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不婚時代，社會準備好了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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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今天，你還結婚嗎？

**根據民政部最新發布的統計季報數據，2022年中國結婚人數為683.3萬對。這一數據創下了1986年有記錄以來的新低，比2013年最高峯時的1346.9萬對，更是跌去了近一半。**雖然其中不乏適婚人數下降以及疫情衝擊等因素，但從長週期看，結婚人數隨着世代更替逐漸遞減，已經是一種無法阻擋的趨勢。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高度重視家庭，同時又正在為少子化、老齡化等問題困擾的國家，結婚人數的持續下降令許多人憂心忡忡。不過站在全球的視野，這其實已成為常態，甚至有人稱讚它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但不管是憂心，還是讚揚，不可否認的是，人類的婚姻制度，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而它又會對我們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哪些影響呢？

説起不婚這個話題，我不自覺地想起了自己的四姑。在我們家族裏，四姑至死都是個特殊的存在，因為她沒有結婚。在這個年代，不婚是件很罕見、需要揹負巨大輿論壓力的事情。

年輕時的四姑，外形靚麗、性格開朗，而且還頗有商業手腕和雄心。1982年，30歲出頭的四姑，由於工作能力出眾，在單位領導的鼓勵下，正準備承包國營餐館，大幹一番。不料卻突然被查出得了鼻咽癌。

雖然憑藉她超級無敵的樂觀心態——癌症界有句話，七成病死，三成嚇死。當年和四姑一同在省腫瘤醫院接受化療的病友，後來都病逝了，只有四姑奇蹟般地戰勝了病魔。多年以後，她們“抗癌俱樂部”組織體檢，發現四姑體內的癌細胞竟然全部消失了。

但四姑的人生，還是因為癌症而被徹底改變。

此後的她，或許是因為從鬼門關走了一遭，看透了生死，曾經的商業雄心，煙消雲散，結婚大事也不再提及。儘管仍不乏追求者上門，但她都躲着不見，深恐拖累人家。所幸那時候，由於住房緊張，都是一大家子幾户羣居。靠着家族的庇護，以及左鄰右舍幾十年的交情，倒也沒啥閒言碎語，四姑一直活得很自在。

或許是受她的影響，我們家的人結婚都很晚，無一例外均超過了30歲。有好幾位姐姐，出嫁前都曾被長輩半開玩笑半揶揄：是不是想成為“四姑第二”呀？

話雖這麼説，但在那一代人心中，結婚還是人生頭等大事，無病無災的話不能不結婚。所以在我們這輩70後、80後成長過程中，催婚是一件幾乎人人都遇到過的事情。特別是四姑後來因為獨居期間突發中風，身旁無人及時報醫而不幸離世，更是給了家中長輩們以巨大刺激，並經常拿此血的教訓來勸導我們，不結婚的後果有多嚴重！

不過最近這兩年，不知是因為自覺年歲大了，管不了小一輩的事了，還是身邊朋友同學子女不結婚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所以父母催婚的情況明顯少了。可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話不虛。但私底下，他們還是會納悶嘀咕：現在的年輕人都怎麼了，為啥都不結婚了？現在不結婚，以後老了怎麼辦？

是啊，人類的婚姻制度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呢？

婚姻經濟學認為，婚姻是人們為了滿足於本性並降低交易費用而實現效用最大化的一種組合形式，類似於企業的存在是為了要給市場交易節約交易成本。

回顧人類婚姻制度的演變歷史，真正把婚姻和愛情結合起來的時間其實非常短。無論是古代西方各國王室之間的通婚，還是古代印度不同種姓之間互不通婚，本質上都是出於經濟目的，即財富合併、風險共擔，所以才會特別講究門當户對，而毫不關心有無愛情，甚至不需要男女雙方同意。用中國的一句古話講，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至於愛情，過去中國文人寄託於筆下的戲劇小説，為什麼張生與崔鶯鶯的故事千古傳頌，就是因為現實中幾乎沒有。而西方貴族則選擇在外尋找情人，所以我們讀17、18世紀的歐洲歷史或小説，但凡有點名氣的人物，幾乎都有情人。

