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又到端午時_風聞
虎落平阳-06-21 17:30
【虎落平陽按語】 又到“端午”時。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編輯陳臨士、 張順潔,感謝浙江攝影出版社編輯裘禾峯;感謝日本國譯者國久健太 ;感謝《齊魯晚報》副刊部吉祥。“寧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的老夫對文字有“潔癖”,拙書、拙文 能刊佈於世實在不易。
屈原與“粽子”
金新
(日文版)
(中文版)
(《齊魯晚報》“青未了”副刊)
食俗即飲食風俗。劉漢班固《漢書.酈食其傳》有云:“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而“世界各地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歷史進程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使他們的飲食習俗也不盡相同,構成了食俗龐大紛繁的體系。”在一些典型食品與不同就餐習慣中,藴含着日常食俗、年節食俗、宗教禮祭食俗等內容。就華夏流傳的端午節“屈原與‘粽子’”的悽美故事而言,似屬年節食俗與宗教禮祭食俗之有機交融。
每年農曆五月初的端午節乃中國國家法定節假日之一,業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是節之別名端陽節、端五節、重午節、天中節、浴蘭節、解粽節、女兒節、端禮節、菖蒲節、五月節、龍舟節、粽子節、夏節中,最符合民意的當為解粽節抑或粽子節。
儘管端午節有很多習俗,諸如“端午不戴艾,死去變妖怪”,“端午佳節,菖蒲插屋”,“喝了雄黃酒,百病遠遠丟”,“端午(五)請菩薩,端六發烏賊”,“五月五,劃龍船,過端午”,但吃粽子是端午最重要的年節風俗,蓋因牽涉到宗教禮祭。
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有道:“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語譯意思是:“屈原在五月初五投汨羅江而死,楚國人都為他哀悼。每到這一天,人們用竹筒裝米扔進水裏來祭奠他。東漢建武年間,長沙的區曲忽然看見一個士人,自稱是‘三閭大夫’屈原。他對區曲説:‘得知你正要來此祭奠,很好。但這些年大家所送來的東西總是被蛟龍偷吃。今天你如果有什麼東西要送的話,應當用楝樹葉在外面包上,再用五彩線纏住它。這兩樣東西是蛟龍所害怕的。’區曲照他説的這樣去做了。今天老百姓們在五月初五裹粽子,包上楝樹葉,纏上五彩線,這便是汨羅江畔的遺風。”
唐代文秀《端午》有言:“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粽子,古謂之“角黍”,作為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文化積澱最深厚的傳統食品或曰點心,最早大約見於西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方伯協極。享用角黍,龜鱗順德。”文字形式最早大抵見於東漢許慎《説文解字》——“粽”字本作“粽”,《説文新附·米部》謂“粽,蘆葉裹米也。從米,葼聲。”《説文·夂》:“葼,斂足也。”義為鳥飛時收斂腿爪。《集韻·送韻》:“粽,角黍也。或作粽。”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清楚説明用菰葉裹黍米,煮成尖角或棕櫚葉形狀食物,所以稱“角黍”或“粽”。
其實,民間粽子源於百姓祭奠屈原的説法,那是從南北朝以後才開始的。
屈原(前340-前278),名正則,字靈均,一名平,字原,漢族,出生於東周戰國時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關於自己名字的來歷,其在《離騷》中説:“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這八句話是自敍身世:從原始祖先説到父親,説到自己的生日與父為之命名又為之起字。“高陽”為楚人傳説中的始祖顓頊,看來三閭大夫或曰左徒之憂國憂民系“名正言順”而理所當然者也。
比起歷代奸臣來,屈原投江之不幸又是幸運的,他擁有一塊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紀念碑——“粽子”。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衝向萬里濤。” 毛澤東的《七絕·屈原》高度點贊其愛國情懷、浪漫氣質、醒世精神。
毛先生推崇的歷史人物甚多,比如司馬遷、曹操、李白、李賀等,然最為推崇的是同屬楚人的屈原,曾將其思想性與藝術性俱高的作品作為國禮贈送外賓。據記載:“1972年9月27日晚,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和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會見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將一部裝幀精美的宋人朱熹的《楚辭集註》,作為禮物贈送給田中角榮首相。”
屈原以對內心情緒抒發與對理想追求的浪漫主義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浪漫主義詩歌在中國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為起始點的,從楚辭到李白,又從陸游到龔自珍,浪漫主義在中國文化上的影響從未間斷過,我們在或神奇險怪、或奇妙虛幻的藝術境界中依稀可見正則之情懷之氣質之精神。
想來西晉周處作為屈原的晚輩,《風土記》中有“角黍”記載,大約有言外之意。
周處(236—297),字子隱。東吳吳郡陽羨(今江蘇宜興)人,鄱陽太守周魴之子,“年少時,兇強俠氣,為鄉里所患”,與水中蛟與山裏虎並稱“三橫”之一,嗣後“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而“終為忠臣”,其大抵從“屈原與‘粽子’”及其“ 苦蛟龍所竊”與“殺蛟而出”的傳奇中悟到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之真諦。
唐初名相房玄齡《晉書》有嘆:“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兇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
“離騷”,東漢王逸釋為:“離,別也;騷,愁也。”作品傾訴了對楚國命運和人民生活的關心,“哀民生之多艱”,嘆奸佞之當道。
“國泰民安”的前提是“五穀豐登”。有人講我們中國人把筵席辦進廟宇,擺上墳頭,與其説是對鬼神和先人的頂禮,還不如説是對食物和味覺的膜拜。都説中國是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殊不知我們的飲食文化時不時地透露着宗教的信息,以至於被“別有用心”的人説成“吃教”。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 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身為巫師亦或黃老之學傳播者之靈均之先見之明在於:讓舌尖上的美味“粽子”成為有口皆碑之千古傳播者。如果不免愚忠之屈子能算有先見之明者的話。
一葉飄落而知秋,一葉勃發而見春;尋常細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縮影,無限往往收藏於有限中。“一枝一葉一世界” 藴含着普適的社會道理和深奧的佛理禪機,滴水藏海而看屈原,且看“粽子”;我們能夠看到很多,也能夠思考許多。
問題是,這不僅需要美好的心靈,更需要智慧的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