Midjourney的效率是100倍、1000倍於原來的。包括我們現在的劇本都是ChatGPT翻譯，翻譯得非常好，翻譯助理這件事基本沒有了，我覺得它的效率高了不止100倍。”

更進一步，這已經不只是電影一個行業的事情，是千千萬萬行業都在面臨改造。陸川表示，“在這樣大的技術變革面前，很多人願意問這個對電影怎麼樣，我覺得電影行業只是一個小行業，觸動的是方方面面的事情，它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人，一部分人能夠擁抱它、學習它、跟隨它去奔跑，一部分人是漠視它、迴避它，不去探討它，他們可能就留在這個時代，這兩部分人的距離真的會拉得很開。”

因此，不單單是工具效率的變化，在技術帶來社會變革之後，影視行業所面對的受眾都勢必擁有新思維與新理念，這就是從業者必須有所改變的原因。王紅衞提到，“哪怕沒有技術策動科技賦能，但是你的觀眾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在這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的大腦、審美是不是還能接受在此之前的幾十年的那些電影？這是非常嚴峻、緊迫的問題。”

好在處於前列的行業創作者率先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並且在積極擁抱新技術。王紅衞提到，這幾個月以來，郭帆除了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之外，工作時間之外都在看與人工智能有關的書籍，“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代導演對於新技術的敏感和鑽研，是更自覺的，希望能夠延續到更年輕的一代身上。”

有了頭部從業者的率先探索，再將規律和經驗傳遞到整個行業，從而帶來行業生產方式與思維模式的迭代，電影作為一個已逾百年的藝術形式才能有繼續生長下去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