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愛國形象出自誰之手？梁啓超提出新見解，郭沫若一錘定音_風聞

端午節是為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而設立的，“屈原愛國”這一觀念似乎是自古流傳下來的觀點，但其實不然，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流變中，屈原的形象其實十分複雜，“愛國”並非人們對屈原的主流印象。直到20世紀上半葉，尤其是全面抗戰爆發，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機，“屈原愛國”這一説法才固定下來。

一、自古至近代的屈原人物形象

屈原出生於公元前340年，是楚武王的後代，在楚國可以説是典型的公子王孫。公元前329年，楚懷王即位，這位新君起初胸懷壯志，對屈原讚賞有加，屈原也被予以重任，擔任國君的“左徒”與“三閭大夫”，可謂是進入到了楚國朝廷最核心的圈子當中。當時的時代正是戰國晚期，各國紛紛採取變法之舉，像秦國在經歷商鞅變法之後已經十分強大，屈原應時而動，採取種種變法舉措，與陳腐的楚國舊貴族進行對抗，這自然引起了朝內諸多王公大臣的不滿。

公元前299年，早已沒了雄心的懷王竟接受了虎狼之秦的建議，孤身一人趕赴秦國參加秦國舉辦的“秦、楚友善會議”，隨即懷王被扣押，至死再也沒有返回楚國。力主懷王不要赴會的屈原再次遭朝內小人進讒，被放逐煙瘴之地，也正是在流放之際，屈原寫下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這樣的流傳千古的詩句，用以感懷行將就木的楚國與自己的命運。公元前278年，當屈原聽説秦軍攻破楚國都城的時候，他再也無法忍受這樣的世間了，於是選擇了投江自盡。這就是屈原的事蹟和形象。

楚懷王

自西漢以來，歷代都有學者對屈原的人物形象進行闡述。但與今天完全不同的是，當時對屈原的評價存在十分明顯的兩極分化，“忠君”與“怨君”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都出現在屈原一個人身上。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尤其是宋明理學出現之後，“忠”壓倒了“怨”，成為評價屈原的主流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忠”固然有屈原愛國的意味，但更主要的是表達屈原對君王的“忠心”，這與現代社會中的愛國觀念有着本質的區別。明末清初，由於王朝更迭，許多學者在懷念大明的同時，對屈原的忠君與忠臣形象進一步闡發。像黃文煥便説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王夫之也將屈原看作“千古獨絕之忠”，即使在清代完全穩固統治之後，清代學者依舊將屈原的“忠”視作所有大臣都應該學習的對象。

總而言之，在20世紀之前，屈原的形象總逃不出帝制時代的“忠君主義”色彩，這裏的忠更多的是對皇帝、君主的忠誠，而非對現代意義上的由全體國民組建的國家的忠誠。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走向近代化的發展道路。20世紀初，梁啓超藉助西方傳來的反傳統的風氣與新式學問，對屈原的形象進行重新闡述。在1902年刊發的一篇文章當中，梁啓超不再以“忠臣”二字闡述屈原，而改之以“文豪”的評價，屈原的忠也開始具有現代色彩。換言之，在梁啓超的新式闡述下，屈原“忠心”的對象開始被悄然替換，由君主、朝廷改換為國家與民族。自梁啓超開始，一場對屈原形象的再闡釋運動由此開啓，屈原的人物形象於是發生了重大改變。

《建黨偉業》張家輝飾演梁啓超

二、屈原人物形象再闡釋

在梁啓超發表文章之後，由他創辦的《新民叢報》陸續發表了若干篇提及屈原的文章，其中除原創文章外，還有一些自國外翻譯過來的譯文。其中有一篇翻譯自日本《哲學大觀》中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屈原，但譯文與原文之間的意思卻相差甚遠，這種在翻譯人員看來十分不應該的錯誤，卻反映出譯者對日本學者有關屈原論述的不理解與反對態度。

具體來説，《哲學大觀》原文作者説屈原是一位“孤忠”之人，因遭小人讒言而被貶斥，最終投身汨羅江。這樣的説法，其實與中國古代社會對屈原的看法相差不多，即將屈原視為“忠君之臣”。但在譯文中，作者卻將“孤忠”二字替換為“愛國主義”，這裏的“愛國主義”其實已經與今天的愛國主義意思無比接近。換言之，譯者對古代社會中對屈原的評價十分不滿，在接受了現代國家的概念後，他開始嘗試改寫屈原的人物形象。

