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 | 龍舟原本作“鳥船”_風聞

    賽龍舟，是國內外許多地方歡度端午佳節的傳統活動。在這個獲稱“水上狂歡節”且日益國際化的節日裏，那些各式各樣卻千篇一律安裝着威風凜凜的龍首的舟船，早已是人們心目中篤定的龍舟的傳統樣式。的確，龍舟，顧名思義就該是龍首之舟。

    然而，一千年前，“龍舟”普遍是沒有龍首的，而大多數都是一副“鳥模鳥樣”，如此本來真面目恐怕會讓很多人沒有想到。那麼，“鳥船”緣何會改頭換面變作今日之龍舟的呢？

    賽龍舟，在唐宋以前約定俗成的稱謂叫競渡或競舟，主要在農曆四五月間舉行，而在端午的節日競渡又始於何時呢？真正有文字可考應始於三國時期。

    東漢應劭寫的《風俗通》記載的“端午習俗”有“賜五色續命絲、五彩絲係臂，集五色繒闢兵”。唯獨沒有寫我們現在所知的端午重頭戲“龍舟競渡”。只在三國末年晉人周處的《風土記》中才有了“競渡”的影兒。會不會是應劭的記載有遺漏呢？不排除有這個可能，但我們若要確定“端午競渡”出現的時間，那也只能依據後者。

    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到晉代各地端午競渡習俗已與紀念本地聖賢聯繫了起來，傳至今日為我們所知聯繫最廣泛的就是屈原。南朝（420—479年）梁代吳均的《續齊諧記》載：“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是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陽競渡乃遺俗也。”

    唐初，著名書法家虞世南編撰的《北堂書抄》轉引了晉代葛洪《抱朴子》裏的有關記載，再次證實了端午競渡與屈原有關。《書抄》雲：“屈原投汨羅之日，人並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為競渡或以水車為之，謂之飛鳧，亦曰水馬。州將士庶悉觀臨之。”

    公元6世紀成書的《荊楚歲時記》也有類似記載：五月五日競渡俗謂屈原投汨羅江日，傷其死，並命舟楫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觀之。

（博物館裏的“龍首”）

    以上唐以前主要的有關端午競渡之俗描述中均沒有提及“龍舟”一詞，卻頻繁出現“飛鳧”“水馬”這一類表徵競渡舸舟特徵的專門用語。飛鳧，比較容易理解，一種善於飛行的雁鴨。“水馬”什麼模樣？很難想象吧。比較接近“水馬”的形象描述可能是東漢王充的《論衡》：“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可見，“水馬”也許是世俗對外來的神奇動物——龍的想象。

    唐代開始，文人墨客留下的很多詩文都再現了當時民間競渡的熱鬧場面。如，初唐時期的張説曾貶官嶽州（今岳陽）寫下《嶽州觀競渡》一詩，首句對參賽之舟作了這樣描述：“畫作飛鳧艇，雙雙競拂流。”這裏只出現了“飛鳧”一詞。

    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劉禹錫（772年—842年）被貶郎州（今湖南常德）任司馬，在端午看了舟賽後，由自己的命運聯想到屈原，作《競渡曲》一首，開篇寫道：”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這裏出現的“彩舟”估計也不是龍首之舟。

    元和五年（810年），著名詩人元稹因任職監察御史與內官爭廳，結果被貶江陵，因而留下千古名篇《競舟》。其中對競舟形象作了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畫鷁四來合，大競長江流。”意思是，船身畫着白鷺鳥紋樣的船隻從四面集合而來，然後在長江之上大肆地競相追逐。這裏也不見有“龍舟”一説。

    由上推知，當時的競渡之舟主要以“鳥船”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所以當然就沒有“龍舟”一説。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對於賴以舟船為生的百姓而言，他們最熟悉的和有助於漁獵生產的是那些水上飛禽。龍，這種想象不來的神奇動物，對他們來説簡直是一無是處。

    順便一提，元稹的詩雖名為《競舟》，卻是一篇呼籲官方大力推行“禁舟”的文章，因此常被愛好挖掘行業歷史的現代划艇教練和賽事裁判們所引用。前天，我看了一位擔任過國際皮划艇馬拉松世錦賽的航道裁判寫的一篇文章，其中他向捷克同行介紹中國文化時就津津樂道地引用了此詩。

    然而，僅引用了前兩句，這位裁判似乎就自作主張起來，改動了一個字。原詩云“楚俗不愛力，費力為競舟”，到了那位裁判那裏便成了“楚俗不愛力，費力為龍舟”。一字之改，雖談不上什麼大的原則性問題，但畢竟是不夠嚴謹，不夠專業。這就好比中國的龍舟賽和英國的皮划艇賽，雖然都是水上划船比賽，但划起來一個面朝前，一個背朝前，江湖規則不一樣，兩者就不能劃等號。