同時，古代社會因為戰亂頻仍，男子死傷慘重，所謂“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而無論農耕還是遊牧社會，又都需要勞動力，所以普遍實行一夫多妻制。

中國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頒佈，才開始推廣一夫一妻制，但真正嚴格執行、全面落實，要等到1950年《婚姻法》出台後。而在港澳地區，由於《大清律例》的延續，甚至到六七十年代都還存在一夫多妻制的情況，比如著名的賭王何鴻燊，就有四房太太。

相比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無疑是一種進步。它的出現伴隨着女權運動的興起，女性財務地位的日漸獨立，只是在很長一個階段，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其財務實力都不足以獨立應付生活，同時生命科學的滯後，也使得要想繁衍後代，就必須結婚。

但這個階段現在也正在過去。從經濟角度講，結婚的幾大經濟學好處，比如夫妻搭配，優勢互補；降低生活成本；保險機制；分享家庭商品增值等，都已經可以自我滿足，或者通過別的交易方式，比如購買商業保險、聘請專業養老護理或入住養老院等來實現。

甚至就連生育這件事，現在都已經不需要另一半面對面配合了。比如有些高齡單身女性就選擇通過試管嬰兒技術懷孕生子……這種情況下，婚姻的吸引力自然逐漸下降，而其負面影響，比如遇到不合適的人所產生的時間、情緒、金錢內耗等則被放大。

不婚羣體急速擴大，就連曾是最願意結婚的省份河南，2022年比2021年結婚對數都下降了六分之一，超10萬對。

至於外國，比如法國，簽署同居協議（PACS）的人已經快趕超正式結婚的人了；而在瑞典，20～34歲年輕人中，與伴侶共同居住的年輕人佔比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註冊伴侶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輕人僅佔17.57%，其餘29.41%則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

難怪有人喊出，“婚姻制度即將解體”的口號。

今天很多人擔心結婚人數下降，主要是將其跟生育率綁定在一起。但其實，這兩個問題應該分開來看。

毫無疑問，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説，提高人口生育率，努力恢復至2.1的更替水平是非常必須的，雖然很難。但如何提升生育率，是不是非得通過婚姻的方式，卻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從全世界範圍看，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在持續上升。

其中，智利“私生子”比率最高，達到了73.65%，哥斯達黎加、冰島也都超過了70%。法國是60.4%，英國是48.2%，美國雖然總比例為39.6%，低於歐盟（41.3%）和經合組織（40.74%）的平均值，但其國內的黑人新生兒中，非婚生比例高達72%，西班牙裔則為54%。

在東亞國家，由於社會對於非婚生子的接受度還較低——日本、韓國都只有2%多一點，所以結婚數低就意味着生育率低。這也是為什麼面對持續惡化的人口問題，焦慮的國人會如此關心結婚數據。

但這種社會意識，正在發生變化，主要是城市化進程中，傳統的家族親戚聯繫正在減弱，這兩年甚至流行起一個詞——斷親。既然親都斷了，來自家族親戚的催婚壓力也隨之消解，青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願，更自由地選擇婚戀及生活方式。

近些年，城市青年婚戀形態日趨多元化，除了較為常見的姐弟戀、丁克族，還有日漸流行的獨身生育、或是領養孤兒等等。

看看國外，領養孤兒是一種常態，有些明明自己已育有子女，仍會去領養一兩個孤兒。一些中國孤兒被外國父母領養長大，返回國內尋找親生父母的新聞，也時有報道。總體來説，中國對於領養孤兒這塊的限制和門檻是過多過高的，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精簡、放寬。

當然，需要改變的遠不止領養制度這一個方面。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提到過，單身不婚潮將對經濟結構、社會需求帶來衝擊與改變。比如對住房數量的需求會增加，但面積需求會減小；又比如對社區型配套，如健身房、口袋公園、鄰里中心等的需求會增加，而對大型中央公園、商業綜合體的需求會減少……

相比浪費口舌爭論結婚數量下降是危機還是進步，不如接受現實，對其可能帶來的變化，及早做好準備。所謂“預則立，不預則廢”，對婚姻制度的變遷是如此，對少子化、老齡化亦然。

作者：長三角區域城市觀察家、“為父親寫史”計劃發起人、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