自20世紀初梁啓超開始，對屈原的人物形象進行全新塑造的嘗試已經開啓，但這些文章大多沒有在國內盛行。而且這一時期對屈原的闡述，除像梁啓超等人開始強調其“愛國”色彩外，還出現了其他的闡述方式。例如王國維便有意淡化屈原的政治色彩，他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着重強調屈原的詩人身份與文學水準，他特地用“詩人、文學家、文豪”等詞語來形容屈原，而放棄使用政治色彩濃厚的“忠君”、“愛國”等字眼。

影視劇中的屈原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帝制被廢，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建設道路，而學界對屈原的再闡述進入一個全新階段。1910年代，胡適開始就盛行千餘年的屈原“忠君”形象與闡述進行批判，他認為以往人們對屈原的闡述帶有濃厚的儒家倫理色彩，“君臣大義”的理念使屈原成為了一個倫理的“靶子”，屈原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成為了一個“虛假”的“忠臣教科書”般的人物。胡適的批評可以説一針見血且十分毒辣，其他如伍莊、謝無量等學者同樣對屈原的“忠君”形象進行嚴厲批判。在新文化運動的大環境下，胡適等學者的批評使屈原原有的“忠君”形象日趨於瓦解。

胡適

三、從“忠君”到“愛國”

既然屈原“忠君”形象被逐漸打倒，這就意味着學界要對屈原的形象進行重新塑造，而在現代國家觀念與民族觀念的影響之下，屈原的形象愈發從“愚忠”向現代意義上的“愛國”進行轉變。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東北淪陷於日本之手，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在這一危機的影響之下，學界對屈原的研究更加深入與集中，屈原自身的悲劇性結局讓學界意識到通過研究屈原，可以讓自己對當下的中國危局更能感同身受。

這一時期除了胡適之外，郭沫若也加入到對屈原的再闡述當中。郭沫若開始將屈原描述成一位“偉大的民族詩人”，他的自殺不再是以往論述中帶有負面意義的“厭世情緒”，而是在“崇高的殉國精神”影響下的“從容就義”。在郭沫若的筆下，屈原的死與近代以來革命者的犧牲具有了共通之處，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的未來從容赴死，不懼犧牲。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後，郭沫若對屈原的研究更加集中深入，他撰寫出大量有關屈原的文章，在郭沫若的帶動下，抗戰時期以屈原與楚辭為核心的研究隊伍也在不斷壯大。

全面抗戰時期是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的最為危急的時刻，正如屈原投身汨羅江前的楚國一樣，中國也面臨着被滅國的危險。郭沫若創造性地以“偉大的民族詩人”形容屈原，將屈原描述成為為國家犧牲的崇高詩人，這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愛國心與民族主義情緒。

郭沫若

在屈原形象發生改變的同時，端午節的地位也在不斷提升，1940年，國民政府在端午節的前一天於重慶嘉陵江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龍舟競賽，這其實意味着中央政府對端午節的重視在不斷提升。

在這場比賽的開幕詞中，行政院長孔祥熙直言紀念端午就是紀念屈原。在學界與國難的影響下，政府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因為端午節在之前不僅是單純紀念屈原的節日，民間還有紀念伍子胥、曹娥等説法。但自國民政府定下基調之後，端午節開始成為單獨紀念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總而言之，20世紀上半葉是屈原形象發生徹底變化的關鍵時期，原有的帶有濃厚儒家倫理色彩的“忠君”形象被學界逐漸消解，在現代國家與民族危機影響下，屈原從愚忠變成了愛國，直至今天，屈原是偉大的愛國詩人這一説法已經家喻户曉，成為一種文化常識了。

文史君説

屈原的形象變化歷程鮮明地印證了觀念具有複合性這一説法，任何觀念都不是不變的常數，相反是可以隨時變化的複數。從較長時段來看，屈原的人物形象在發生不斷變化，不同人對其進行了不同闡述，但最終在民族危機的大背景下，愛國這一形象壓倒了其他一切，成為直至今天都為人們所銘記的屈原形象。

參考文獻

王餘輝：《解構·建構·實現 ———近代“屈原愛國”觀念生成與傳播的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20年第5期。

董楚平：《從屈原之死談到他的愛國、人格、氣質———屈原個性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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