    那麼，我們所知的“龍舟”一詞最早見諸於何時，或者説“龍舟”的稱呼興盛於哪個朝代？答案是：宋朝。

    11世紀的高承（北宋神宗時人）所編撰的《事物紀原》這部大型類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太祖建隆（960年—963年）間，即都城之南鑿講武之池，始習水戰，將有事於江南也；及太宗興國中，得吳越錢氏龍舟；七年，疏國城西開金明池，於是每歲二月教池遂為故事。”

    《事物紀原》裏不僅出現了“龍舟”的稱呼，而且直接道出“龍舟”的原主人——吳越錢氏，即五代十國之一的吳越國。前後延續70餘年的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時期。史載，宋太宗興國三年（即978年）割據漳泉的陳洪進、吳越錢俶歸附，南方割據從此告終。

    宋代之後，“龍舟”一詞光明正大地活躍在文海中。如，被宋仁宗贊為“風采第一”的名臣餘靖（1000年—1064年）所作《端午日寄酒庶回都宮》，詩曰：“龍舟爭快楚江濱，吊屈誰知特愴神。家釀寄君須酩酊，古今嫌見獨醒人。”

（金明池奪標圖局部，宋代）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1127年）卷七，記北宋皇帝於臨水殿看金明池內龍舟競渡之俗，曰：“……池岸正北對王殿，起大屋，盛大龍舟，謂之‘奧屋’，幸駕臨幸往往取二十日。”

    宋代被稱之為“奧屋”的“盛大龍舟”究竟長什麼樣呢？《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約1085年—1145年）在他的另一幅傳世名畫《金明池奪標圖》中即描繪了此等精彩景象。

    此後，在宋元宮廷畫中，皇家龍舟的製作日益顯現奢華之勢。如，南宋畫院待詔李嵩所畫《中天戲水冊》中的大龍舟，頭、尾、鱗、鬣雕鏤金飾，舟上建層樓台觀，檻曲安設御座，兩舷各三槳，氣勢雄偉，金碧輝煌。元代王振鵬的《寶津競渡圖卷》、《龍舟競渡圖卷》、《龍舟圖卷》中的龍舟盛景均是十分的出名。

    賽龍舟，起初僅僅是一項民間節俗活動，時不時還會因為各種不明原因而受到官方查禁。照元稹的意思，力氣和錢財都不能亂用，要節約和愛惜，有力氣也要用到田地中，而不是浪費在競舟上。所幸，這樣的偏見並沒有完全被統治階層接納，史書甚至記載，寶曆年間（825—826年），唐敬宗多次在皇宮組織觀看競渡遊戲。到了宋代，官方參與賽龍舟的熱情和規模則進一步擴大。這又説明了什麼呢？

    我以為，“賽龍舟”這一民間習俗逐漸“征服”統治階層併成功登頂主流文化圈，這是一則民間文化自下而上產生有力影響的生動例證。原本高高在上的龍形象委身於江湖謀生的船隻，暗示着人民作為一股政治參與力量正在快速地崛起。

（十二月令圖之五月景，清代，現藏於台北）

    然而到了明清近代，歷史發展卻在多個層面上出現了“倒退”，一股文化逆流也正好深刻地反映在賽龍舟上。

    據載，明代皇室有端午“鬥龍舟”的習俗，地點是在西苑；而清廷的賽龍舟則在福海舉辦。不過，福海中的龍舟競渡，儘管熱烈的氣氛不輸江鄉，但並不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競賽，乾隆和嘉慶皇帝都曾明確説過“御苑龍舟不過按隊而行”、“九龍順軌原無競”，之所以宣揚龍舟“按隊而行”“無競”而不鼓勵展開競賽，據説是為了避免在觀看的諸皇子心中激發競爭的慾望。

    無競，便是一潭死水。嘉慶之後，道光“節儉”，宮中連唱戲的戲服都破爛如乞丐，更別提賽龍舟了。倒是慈禧，曾在某年端午期間下旨從南方調來20支龍舟隊，在昆明湖裏舉行了一次賽龍舟表演，據説也頗為熱鬧，只可惜那時內憂外患，國庫空虛，已無力將此耗費巨資的活動當作每年的慣例……更堪悲哀的是，不要説龍舟競渡如飛，就連真正的龍舟，很快就“載不動許多愁”了。

    有競，才有勁。感慨往昔，放眼當下。賽龍舟的鑼鼓今日再次響徹神州大地，“人民號”龍舟的威名揚播寰宇。

    比諸流行歐美的皮划艇賽，中國的龍舟競賽中更富有人情煙火的氣息，更深得同舟共濟的江湖快意，也更彰顯出新時代“人民至上”的中國朝氣蓬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